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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逃港“投敌叛国”民间档案(修订版)

   2010年6月,笔者随同几位古建爱好者,去往正在拆除的广州琶洲村废墟探访。整座村庄,门户洞开,空无一人。偶然进入一座青砖老屋院落,在黑乎乎的堂屋红方砖地板上,拾获这份装在白色塑料袋、随意丢弃的原始档案——包括几份申诉书、书信和遗嘱。落满灰尘。

   (图片说明:2010年6月,拆迁废墟琶洲村,村牌坊。摄影 | 刘水)

   这些残缺资料最早的几份,距今已有四十多年。它们或散乱或装订整齐。因年代久远,散发着浓重霉味;部分纸张或被虫蛀毁,或装订的铁钉锈蚀。除遗嘱外,这些资料均手写于1970年代上半期,字体工整。它所记录的悲惨故事,跟1949年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多年的贫穷饥饿与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迄今掩藏在历史的深处。

   所有申诉书内容大同小异,都在讲述着一个悲凉的故事:饱含亲情的姐姐,为“逃港叛国”判处12年徒刑、已陷于冤狱4年的弟弟,而抱不公不平的怨愤之心,持之以恒向国务院周恩来、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等党政军部门及领导申冤。

1

   民间上访,不是在今天北京政府大门前才有的景象,即使在文革期间社会全面崩溃的背景下,也没阻挡住这位粗通文字的勇敢姐姐,卖掉祖屋,带着普通话翻译,千里迢迢,北上山西讨说法。伏法认罪但有冤,隐忍受辱且不弃。这就是中国政治高压下草民普遍表达不满的传统方式,“新中国”概不例外。

   (图片说明:青砖古屋的趟龙门、矮脚门、砖雕和花岗岩门雕,全部拆毁,无人收集。摄影 | 刘水)

   申诉人即姐姐徐锦轩,出生于1923年,农民,世居广州市郊区新滘公社琶洲村(现广州市海珠区琶洲村原址,建起幢幢高楼,被称为广州的曼哈顿金融中心。)父母早逝。徐氏是琶洲村的大姓之一。徐锦轩家中姐弟六人,她排行老三。大哥在抗战时期,因生活所迫,流落澳门,渐与家人断绝往来、失联;大姐徐锦琼,排行老二,十多岁时饿死;徐锦轩下有三个弟弟,她终身未嫁。

   “罪犯”弟弟徐锡江,1940年出生于琶洲村,徐锦轩的三弟,排行老六。1965年毕业于广州的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分配至山西省阳泉市食品公司当技术员。1969年回广州探亲期间,与同村其他五人偷渡逃港途中被抓获。后工作单位派人,将其从广州收容所带回山西。因其是国家干部,1970年1月9日,阳泉市军管会以“投敌叛国”罪,从重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时年30岁,单身。其余五名农民同案犯,短暂收容教育后即获释。

   因获得的这份档案残缺不全,再加上未能寻找到当事人,故不能确定徐锡江坐牢多少年才获释。所幸,档案里有徐锦轩请人写于2003年的一封遗嘱,上面提到三弟徐锡江。因此,得悉他活着回到了家人身边。2003年他63岁,姐姐徐锦轩80岁。

2

   如果以1949年作为分界线,此前,东南沿海一带,向有因战乱、自然灾害或朝代更替“下南洋”的传统;此后,经济凋敝和政治运动频密,直接导致生活极端贫穷和政治歧视迫害,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正常生态。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们却因饥荒和政治迫害,决绝地选择了用脚投票,投奔怒海。这在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常态。

   “逃港”从来在中国大陆是个忌讳而隐秘的话题,跟其它人祸并无二致。徐锡江“逃港叛国”作为个案,从政府娴熟的处置手段,相信还有千千万万,他们都从历史的夹缝里失踪了。但是,政治制造的一个接一个人祸,却转嫁给无辜百姓以牢狱灾难来承担,当权者却无人负罪,这才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图片说明:三年大饥荒年代的逃港者。图片来自网络)

   笔者最早看到“逃港”这个词,是在1990年代初期。偶见一篇评述金庸在港创办《明报》、因报道逃港潮而一纸风行的文章;1990年代末期,笔者所就职的深圳一家报社总编,出生于深圳龙岗区农村,中学毕业招工,大学毕业转干,逐渐进入官员序列。

   他不无自嘲地笑谈,少年时期在家乡务农期间,曾因饥饿跟伙伴在半夜偷偷掘出生产队病死的母猪,弄熟吃掉;其农村父母兄弟均先后逃港活命。他作为低层官员,虽然忠诚于党,坚不做逃港者,但早年却要靠逃港父母兄弟,邮寄食品才能填饱一家人肚子。

   近年来,大陆各级政府档案馆陆续“解密”部分历史档案。官方资料显示,自中共建政那天起,延续三十多年的“逃港潮”,难民来自除西藏和新疆之外的大陆所有省区。

   1949年以后,内地共有两次逃港高潮:第一次发端于50年代末,在6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这即是官方宣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实为人祸(参见杨继绳先生著作《墓碑——中国三年大饥荒纪实》)。大批饥民从广东边境偷渡去港。港英政府来者不拒,难民为刚刚起飞的香港经济注入了急需的廉价劳动力。

   第二次高潮为1970年代,横跨文革与改开初期。早期是众多无法返城的下乡知青大规模逃港;末期普通人因饥荒和迫害逃港。单是1979到1980年两年间,20余万人闯入香港。此次逃港高潮后期,港英政府不堪重负,开始主动抓捕,遣返逃港者。

3

   2005年12月,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仅在1962年,就有十多万人涌入宝安县(深圳市前身),六万多人偷渡出境,其中五万多人被收容遣返。2006年底,广东省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8万余件,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显示,在1961年后的3年间,有近16万人由内地偷渡到港。这些解密的官方档案,逐渐还原出从1951年到1980年代中期, “逃港潮”的历史图景。

   综合公开的各种档案资料和学界\民间调查,1950年——1980年代,三十多年间,中国大陆共有一百多万人成功逃港。其中不乏后来的商界大亨曾宪梓,武侠小说名家倪匡,歌星罗文等人。

   (图片说明:煽动逃港者的群众批斗会。图片来自网络)

   笔者最高看到的最为知名的一幅逃港潮图片,记录深圳罗湖口岸附近、深圳河上漂浮的密密麻麻的淹毙者尸体。后来检索百度和谷歌,再未找到该图。逃港路线西起深圳蛇口湾,中间梧桐山,东至大鹏湾。一百多公里长的深港边境线,主要有七条海陆偷渡路线。因为沿岸的船只、门板等渡河工具都被政府严密看管,所以轮胎、气球甚至吹胀的安全套都成为偷渡工具。逃港成功者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被在中方边境线拦截,或已偷渡进入香港但被港英政府遣返。

   三十多年间的逃港者、遣返者和死难者的准确数据,广东省各级政府之间、广东省政府与港英政府之间,要么自相矛盾,要么干脆没有数据,都成为隐秘历史的一部分。偷渡死难者没有准确数字,更别说他们的姓名。跟三反五反、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死难者一样,在这个统计数据习惯性作假、混乱的国家,即使有数据,也不足信,仅供参考。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都没镌刻一个“英雄”的名字,国家、集体完全替代个人,抹杀人权。

   有人曾撰文将逃港潮与柏林墙相比较。边境线两侧同样是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一方是自由,另一方是铁幕,制度优劣明显。柏林墙被射杀的152名有名有姓的翻越者,与无数无名无姓的逃港死难者相比,不能不说前者非常“幸运”,每个姓名背后都对应着一个通往自由之路的悲惨故事。更在于东德死难者以死亡作为代价,终于换来统一、民主的德国。

   (图片说明:水路大规模逃港者。图片来自网络)

   中港之间至今被岗楼、铁丝网和探照灯隔离。逃港死难者被遗忘,难以记取,一段惨无人道的历史随之被抹去、洗白。

   中共政府对历次“逃港潮”的应对举措,也暗合了这一时期高层内部路线斗争。对于高层的务实派领导人来说,“逃港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了他们敏感脆弱的神经,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扭转毛泽东灭绝人性的“极左”政策,并最终逼出设立五个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政经国策。

   (图片说明:琶洲村拆迁保留的徐氏宗祠。木牌上的港澳同胞,几乎都是当年逃港者,转身成为港澳华侨。摄影 | 刘水)

   研读官方解密的逃港资料可得出结论,1980年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的的酝酿、建立,直接来自百多万偷渡逃港者正面冲击的结果,而不是其它原因。平心而论,是这些制度的受害者给予执政党喘息的机会。中国历史向来就是如此吊诡。

   几年前,广东省委与深圳市委宣传部合作投拍电视剧《深圳湾》,高调宣称此剧直面偷渡逃港,画面里出现民兵在边境线枪杀逃港者镜头;数万解放军驻扎粤港边境线,拦截、抓捕汹涌而至的难民。

   2010年8月份,广州第三届羊城书香节,深圳文联副主席、前深圳特区报记者陈秉安撰写的调查纪实专著《大逃港》公开出版。这是一部民间采访调查文本,不足之处,二者均回避制度弊端,无所反思,没有追究权力者承担人祸罪责。今年恰逢深圳等特区建立30周年,在官方华丽高调的纪念动作背后,这些血腥的底色,被夸夸其谈和耀眼烟花所掩藏。

   (图片说明:陈秉安先生所著《大逃港》,民间文本,封底为逃港路线图。图片来自网络)

4

   以下申诉书、信件和遗嘱,均来自这份民间档案原件,文字、标点和语法,均尊重原文,只在个别处加括号注明、编辑分段,以便理解与阅读。

   附件一

   (图片说明:其中一份申诉书草稿。摄影 | 刘水)

   申诉

   申诉事由:徐锡江于1969年底因犯“偷渡叛国”罪,于1970年元月9日被山西省阳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判处15年徒刑,故提出申诉。

   申诉人与犯人的关系:申诉人徐锦轩(广东省广州市郊区新滘公社琶洲大队社员——原文加注),家庭成分贫农,与犯人徐锡江是姐弟关系。

   徐锡江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是我的亲弟弟,因我们的父母亲在锡江出生不久即死去,因此锡江从小就由我抚养大的。锡江在学期间表现很好的,于1965年从华南工学院毕业后,由学校分配到山西省阳泉市食品公司工作(当技术员——原文加注),今年33岁。1969年底,因我病重回家探望我。他在探亲假期中,与同行多年的女朋友闹翻了,一时思想糊涂,被同村的徐仪启拉拢下,六人逃港不遂,被公安人员捉回广州学习,后由阳泉市食品公司负责人来广州带锡江回原单位。

   (母亲)当年五岁,受苦十余年后才嫁给我父亲,生活亦是一样苦,当时我母亲因悲伤我姐姐锦琼死去,我母亲以至成长病,不久我母亲亦死亡,留下幼弟三个,最大的10岁,最小的是锡江还未满一岁。母亲死后家中生活难过到极了,欲把锡江送给人家养,但我不忍骨肉分离,故不肯把锡江送给人家。当时我的家的生活全靠租地主的八分田来耕之外,我还要去本村的大耕户徐秀处做短工,每天工资2.5斤米。除一家几口人生活外,还要煮一些米糊或什粮将锡江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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