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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十)

   6,从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对五四运动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中可以看出,在唐启华的心中的价值观有严重的错误,根本无法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英籍华人学者张勇进讲:“任何一个人看待和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无非会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评价者自身的价值观和立场;第二、是对事实的掌握和理解,以及对思维逻辑的运用。关于价值观和立场的选择,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对于一个有着良知的人来说,生命及其尊严应该是最高的价值。一切对生命及其尊严的漠视和伤害,必然是反人类的行为,必定遭到全世界的反对。至于思考和说话是否尊重事实和逻辑,那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接受过最起码的教育,或者这人脑子是否正常的标准。
   在朝鲜战争这个问题上,无论有多少个研究新成果,有几个基本的事实是清楚的:1、战争是由金日成在斯大林支持下挑起的;2、联合国军出兵是经过联合国投票同意并授权的,具有法理和道德的依据;3、中国是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参战的,而所谓的志愿军是一种对外欺骗,否则就不会有几万志愿军俘虏不愿回国的情况;4、战争的直接结果就是维护了三八线的国际地位,之后无论是朝鲜和南韩都不能再随意侵犯;5、战争的最终后果,保卫了韩国的主权完整,导致了韩国走上了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人民获得了幸福。
     反思这样的历史事实,无疑是对历史本身的重新尊重,是对以往谎言的否定和批判。因此,这样的反思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确立和巩固正确的价值观,使人们坚信:维护人的生命及其尊严,永远是我们自己评判历史事件和现实世界最基本的出发点和价值标准。”(引于郭松民:《与张勇进先生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微信讨论》2016-10-11 )
   张勇进讲的这段关于怎样评价一个历史事件的话,明显与上面我们反复论述的精神完全是一致的。而我们的观点只是更进了一步,要求通史达到四通。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在第270页上写道,“研究系与“国民外交”的兴起有关联,梁启超于1918年底游欧之前,在上海国际税法平等会之演说中提及:“现在世界之新潮流,曰国民外交。所谓国民外交者,非多数国民自办外交之谓也,乃一国外交方针,必以国民利害为前提也……当此国民外交时代,凡事之行,固在政府,而所以监督政府者,则在国民审查内外形势,造成健全之舆论,以为政府后盾。”
   1920年5月4日,梁启超于五四运动周年之际,在《晨报》上发表《“五四纪念日”感言》文,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五四运动乃“国人自觉自动之表征”。 (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0页)“今日之青年,宜萃全力以从事于文化运动,则将来之有效的政治运动,自孕育于其中。青年诚能于此点得大彻大悟,则‘五四纪念’庶为不虚矣。”(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8页)
   五四运动的实质是中国进入现代国际社会后的第一场国民外交运动。而国民外交运动又是威尔逊主义的一个要点,它又是与废除秘密外交的要求密切相关的。
   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中国进入现代国际社会是从什么时间点起算的?
   张勇进认为,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是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开端。(信力建:《清末民国,德国人在中国都做了什么?》)华人学者张勇进在1991年出版的《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1920: 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一书中,该书着重展示中国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组织,通过对国际社会的参与,争取西方平等地对待中国的外交努力过程。
   袁伟时:《“五四”百年的铭记与反思》BBC 于2019-04-30 说,“新文化运动是19世纪以来,中外知识精英传播现代文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而进行的思想文化运动。它萌发于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尽管没有作详细的探讨,自然我是偏向于张勇进的意见,只是认为是时间点问题需要进一步地确定,我是认为1917年8月14日宣布对德宣战日为宜。
   国民外交运动和废除秘密外交是密切相关的,它的对立面是采用秘密外交,严禁信息外泄,以防引发群众抗议运动,这种群众抗议运动又叫国民外交运动。
   梁启超在《外交欤内政欤》中高度评价了“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的五四运动。他说:“‘五四’运动,有效果没有呢,有。欧美一般人脑里头,本来没有什么中国问题,如今却渐渐的都有了,提起中国问题,便紧紧跟着联想到山东问题,提起日本问题,便人人都说‘日本人欺负中国’。简单说,这回运动算是把中日关系问题大吹大擂地抬到世界人面前去了,这便是第一种效果。”“这回太平洋会议,这问题虽然没有满意的解决,但日本人已渐渐觉得中国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不能不稍为让步,这也算第二种效果。”“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三种效果。”“因这回运动,表示中国人‘国民运动的可能性’,将来也许引起别种国民运动,这是我希望的第四种效果。”所谓“别种国民运动”,就是内政的国民运动。 (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第4351页。 )
   这一段话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证明, 国民运动的作用与价值。我们要说的是“五四运动”是中国自加入国际社会之后的第一次动员群众参加的群众运动。它一反了在日俄戰爭(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中清朝的中立表态,事后的卖国情景和民众的麻木不仁的态度。因此,它是一场积极的群众运动,值得提倡。
   “国民运动在人类政治生活上有什么意义呢?梁启超在《外交欤内政欤》中从智、意、情三方面作了分析:第一,使多数人懂得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懂得什么叫做政治问题。一般人的通患,莫过于脑筋里没有问题。运动的最大作用,是把各种问题大锣大鼓的抬出来放在公众面前,聒噪得大家耳根不得清净。初时那些浑浑沌沌什么事都回答个“不成问题”的人,你向他聒噪得几次,他脑筋里也渐渐成了问题了。第二,使多数人认识且信任政治生活之“改进可能性”。每一个时代的旧政治,总是被治阶级呻吟于统治阶级之下,统治阶级总是强者,被统治阶级总是弱者,弱者因为力量来不及,只好听天由命,只好盼望强者发慈悲赦免。国民运动,是由少数弱者的自觉,唤起多数的自觉;由少数弱者的努力,拢成多数的努力;自觉努力的结果,强者阶级必然降服,弱者阶级定然得解放。你不试过不肯信,试得一两回便信了,信得过这种种事业有“可能性”,自然政治生命常带活气。第三,使多数人养成协同动作之观念及技能。国民运动虽然也需有指导的人,但他的性质,纯是多数共动,不是一人独动。要养成互助协作的习惯和技能,断不是靠口头提倡所能办到,总须找些机会,常常作实地练习。国民运动,是拿很松很宽很暂的团聚试行协同动作,做过一次,那习惯兴味技能便长进一次,所以致密坚强之民治组织,非经过多次运动而且常常继续运动不能成功。”(引于陈子明:《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
   我们应该说,“五四运动”是发动了广大的群众参与入这场民众表态的运动之中,因此它是对中国的未来有意义,是值得提倡的。而为了与胡适陈独秀的所谓新文化运动作一明显的区别,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将“五四运动”改称为梁启超五四,或者梁启超五四运动。
(2019/06/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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