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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小說竄改歷史為祖宗翻案

《明史》案之罪魁、金庸祖先查繼佐成了正面人物
    “利用小說反黨,這是一大創造”的莫須有罪名,打倒了「今上」習近平的父親--在三十年代同高崗一起拯救了毛澤東红一方面軍殘部的習仲勛。其實,利用小說可以幹任何事,如利用小說辱駡仇人,利用小說為古人翻案,利用小說推銷自己的私見。然而這些目的是否能夠達到,則很難說。只有在讀者眾多的情況下,作者的這類用心才有可能大行其道 。譬如說金庸要利用小說為其漢奸祖先塗脂抹粉,其影響力則毋遠勿屆。
   《鹿鼎記》的楔子一章,就說了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在小船上密談,說到當年轟動全國的莊氏《明史》案,其中牽涉到金庸先祖查繼佐。說其雖然亦涉及此案,但終因得廣東提督吳六奇之力而免罪云云。此後莊史案作為一條主線貫穿於整部書。
     金庸的歷史功底應該是沒有問題的,2007年5月21日,臺灣政治大學建校80周年時,金庸應邀回母校參加活動。他在演講時,回憶了自己當年在學校發奮讀書的經歷。他對師弟師妹們說:“自己那時算是用功的學生,每天必讀一本中文書和幾頁英文書,中文書讀的是《資治通鑒》……”
     在另一本《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與池田大作對話錄》中,金庸回憶道:“抗戰期間的一個暑假,大學的同學們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無家可歸的同學住在校裡。天氣炎熱,大太陽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運動,我只好在教室裡埋頭讀書。讀的是《資治通鑒》和《世界史綱》。

   1942年中,查良鏞從衢州高中畢業,滿懷理想壯志,輾轉西行,1943年來到戰時首都重慶,繼續求學。雖然考取了西南聯大外文系,但因費用不足加之路途遙遠,不得不放棄。最終選擇了不收學費、且有生活津貼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
     進入大學之後,查良鏞曾專心於學習,從而在第一學年結束的時候獲得了全校總成績第一名,並受到了學校教育長的嘉獎。還曾以描寫泰國華僑生活的短篇小說《白象之戀》參加重慶市政府的徵文比賽,獲得二等獎。
     然而第二學年開始不久,就出了問題。
     中央政治學校是國民黨政府培養政治幹部的最高學府。1927年成立於南京,當時名為中央黨務學校,兩年後改名為中央政治學校,後來改名為國立政治大學。依據辦學者的政治理念、政治水準和政治素質,不難想像,這不是一所正規的現代化大學,而是一個幹部訓練所。所以,在學校中,有些國民黨黨員學生,飛揚跋扈,排斥異己,甚至公開毆打一些思想左傾的同學,還要給對方扣上「異黨分子」的政治帽子。
     看到這樣的現象,查良鏞氣憤地去找學校訓導主任通報,要求校方制止此類事件。但訓導主任反而說他多管閒事,說這些打人的學生是見義勇為,被打的則是異己分子。他繼續申辯的結果,是被當成異端,進而被學校當局勒令退學。這樣,1944年11月,查良鏞結束了自己一年零兩個月的大學時光。
    被勒令退學,雖然是他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挫折,但這一次面臨的卻是社會人生的大是大非問題。有意思的是,這一事件,與《神雕俠侶》中楊過在全真教門下的遭遇非常相似,那裡也有師兄打人,結果是,楊過被迫成了全真教的「叛徒」。
   1944年,他被退學後在中央圖書館掛職,閱讀大量書籍。1945年抗戰勝利後返鄉,曾在杭州《東南日報》暫任外勤記者。1946年赴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課程,1948年畢業。
   1946年秋,上海《大公報》在全國公開招聘三名國際電訊編輯。這種職業,便於瞭解國際形勢,對以後從事外交工作大有裨益。 3000報名者,金庸屬千分之一的佼佼者。 1948年,金庸被上海《大公報》派往香港。
   撰寫小說竄改歷史為祖宗翻案

   早年投靠中共因家庭成份披拒
   1949年11月,金庸因國共雙方在香港争奪” 两航” 財 産權趕寫了一篇論文《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發表於《大公報》上,頗得中國國際法權威梅汝璈的賞識,梅汝璈決定讓金庸到外交部來工作。梅汝璈曾任東京戰犯法庭中國首席大法官,威望極高。金庸大喜過望,不惜離婚,匆匆北上圓他外交家之夢。
   當時外交部長由周恩來兼任,喬冠華是周恩來的外交秘書,在外交部頗有實權。抗戰時,喬冠華曾在香港從事過新聞工作。 1946年,受中共派來港創辦新華社香港分社——任首任社長。當時,喬冠華每週都要與左報採編人員開會,金庸與喬冠華均是江浙人,兩人私交還不錯。 1949年底,喬冠華回京工作。
   對老友的到來,喬冠華當然表示歡迎,喬冠華表示,外交部的確需要人才,不過,他也表示,一個受過國民黨軍政學校教育的地主後代,一個非黨人士,恐怕很難進外交部。喬冠華的話如晴天霹靂,炸碎了金庸的大使夢。金庸只好回到香港。
   中共建政初期,一場殘忍無比的“鎮反”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殺、關、管”三管齊下。由於殺人批准權力下放,地方上出現了亂捕亂殺現象。金父查樞卿因為兒子在香港,自然被扣上有“海外關係”的帽子,連同不法地主罪名一併審查。
   不久,查樞卿被列入“管”的名單。1951年1月後,從上到下捕殺”反革命份子”的進度加快,他被升格為“關”的對象。鎮反幹部組織村裡人揭發其罪行,可他一貫行善積德,對村民友好,且年年資助窮人,所以沒有一個人控訴他。最後鄰村一個被俘國軍士兵揭發他窩藏槍支。於是,他進入“殺”的名單。給他羅織的罪名有抗糧、窩藏土匪、圖謀殺害幹部等。其實,“抗糧”是謬誤。中共建政後,人民政府徵收公糧,因為糧食在佃農手裡,佃農自己交了,查樞卿家所交的糧就少了。至於“窩藏土匪”,指的是顧秀英弟弟(浙南山區反共遊擊戰士)曾在其家躲藏了幾天。“圖謀殺害幹部”指的是那支手槍招來的莫須有的罪名。許多年後,金庸大妹查良琇說出了那支手槍的真相:繼母顧秀英弟弟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將一支手槍偷偷藏在姐姐家後院的糧庫內。這事查樞卿夫婦並不知曉,壓根就沒見過。不料,顧秀英弟弟把此事洩露給自己的同道。
   1951年4月26日,查樞卿被從監獄裏拉出來,驗明正身後,不換衣服,不賞酒飯,五花大綁甩上刑車,即開向袁花鎮查樞卿所辦的龍頭閣小學的操場。到達操場後,4人一批,立即槍斃。金庸繼母事後才知道消息,強忍淚水來收屍,只見丈夫橫屍操場邊的田埂上,身下一灘血。妻兒們把遺體拉回家,連夜掩埋,不敢留有墳頭。
   金庸的繼母名叫顧秀英。11歲時,顧秀英押給查家當丫環,起先伺候金庸的祖母。徐祿病亡滿3年後的1940年,查樞卿續弦再娶,小他17歲的顧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先後生下良鋮、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瑉二女。
   顧秀英是位賢妻良母,對丈夫唯謹唯慎,處處謙讓;對前房和親生的兒女,沒有親疏之別,給予同等的母愛。查樞卿遇害後,1958年,在無糧無柴的歲月裡,她賣掉了所住的兩間老房以維持生計,不料被誣以「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罪名,遭受了三日三夜的毒打。回到家,她對兒女們說:「什麼苦我都能忍受,只盼著養大你們,有書念,對得起你們早死的父親。」顧秀英堅信丈夫是無辜的,在丈夫死後的30多年裡,多方申訴,為其平反而奔走。顧秀英於1989年去世,享年77歲。
   鄧小平向金庸道歉 殺父之仇一筆勾銷
   查良鏞的父親查樞卿在50年代初被中中判死刑處決,這對他來說當然是難以接受的悲劇。2000年年初,金庸在其自傳體散文《月雲》中寫道:“從山東來的軍隊打進了宜官的家鄉,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壓農民,處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傷心了大半年,但他沒有痛恨殺了他爸爸的政權。因為全中國處死的地主有二三百萬,這是天翻地覆的大變。“宜官”是金庸的小名,是他父親查樞卿給起的。金庸並不姓金,而是姓查,本名查良鏞。“金庸”是他的筆名,由“鏞”字一分為二而得。
   金庸在香港的大公報工作了相當久,擔任的是翻譯工作。在這個時期內,金庸對電影工作有了興趣。金庸直接參加了電影工作,做過導演,但時間不長。
   三十年後,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會見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著說:“團結起來向前看!”金庸點點頭,說:“人入黃泉不能複生,算了吧!”
   鄧小平接見金庸之後,浙江省海寧縣委、縣政府與嘉興市委統戰部、市僑辦聯合組織調查組,對金庸之父查樞卿的案件進行了覆查,發現是件錯案冤案。 1985年7月23日海寧縣人民法院就查樞卿重判案的《刑事判決書》稱:“原判認定查樹勳在解放後抗糧不交,窩藏士匪,圖謀殺害幹部以及造謠破壞等罪行,均失實。至於藏匿槍支一節,情節上與原判的認定有很大出入。本庭認為,原判認定查樞卿不法地主罪的事實不能成立,判處查樞卿死刑屬錯殺。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判決如下:撤銷海寧縣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34號刑事判決,宣告查樞卿無罪。”查良鏞得知後,專門去信海寧縣委領導:“大時代中變亂激烈,情況複雜,多承各位善意,審查30餘年前舊案,判決家父無罪,存歿俱感,謹此奉書,着重致謝。
   在一九九九年十月下旬於杭州舉辦的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管理研討會上,金庸説:“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和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跟隨黨的政策,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保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這番話發表於六四屠城後十年,這支軍隊在天安門前屠殺了萬千無辜學生,這個政權殺害了他的生父,他居然忘了殺父之仇感謝仇人、還教導後輩要向妄殺無辜者學習,是謂忤逆不孝。
   金庸先祖査繼佐是明史案中的鬼頭仔
   
   《鹿鼎記》的第一回,詳細地介紹了清朝最慘烈的一次文字獄“莊氏史案”。在這個冤案中,被淩遲處死的就達十多人。淩遲處死,就是將受刑者的肉,從不致命處一小片一小片地向下割,讓受刑者在死之前儘量多受些痛苦,是最慘無人道的。按清朝律例,被淩遲處死的人要忍受三萬六千刀。這種刑法大概是古今中外各種刑法中最殘酷的一種了。
   在一個案子中,用這種最慘無人道的刑法處死這麼多的人,而且又都是無辜的,這在歷史上是極罕見的。被砍頭、充軍、變賣為奴的就更多了。
   在金庸小說中,有一宗很著名的告密案:金庸的祖上查嗣庭寫了“維民所止”四字,被人告密,說是“維”、“止”二字給“雍正”去頭,涉嫌謀反。被告密後,查嗣庭因犯了大忌,引出殺身大禍,遭到“文字獄”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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