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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清算無恥文人周立波

在中共御用文人中,品格卑劣而又確實有才者並不罕見,諸如郭沫若、胡喬木即屬人所共知。但以其代表作之影響大小論,則應首推益陽二周之一的周立波(1908-8-9-1979-9-25)。另一周是周揚(1907-1989)。

   出生於湖南益陽大戶人家的周立波原名昭儀,立波乃其筆名,源自英文liberty(自由)的音譯。但該員經同鄉周起應(周揚原名)帶挈,到上海投身革命後,徹底背叛地主家庭,死心塌地地用筆桿子為共黨效勞,除翻譯外,在文學創作方面名聲顯赫,尤以1952年獲斯大林文學獎三等獎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廣為人知。小說描寫了東北一個叫元茂屯的村子,1946年到1947年土改的全過程,出版後成了指導大陸全國土改運動的樣板教材。

   

   據“百度百科”資料介紹:

   《暴風驟雨》描寫以蕭祥為隊長的土改工作隊開進松花江畔的元茂屯,發動和組織廣大貧苦農民開展對惡霸地主韓老六的鬥爭。處決了韓老六後,韓老六的弟弟帶領土匪武裝進屯,進行反攻倒算,企圖扼殺新生政權。在共產黨員趙玉林和青年農民郭全海的先後領導下,鬥垮了陰險狡猾的地主杜善人。此後郭全海報名參軍,踏上了解放全中國的新征程。

   《暴風驟雨》以磅礡的革命氣勢、鮮明的階級愛憎以及豐滿的人物形象,再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農村暴風驟雨般的階級鬥爭。這部小說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結構嚴謹,人物惟妙惟肖,語言富有地方色彩。

   創作經過如下:

   1946年冬天,周立波隨軍轉戰到東北,在松江省(現屬黑龍江省)尚志縣元寶鎮,參加了當地的土地改革。其時正當冰封雪凍的季節,他經常同貧苦農民一起談天,包括鬥地主、家庭瑣事、風土人情、個人遭遇……半年裡他了解了許多情況,掌握了不少知識,學會了本地方言,積累了寫作素材。

   1947年5月他到松江省委編輯《松江農民報》,利用業余時間寫小說。第一部完成後,帶著初稿又到五常縣的周家崗補充生活。該處是經過日寇並村集家的的大屯落,也是省委土改工作的重點。四個來月後,他又訪問了另一些村屯和呼蘭縣的長嶺區,從而再行補充、修改了小說的第一部,之後又花半年多時間完成了第二部。1948 年東北書店正式出版了全書。

   從以上寫作經過看來,該書決非粗制濫造,某種意義上可謂嘔心瀝血之作。但實情如何呢?

   網上資料引述了大陸著名歷史學家楊奎松,就韓老六人物原型的評論稱:

   “小說裡村裡最壞的地主,那個韓老六(的人物原型),其實根本就不是什麼地主。他不過是識兩個字,因而在抗戰期間做過維持會的會長。你要說他做了什麼惡,村民們也講不出來。大家只是說這個韓老六本身既沒有土地,也談不上有什麼剝削,他充其量只是一個二地主,也就是幫助把當年住在城裡的地主的土地轉租給村裡一些比較窮的人,也沒有什麼收入。他也一樣下田幹活兒,他的老婆在村裡是小學老師(小說裡韓老六有大老婆和小老婆——引者注),教教音樂什麼的,每天回家也是一樣要做工賺錢貼補家用。農民們說,韓老六家當年非常窮,只有三間小土房,跟今天村裡最窮的人放雜物用的最破的房子比,都不能比。”

   楊奎松的評述基於紀錄片《暴風驟雨》,該片拍攝於1995年,展現了當年周立波參加土改的黑龍江尚志縣元寶鎮元寶村的真人真事,接受訪談的有農民、地主和土改工作隊員,真實可信。

   對於上述紀錄片及有關史實,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在其題為《多聲部的歷史敘述》的博客中這樣寫道:

   小說的原型為哈爾濱附近尚志縣元寶屯。周立波曾擔任這個村土改工作隊的副書記,該村“惡霸地主”韓老六、貧雇農趙光腚,原名原姓寫進了小說。1961年導演謝鐵驪將這部小說搬上了銀幕。此時彩色膠片已經被廣泛采用,但是為了展示當年沉郁苦難的背景,導演決定繼續拍攝黑白片。一線大明星于洋扮演了電影中的男主角。于洋本人也是當年東北土改工作隊隊員,小說中的許多情景是他親身經歷的。

   2004年,這個被稱為“中國土改文化第一村”的元寶屯,著手籌備建立“土改博物館”,村幹部收集當年的農具、油燈、桌子,也迎來了新的客人——紀錄片導演蔣樾和段錦川。這二位是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帶頭人物,曾獲過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最高獎項。2005年,第三個版本的《暴風驟雨》,在“雲之南”紀錄片影像展面世。

   與周立波當年從生活“提升”為藝術不同,紀錄片人走的是一條“還原”的道路:尋找仍然在世的當事人,請這些已七八十歲的老人對著鏡頭講述當年的親身經歷。

   老人們在講述中,異口同聲談到,一度眾所周知的剝削階級典型“韓老六”,其實一點也不闊氣,甚至沒有自己的土地,是幫別人打理,“與書上寫的不一樣”。他在日偽時期做過“保長”,是“群眾選的”。土改運動不是除漢奸運動,因此在新的敘事中,需要他扮演“惡霸地主”的角色。群眾並非那麼容易發動起來的。工作隊起初叫做“民運工作隊”,對外沒有稱自己是“共產黨”。而最初接近工作隊的人,是村裡一些“游手好閑、好吃懶做、不務正業”的人。這一點得到了已是高齡的于洋的證實。

   當年的土改工作隊成員,後來多是不同部門的領導,包括退休的省委宣傳部長等。能采訪到他們,也是這部紀錄片的一個特色——官方人士的面孔很少在獨立紀錄片中出現。這大概是因為這兩位紀錄片人,同時在給中央電視台做一部《土地的故事》的電視片,因此有一些可接觸到的資源。

   由於角度不同,這些外來的發動者與當地群眾,在講述語氣上(肯定、否定或嘆息)有所不同,但在一些重要事實方面,敘述還是一致的。比如,他們共同認為,土改最激烈的階段並不是分田分地,而是“挖浮財”時期,也就是進入到地主富農家裡,直接拿走家中的糧食、衣服、牲畜、被子、家具等各種東西,當地群眾稱之為“掃堂子”,將整個大地用掃帚過一遍。農民們趕著大車,從一個村到另一個村,“吃糧也不給留下”。

   打死人從這裡開始。原工作隊隊員稱,更早時,“打死人就沒有批鬥對象了,群眾運動就發動不起來了”,但到了後來,一切彷彿失去了控制。于洋說,“按政策是不可打人的,但打了也就打了。”當然,如果壞人壞事不受懲罰,它們就會炙熱地傳播開去。那些帶來新秩序的人們,沒有帶來新的嚴格的法規。

   民兵們手上有槍,一般人手上有棍子和其他日常用具。短短十幾個月間,人們彷彿還沒有來得及體驗分到土地的欣喜,便一下子轉為瘋狂的仇恨。紀錄片人查了當地的檔案:尚志縣土改期間一共死了近700人,其中自殺86人,打死273人,槍殺333人。

   不清楚這種仇恨中,到底有多少是來自自身。至少人們需要確證,分來的土地和物品,不能再交還給原來的主人,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消失。接下來許多年輕人踊躍參軍打仗,當時的口號為“保衛土地,保衛家鄉”。由此產生的排山倒海的動力和熱情,是武器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不可比擬的。

   除了當年電影《暴風驟雨》的片段,影片還穿插了來自當時國民黨中央新聞社、共產黨的新聞片《民主東北》《偉大土地改革》等片段,使得該片成為一次擁有眾多不同聲音的豐富對話,是一次難得的多聲部敘述。

   影片結束時,土改博物館已建成。年輕女講解員仍然重複過去教科書的老一套。

   上述紀錄片迄今為止只公映了三次!何故如此呢?崔衛平引述稱:

   為什麼只公映了三次?導演蔣樾在2006年“首屆紀錄片青年導演論壇”的發言中如是說道:“我是想告訴大家今天所發生的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所以我在做深入的調研的時候,很多人我都有些不相信他們的話──不是不信任,是因為我生活在60年代,我小時候被灌輸的關於這件事的教育和現在了解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當然現在還有很多人跟我說,土改是個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它已經過去了,定論了,還有一些學者在做更新的研究;(但)我相信絕大部分的觀眾、老百姓並不清楚這件事是怎麼一回事。我做好的第一版在雲南影像室放的時候,有一個60多歲的人跟我說,如果我相信你這個片子,那麼黨史就得重寫。”

   重寫黨史,套用文革語言叫做“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在現時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的大陸,這還了得!

   按照中共的說法,土地改革運動使中共扎穩了在廣大農村的統治基礎,鞏固了根據地,并且掌控了大量民力、物力以支持戰爭和建設,而《暴風驟雨》等就是這段歷史的反映。

   與小說和電影《暴風骤雨》所展現的歷史不同,記錄片《暴風驟雨》通過元寶村老人們的回憶和掌握的史料,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積極參加運動的“二流子”多。

   在中共工作隊員的言辭中,“壓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眾”,即苦大仇深、非常窮的人,是最明確的團結對象。但幾十年後,記錄片中的農民劉福德則用了另一種表述:“有些人品質不好,正因為他有這個特點,他能幫着把這個運動掀起来,有那麼點積極作用吧。”

   一個後来在某市黨辦工作的工作隊員,則選用更直白的語氣坦陳:最先靠近工作隊、積極参加運動的,“游手好閒,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人多。對於這樣的人,當地人稱為“二流子”。

   這些人在中共的煽動和培訓下,很快被激發了仇恨,明白了“地主怎麼剥削人”,隨之開始了“血淚控訴”。於是,電影《暴風驟雨》裏一個聲音喊道:“鄉親們,要報仇的跟我走”,由此開始了對地主的打殺。

   最先被殺的是所謂“惡霸地主”韓老六,此人是小說和電影《暴風驟雨》中的地主形象代表,窮凶極惡,簡直十惡不赦。

   然而,對於這個“满洲國治安農會會長”、由老百姓選出的“韓保長”,記錄片《暴風驟雨》中的老人們的回憶却完全不同。農民高鳳桐記得,韓老六家“窮不嘍嗖的,整两個錢,也維持不着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學教音樂,放學回家没啥事,做點衣服給小學生做操衣。

   與電影裏住大房子、满屋寶貝的生活不同,村民吕克勝的記憶是,韓家有那麼三間小草房,高矮有棚那麼高。唯一值得稱道的,是“有點兒玻璃”。

   “韓老六實際上他媽的也没有啥,” 一个老人說到這裡特意放低了語氣,“和那個書上寫的不一樣。”

   真實的“地主”什麼樣

   關於韓老六的話題,引起了人們對“地主”們的集体回憶。打從記事時起,高鳳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興廣、賈明其和劉羅鍋子,雖然家里有車有馬,但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攢两個錢就買點地,攢两個錢就買點地,都是這樣的地主”。

   農民劉志國也對地主們“一塊豆腐割两半吃两頓”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時候,一塊豆腐一分錢。劉志國還記得,一到清早,地主撅着棉褲撅着棉襖腰裏紮個繩子,“一彎腰都露肉”。

   被没收了家產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终於敢公開自己的抱怨,儘管聲音還有些低沉:“我苦苦掙来的,省吃儉用,没有偷没有搶没有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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