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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十一)

7,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的发展来审视,在一百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的前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影响中国走向的最重大的选择问题,即是选择联美道路还是选择列宁主义道路,来救中国的问题。这选择问题,也可以一句话,中国是不是应该走苏联的道路。而百年以后出版的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截然表现出此一个百年前出现的中国社会最重大的选择问题极大错误,究其原因,从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以及他的所有著作,可以看出,唐启华其人对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几乎是没有什么分辨能力,那就必然是无法对国际社会的基本走向和对中国最重要的命运选择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有良心和理智的选择了。
   为什么要从思想史的发展来审视呢?我们说,一个历史学家他的一个任务是要搞清历史的真相。而欲想把握历史的真相或历史的客观性,那就不能抛开或离开了历史中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欲想把握历史的真相或历史的客观性,我们必须研究那些历史中的所有重要的人,欲想研究那些历史中的所有重要的人,那就必须考察这些历史中的重要的人物的出身、成长、教育过程、他们的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必须考察这些历史中的重要的人物的动机、观念、精神状况与对外界的反应,必须考察这些历史中的重要人物的思想变化发展的历程,方可把握历史的真相。如果你没有考察威尔逊的教育成长的过程,你没有考察威尔逊向德国宣战以及宣战后一系列演说,你就无法理解威尔逊提出十四条解决方案的动机和目的。 如果你考察了列宁的教育成长的过程,如果你考察了列宁在受教育上缺乏了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法律科学国际法原则的基本训练,故所以列宁讲的两句话:“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4-595页。你就必然理解了列宁违反国际法原则向中国输出革命的动机和目的为何了。
   当然如何一个活着的人的思想都是发展着的,是有变化的,到了死了才就固定下来了,有记录的可供后人研究之用,但是要记住,一个活着的人的思想发展是有变化的,但也是有其轨迹可寻的,每个重大的变化都是有原因的。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根据他对梁启超思想发展的研究,认为梁启超在民初时调整了对日态度,从“觉日人之可爱可钦”转向“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也对1919年后“决裂期”的悄然来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要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呢?

   
   哲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理论哲学,另一个是实践哲学。从研究对象方面说,理论哲学研究的是“事实”问题,从主体方面说,理论哲学对应于康德所说的理论理性,它关心的问题是“我们能够知道什么”。要知道“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就必须既了解世界(形而上学),也了解我们自己(心灵哲学),还要了解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认识论和语言哲学)。故属于理论哲学的有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和知识论等。
   实践哲学主要研究的是“价值”问题,而价值是各种各样的,实践哲学又对应于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它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要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就必须知道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政治哲学),什么是正确和错误(道德哲学),什么是好和坏(社会哲学),什么是美和丑(美学)。故属于实践哲学的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和美学等。
    再更加具体地讲,政治哲学所关心的独特问题包括三个方面: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
    从政治哲学产生的历史来看, 作为“政治的哲学阐释”的政治哲学,起始于苏格拉底,形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自苏格拉底开始,哲学从关注自然的本性转向了关注人类自身的德性,哲学也就成了“政治哲学”。 自马基雅维利开始,哲学又从关注德性转向了关注政制,好像变成了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的“政治科学”。这种“哲学的政治阐释”体现的是政治哲学的“实践理性”维度,或者说是现实性、规范性维度。
   
   对于历史哲学请参考我推荐的文章,最好是自己阅读何兆武的《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没有哲学深度,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等文章,在这里恕不再重复多言。
   
   前面我们介绍了威尔逊获得历史与政治科学的哲学博士学位的经历,以及他对德宣战的演说。
   你就有一种认识。前面我们讲了在一百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的前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影响中国走向的最重大的选择问题,即是选择联美道路还是选择列宁主义,来救中国的问题。如果你处在一百年前的当时,那你是如何地选择呢?
   
   假如你是一位有学习过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经历的人,并假如你是一位负有欲想为全中国民族选择正确之路的人士,那么在你面临如此重大历史性的选择题目时,你必然是腾出时间拼命地尽可能多地阅读威尔逊与列宁两位生平著作演讲和文章,(因为我曾经读过一位德国总统的回忆录,记得他为了要去某国家进行访问,花了一周的时间阅读了大量有关该国资料和领导人的生平爱好与著作,而现在阅读的目的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的生死命运之选择,那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呢?!)当然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按时地阅读完他们的资料,是否能全面地读懂并理解了他们的资料。再更为重要的就是在阅读完他们的资料后能否正确地作为一个选择官(尽管是选择官之名,但类似作为一名博士导师,因为这种选择实为比审批一篇博士论文还要重要。)在两者之间作出你的评判与选择。
   我们在五四百年以后对此影响中国走向的最重大的选择问题,即是选择联美道路还是选择列宁主义,来救中国的问题进行历史性研究和考察,那就是把问题变成了,对当时有重要的影响力的中国精英进行全面的一次调查,有没有哪位精英认真地走过这样的过程,他作出了什么样的建议。我再把关键点重复一下,在调查中一方面要调查该精英的教育成长过程,主要是确认他是否具备有考察比较两种理论的能力,另一方面是解决他能否独立地理解和分析威尔逊主义列宁主义这两种理论实质,并确定比较选择的原则与方法、进行选择过程。若你能按照我的要求认真地进行调查并能公开你的正确的调查结果的话,那你就理解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全部!
   
   下面还是回到我们的论题,在一百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的前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影响中国走向的最重大的选择问题,即是选择联美道路呢还是选择列宁主义,来救中国的问题。这时间上要求中国人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一条是选择联美道路,另一条是选择列宁主义道路,走苏联人的道路。结果由于在一百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的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即陈独秀胡适为主要发起人的新文化运动的引导,以及加上列宁斯大林东方政策的指导下,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孙中山在1924年又实行他的联苏容共政策,进而在1926年至1928年間发动北伐战争,从此走上了列宁主义道路,走了苏联人的道路。
   而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思考,中国的先辈们在一百年前的那个选择是对不对,为什么要讲中国的先辈们在一百年前的那个“走了苏联人的道路”的选择是大错特错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并造成了这样严重的历史性的错误的?
   五四运动的一百年之后中国人总结一百年前所发生了的那些历史事实,其最终的目的无非是经过大家的有意识地努力,以便形成中国人集体的历史记忆。
   
   我们需要向全体中国人指出,一个民族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要想真正地发挥出它的重要作用,那就需要全体国民拥有对自己国家一个连续性的认知和认同,而这一种连续性回溯过去,连接现在,指向未来。我们说,语言、逻辑、概念是历史记忆的三大支柱。“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8-69,)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兰·梅吉尔认为,在历史学语境中,“宏大叙事”指代的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叙事,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Allan Megill,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 in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151.转引自程群.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J].史学理论研究,2005(1).)
   对世界上各种民族的历史记忆的分析表明,在历史记忆的三大支柱语言、逻辑、概念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要素就要算逻辑这一项了。
   我在《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二)》 中说过,“再讲一讲俄罗斯的历史态度。俄罗斯是一个兼具民主雏形和威权特征的转型中国家。在那里,民主体制不完备,价值观念不清晰,是非曲直难判断。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先辈们走过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否正确?它对俄罗斯的现在和未来有何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困扰俄罗斯人的难解课题。
   同战败的德国完全不同,除了赫鲁晓夫曾经在批判斯大林时少许掀开过苏联历史上的“黑色”篇章,以及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要求填补历史“空白点”外,苏联在战后对自己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基本上是讳莫如深。”
   
   据我的观察发现,如果这个民族他的先辈们走过一条真正的光荣地发展的话,这个民族的集体的历史记忆就比较清晰, 如果这个民族他的先辈们走过一条虚假的光荣地发展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就会千方百计地隐瞒、窜改或者搞历史虚无主义。那就必然会把本民族的集体的历史记忆搞得如同廖天琪女士所说的“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一塌糊涂,一片空白,错误太多。”
   
   梁启超早在1901年写了一篇三千字散文《过渡时代论》。梁启超开门见山地向中国人指出,
   “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论证后又说“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接着梁启超说,过渡时代是一个“希望时代”,“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惟当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千折以朝宗;”“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之后,梁启超又严正告诫中国人,指出“过渡时代”又是一个“危险时代”、“恐怖时代”。“抑过渡时代,又恐怖时代也”。“且国民全体之过渡,以视个人身世之过渡,其利害之关系,有更重且刷者:所向之鹄若误,或投网以自戕;所导之路若差,或迷途而靡届。故过渡时代,又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线,而所争间不容发者也!”
   梁启超的话在这里最最关键的是,“所向之鹄若误,或投网以自戕;所导之路若差,或迷途而靡届。”就是说,如果时代的引领人所指向的鹄(目的)有错误,所引导的路线有差错的话,就会使整个中华民族陷入“危险时代”、陷入“恐怖时代”,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所以我们要说,中国人已经到了该清醒的时侯了, 中国人已经到了该觉悟的时侯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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