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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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华之本,清历史之源---《中国故事》先秦卷自序

   正中华之本,清历史之源---《中国故事》先秦卷自序余东海一本书精选出具有相当历史现实意义和文化道德价值的一系列故事,以仁本主义历史观进行观照、解析和评判,梳理历史脉络,解答历史疑难,弘扬历史精神,阐述历史规律,阐发道德真谛和政治大义。

   以仁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历史,是为仁本主义历史观,与仁本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脉相承。何谓仁本主义?人是万物的尺度,仁是人类的尺度。归根结底,仁是人和万物共同的尺度。唯有仁,才是宇宙生命的本体、本位和第一性之“物”, 唯有仁才有主义的资格,故称仁本主义。

   仁本的本,本来有主义之义,既称仁本又称主义,本有重复之嫌。然为了对应人本主义、神本主义学说,不得不如此。同时,仁本主义亦可称唯仁主义,以对应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有仁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正确正义,是衡量和辨别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君子小人的最高标准。反过来说,除了仁本主义,其它任何主义都有问题,即使是好主义,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关于仁本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详见东海《仁本主义论集》一书。

   仁本主义历史观简称唯仁史观,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社会存在与文化意识关系:文化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文化意识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正确的文化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错误的文化意识对社会发展有阻碍作用。儒家社会发展较快,儒家文化影响度与政治社会文明度成正比,原因就在于此。同时,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各有相对的独立性,对文化意识有反作用。

   其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其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决定性影响。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可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完善;当它不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则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革。同时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对具有反作用。

   其四、社会发展总趋势:社会历史发展是螺旋式的,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善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圣贤豪杰是历史的引领和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其五、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于成德成圣,外而成就人类文明,内而成就良知光明。人生的价值取决于良知的光明度。

   其六、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价值的总看法和根本观点,价值观对社会存在具有根本性作用,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驱动、制约和引导作用。价值观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导向作用,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导向作用。不同的价值观具有不同的导向作用,正确的价值观有促进作用,错误的价值观有阻碍作用。

   上述理念在本书故事中都有所说明和阐发。例如,禅让制和原始大同王道的实践,就从侧面证伪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并说明了唯仁史观的正确,即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它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当它不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革。这可以说是“尧舜禅让”故事的一个意外收获。

   又如,关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本书“穆叔饿死”故事中介绍了穆叔的三不朽说。春秋时鲁国穆叔与晋国范宣子曾就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可谓“不朽”。 穆叔认为这只是“世禄”而非“不朽”。真正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立功立言,归根结底无非立德,立德即成德。

   本书每篇故事分故事概要、经史依据、东海曰三部分。“东海曰”以唯仁史观和方法观照历史故事,表达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看法,揭示其中的历史现实意义和文化道德意义,从中体现仁本主义的历史观和人生观价值观等。

   对春秋故事的观照,引录了不少《公羊传》及《谷梁传》的观点,从一个个具体故事情节中,揭示《春秋经》的大义微言。“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就是《春秋》精神和王道追求,也是救苦救难的仁义精神和去恶消罪的最好方式,罪恶与苦难成正比故。

   二《中国故事》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所以故事主要从儒经和正史中选取,儒经和正史是最可靠的,尤其是先秦,史官的独立性和史家的严肃性举世无匹。相关问题详见本书凡例。

   先秦卷选取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故事,包括尧、舜、禹、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等几个时期的故事。其中尧舜禹为前三代,夏商周为后三代,都是王道政治,因为都符合王道政治三要素:道统为意识形态,学统为文化教育,礼制为制度形式。三者相辅相成,是衡量和判断政治是否王道、政权是否中华的三大标准。

   当然,前三代后三代同中有异,前三代是原始公天下王道,后三代为封建家天下王道。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家天下君主制自有其天道、民意和传统的合法性。

   王道是最好的政治,但这个“最好”要放在历史框架中去考察。人性和历史有其局限性,落实在历史中的王道和礼制自然有其局限性。

   就像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生住异灭、宇宙有成住坏空一样,礼乐制度会崩坏,王道政权会有兴盛衰败乃至灭亡的过程。兴盛期都难免有黑暗面,衰亡时就更不用说了。就那周朝来说,西周是兴盛期,春秋是衰退期,战国是败亡期。暴秦是王道的对立面,古典极权主义暴政,黑道恶道。

   任何一段历史,都是既有恶也有善,既有野蛮也有文明,既有黑暗也有光明,光明与黑暗交织和拉锯。即使最黑暗的暴秦,也有人性的光明在历史深处闪烁。

   打开历史的画卷,既有压城欲摧的黑暗滚滚而来,也有历久弥新的光明滔滔不绝。例如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政治之黑、人性之暗时时令人窒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段段荡气回肠的传奇,一朵朵流光溢彩的生命,又谱写着正义良知的辉煌……

   黑暗占绝对上风的时候,为据乱世;光明占绝对上风的时候,为太平世;光明占相对性上风的时候,为升平世。黑暗占相对性上风的时候,历史呈倒退状。前三代为原始太平世,后三代介乎太平、升平之间,春秋是向据乱世倒退,战国为据乱世,暴秦时期为据乱世的极端。

   暴秦的成长和成功,有赖于法家学说的指导和法家人物的不懈努力,也有赖于社会共业恶、人性之恶习的深度支持。深入历史可知,不仅春秋战国暴秦时期,历史上所有的人道灾难,包括个人、家庭、政治、社会性灾难,都有自身原因。即使同样的天灾和无妄之灾,受灾程度也会因人因地而异。

   灾难与罪恶成正比。有多少罪恶就会有多少灾难报答之,近报自身远报子孙。任何个体和集体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其个体或集体的德性。同时,罪恶与愚昧成正比。恶必愚,愚昧到一定程度,必自侮自伐自毁。

   古往今来的恶人恶势力,无不擅于和勇于自毁自灭,自毁财产,自毁道义,自毁生命,甚至自灭其家、其族、其国。春秋时期三十六个被君之弑,五十二个被亡之国,大量不得保其社稷的诸侯,根本原因都在它们自己身上。

   三历史是一面好镜子。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借历史为参照系,不仅可以知王朝之兴替,还可以辨思想之正邪,明政治之得失,察道德之兴衰,助智慧之提升。而要发挥历史的作用,就必须发掘真相,尊重事实,实事求是。

   习先生曾指出政治家必具两个特质:远见卓识和历史担当。历史担当这个概念与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历史使命相通。有历史担当,必有相当强烈的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必然重视自己的历史评价和历史定位---在历史殿堂上的地位。习先生强调的两个政治家特质,也是大文化人必须具备的。

   要有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历史使命和历史担当,就要具备相当的经学史学修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理解种种道德定律和历史规律,对种种历史问题洞若观火,从而以历史为镜,以镜鉴现实,引导未来。本书之作,就旨在阐述历史规律,开阔历史视眼,强化历史意识,弘扬历史精神,建立历史担当。

   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文明和道德是血肉交融的关系。昧于中华文化,必然昧于中国历史;昧于历史,就难以深入理解中华文化。了解中国历史,掌握历史精神,是深入中华文化、证悟道德真谛的重要途径。关于历史精神,详见东海《中华历史精神》一文。

   本书通过一个个具体人物事件,从各个方面和角度体现中华历史精神,说明仁者无敌、邪不胜正、罪恶没有赢家、道德决定民运、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等等历史规律和道德定律。唯仁史观的核心观点是道德决定论。文明的导向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道德。故道德观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存在具有决定性意义。

   本书之作,虽受黄明雨先生“重写重评中国历史”之命,其实也是自己的夙愿。是为时为世也是为己。清历史之源,正中华之本,弘中庸之道,儒生有责任在焉。

   弘道就是传灯,把良知之光、真理之光传播开来。这是最根本的除恶扬善,是爱人爱国的最好方式,也是自己成德成圣、成就自己的最好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有道之士,让祖国重新成为有道之国,君子之国,进而化成天下。那样的人生将何等美好尊贵,万古流芳。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历代圣贤豪杰作我们学习的榜样,让让历史从我们身上精彩延续。2017-3-30余东海首发于浙江乐学堂公众号

(2019/06/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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