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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两种爱 ——《红色巨谍俞强声出走的前夜》读后感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生活伴侣中,女人的爱有两种:一种是对丈夫(或伴侣)无功利的爱:和丈夫很对脾气、除了愉快地过日子之外,没有其他的想法和要求;无论丈夫是什么职业或社会地位,她觉得两人性情合得来、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彼此看着顺眼,就挺好了;这样过到白头到老,她一生知足。还有种女人,与前一种女人完全相反,她能干、机敏、出人头地的要强心切、总是觉得丈夫的地位还不够高、还不够理想得令自己满意;于是她就开导他、督促他、给他出谋划策、乐此不疲地去实现,眼见丈夫的地位一步步有所改变。然而,丈夫的职位越往上升,她越是不满足,越觉得他还应该再往上升,直到丈夫“升”出了国、展翅高飞、隐形于海外的另一世界,再也不属于他那个太霸道、太要强的太太为止。
   红色巨谍俞强声的出走国外,就是他这位要强要胜的太太季颍女士,一步步促成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与我有着多年友谊的老友、徐文立先生的夫人贺信彤女士的著作。看到她给我邮寄并亲自签了字的这本小书,看到书里她的个人简历,才知她是1947年生人,比我小一岁。尽管我和文立兄在北京时已有过接触(可参考拙作《我敬佩的大哥徐文立》一文,收于“绿野出版社”《遇罗锦文集》中),最后的一次见面,是在那天, 正在北京我父母家,给我们全家人办理平反一事的工作组组长,告诫我“不要再去徐文立家。” 他们刚一走,我便立即骑上自行车去了很远的他家,小声地告诉他:“公安在你屋里安装了窃听器。” 大哥却不以为然地回答:“我早就知道。让他们去听吧。” 彼时,大嫂和小女儿是在楼道对面的另一间屋里,我和大嫂没顾上说话,就骑上自行车告别了——那竟是与大哥在国内的最后一面。
   


   转眼几十年过去,当我在2008年因事又去了美国时,我是在《北京之春》薛伟的办公室里,给大嫂打了个简短的电话,大哥此时不在家,大嫂说她自己正在玩电脑游戏,我感到她连与我聊天的心情也没有,只好遗憾地挂了电话。当时我很失望:觉得她怎么这样冷淡;再说我事先在纽约已付足了一周的旅馆钱,并没想去她家居住或打扰啊。虽然我心里有点好奇,想看看她家是什么样子,因为来一趟美国不易,恐怕以后再也不会来美国了。
   
   
   一晃多年飞逝,直到近日,看完了大嫂赠送我的这本不厚的小书之后,我才理解了大嫂的性情,是与她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连的。
   此书的一开头,是叙述俞强声的妻子季颖,在国内的学生时代,是与大嫂无话不谈的密友。俞的父亲是中共元老黄敬、原名俞启威;俞的母亲是范瑾;包括他们的亲友,是一个具有响当当的革命史的红色家庭。从中共建国以来,这一家庭的成员都担任着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要工作。他们从骨子里明白:他们永远是染红了的血统、永远比别人高一等。而出身低微、父亲是串胡同卖酱油的、“城市贫民”的季颖,却并不因自己成为了红色家庭中的一员而感到满足;越是出身低微,她往上攀比的心,却越是强烈。
   
   在信彤大嫂眼里,季颖把自己看成是丈夫的母亲、终身伴侣、闺女和最最知己。
   当时,俞强声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便衣警察,却自命不凡。而季颍更为心切地希望丈夫成为人上人。首先她觉得丈夫应该入党、才能出人头地。
   1976年四月五日前后,天安门广场涌动着上万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自发活动,季颍提醒丈夫:“表现立功的时候到了,切不可心慈手软。”
   俞强声很听她的“教导”,在这一时刻,他把敢于发声的人抓进了警车;并以“偷车贼“的污名,把另外的无辜人士也抓捕入狱。
   于是季颍兴奋地告诉了信彤:“我们家那位的入党问题没跑儿啦!”
   
   虽然丈夫入了党,但又出现其他不如意的事:俞强声单位的人私下传说:“俞强声是江青和黄敬的私生子。”
   又是季颍教给丈夫如何先发制人——在公安局的一个公开大场合,俞突然站起来,手指一帮人破口大骂:“”你TM的才是江青私生子呢!你爹才给江青舔屁股呢!、、、、、、”
   俞强声是大学毕业、平时挺斯文,此时竟然爆发了如此的冲天怒气,领导们都认为他是被逼得无路可行了,反而十分谅解他。不久,俞不仅离开了公安局,还升到了公安部、安全部。
   
   每次,他都深谢媳妇的高招儿,回家把他搂进怀里,乐不可支。虽然这夫妇俩的出身是天壤之别,但饱受底层生活之苦的季颖,对于从小不知愁苦的丈夫,有如天然教师,每出一次新主意,都百发百中、利益尽得。
   且季颖穷苦出身的父母,也尽力给女儿指点迷津,让她必须“拿得住”丈夫,说“没准儿,强声还能升到国家主席呢!”
   
   由于在季颖的多次指点之下,俞强声的地位不断高升,连季颖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也饱受重视起来,上调的新单位一个比一个好。最后与俞强生汇合,一起调到香港工作,夫妇俩的收入越来越多,房子也越来越大越舒适。但遗憾的是二人始终没有子女,只好领养了一个弃婴女孩儿。
   此时,俞强声表面是“保利”在香港的高管,实际是国家安全部的北美情报司司长,夫妻俩都在这个机构供职。那时,可谓他夫妇俩是最得意的时期:工作理想、钱足够花且有很多盈余;住房宽敞、人脉关系畅通无阻,拍马屁的不禁其数。
   
   当有一天深夜,季颖无意中发现丈夫在写情书时,她的怒火腾地呼呼直冒;她忘乎所以地抽出皮带,狠命地朝丈夫抡去。边抡、边咬牙切齿低声地骂,把俞强声满脸、满后背抽的都是血印子,可她仍不解气。而次日,俞强声便没了下落。
   那时,由于工作需要,俞强声有可以随时登上飞机、坐任何国籍班机出国的特殊护照。
   
   事后,海外的新闻才暴露:俞强声为了立功,为了留在美国,竟然向美国提供情报,出卖了在美国潜伏四十多年的间谍金无怠。
   而季颍却仍在国内;俞的家人、亲友都不认她,和她彻底断绝了。
   
   与季颍最为鲜明对比的人,便是本书的作者徐文立的夫人贺信彤女士。正如本文一开头所说的:女人对自己生活伴侣的态度,恰是自己生活是否幸福和安宁的根本。
   
   大嫂过去虽然和季颍是密友、无所不谈,但二人对丈夫的态度和感情却有如天壤之别:一个是只关心自身利益、永不知足,最后从天上掉下来,摔了个遍体鳞伤;一个是在徐文立大哥投身于政治理念勇于献身时,大嫂从一开始便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不畏惧任何艰苦和牺牲。当文立大哥因组建第二大党的政治问题而在北京入狱多年时,大嫂一人做四种体力工,营养跟不上,不惜自己身体枯瘦如柴、把每一分钱都尽量让大哥吃得好些,给大哥送往监狱的炸酱里,回回放足了肉丁和海米。而与大哥关在同一个“感化监狱”里的刘晓波,每月仍旧领取着1500美元美国犹太人基金会的工资,不仅能养活在监狱外的太太刘霞,还能在有如小城市般、商店林立、只要有钱就能买到好吃好喝、以及好享受的“感化监狱”里,尽情地让自己高兴。而贫穷的文立大哥却心内安然,赢得了监狱管教人员的信任。不仅如此,大嫂还极有远见地带着幼女去了美国定居,不怕任何艰辛地为文立大哥开创了一条出狱的可行之佳路。她不多说、不多道、不畏惧吃苦、不怕任何艰难,一家人终于圆满地在美国团聚和定居,女儿也上了大学并学业有成、结了婚、有了孩子、家庭幸福。
   
   大嫂与季颍对比,二人高下立见。大嫂在书中,只写出事实,却不议论、不评价,不带有私人感情和色彩,就像一位不相干的第三者在旁观这一切,更令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大嫂实在是女中豪杰,却在沉默温和中不露声色;我尚未见过第二人可以与之相比!
   
   
   写于2019.5.6
   
   德国, Passau
(2019/05/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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