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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動亂:「國家動物」的「情緒爆發」
·2·8 動物的群聚和人的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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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波兰的“再生”和“国土”的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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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大马士革——哭墙”分界线
·3·9中日东海专属区的划界问题
·4·2狭义与广义战争
·4·3戰爭能量與戰爭意志
·4·4军事行为体的六项构成
·4·5 4·6軍力流動論
·4·7点目标和点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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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运史》纸本新书华盛顿发布会上的讲话

《八九民运史》纸本新书华盛顿发布会上的讲话


    2019-5-15
    严家祺
    陈小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是我在北京时的同事。1994年,陈小雅在北京写出了《八九民运史》初稿,1996年,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在台湾的出版,她被社科院政治学所剥夺了工作。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书,有135万字,是陈小雅在失业的情况下,历尽六四後的苦难,写出来的。这本书,是陈小雅30年的生命的结晶,是六四30年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发出的正义呼声。

在陈小雅被开除公职前后,政治学所的胡杰、李培华、杨百揆、陈兆刚、周移山等人,也因为持有与陈小雅对六四相同的看法,被社科院开除。其中杨百揆与李克强共同翻译了《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他们是北大同学,也在江泽民时代遭到开除。


   我是6月3日晚11点离开天安门广场的,胡杰、李培华等是在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早晨6点钟前,从天安门广场步行到东长安街後面的我家的四个人中的二个人,他们看到了大屠杀的惨无人道的场面。在六四後的清查运动中,这几位同事与陈小雅一样,面对大屠杀的事实,无法改变自己的看法,被开除出社科院。30年来,当我想到天安门母亲、许多同事、许多六四受难者历经的苦难时,我感到无限悲愤。
    六四大屠杀的当时,在北京的外国记者就报道了大屠杀的全过程。30年来,共产党在中国竭尽全力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扼杀新闻自由,对中国的老百姓、尤其年轻一代,掩盖六四大屠杀的真相。30年来,共产党把自己对人民的大屠杀,硬说成是「反革命暴乱」。香港支联会每年在维多利亚广场,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六四悼念会。他们用「平反六四」为口号,这样可以在共产党控制下的香港发出强烈呼声,实质上就是要在中国大地上恢复六四真相。香港不是美国,在共产党控制下的香港,发出「平反六四」的呼声,就是要在中国大地上恢复六四真相,要在中国大地上公开承认「六四是一场大屠杀」这一事实。陈小雅用30年的时间写出《八九民运史》,写出了两大真相,一是八九天安门学生运动,不是邓小平、李鹏所说的「动乱」,而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第二个真相是,六四那一天,北京完完全全没有发生什么「暴乱」,六四的邓小平利用军委主席的权力,对当时在长安街和北京人民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30年来,为恢复六四真相做出努力的人,可以说有成千上万,其中已经出版、而广为人知的中文著作,有赵紫阳《六四自辩书》、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封从德《六四日记》、吴仁华《六四这一天》、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等多部著作。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在她1996年出版第一版後的二十多年修订过程中,经过反复调查、考证、分析、研究,吸收了数百本著作和数万种有关记录、文本(其中仅“戒严与清场”一个分目,就有1491个文件)中的资料,可以说,现在由公民力量属下的公民社出版发行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纸板,是迄今记述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篇幅最大、最全面、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出版这本书,也是为在中国大地上为恢复六四真相努力的一部分。


    陈小雅说她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信徒」。我在1996年为陈小雅《八九民运史》最早的版本——《八九·六四研究文集》写的序言中谈到,兰克在谈他「如实直言」格言时,说了一句话:

「有一个信念却始终存在于他们心中:历史真相是存在的,它的全貌的揭露,也是指日可待」。这句话,正是《八九民运史》作者陈小雅的写照。


    纪念、悼念六四30周年,我们的诉求仍然是30年前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要求收回「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說「學生運動是動亂」的說法,30年来始终没有放弃;30年来增加了一個訴求,就是要公開六四真相,「在中國大地上,要公開宣布,『六四』不是什麼暴亂,而是一場大屠殺」。

在「六四」三十周年的今天,我的信念是,两次天安门事件最终结果是,历史真相都会恢复。不过第一次恢复只历经三年,第二次历经三十年还没有恢复,但历史真相一定会恢复,正义是人类心灵的阳光,黑暗总将过去,正义的阳光一定会普照中国大地。如果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给中国带来了改革开放,那么,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将使中国走上民主法治宪政和每一个人的人权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康庄大道。


   ——————————————————————————————————————————————————————————
   【本文作者严家祺附言】昨天华盛顿会议上发表的讲稿,有一处因本人的疏忽,今天作了订正,请以此为准。(美东时间2017-5-16)
   

回忆法国汉学家高达乐夫妇


——沉痛悼念法国汉学家高达乐


    严家祺
    法国汉学家高达乐(Claude Cadart)5月10日在法国去世,我感到哀痛,也为陪伴他一生的、现年92岁的妻子程映湘身体不好而担忧。
   《八九民运史》纸本新书华盛顿发布会上的讲话

   【图1】严家祺和高皋在法国看望年近90岁的高达乐、程映湘夫妇.从左至右 程映湘 高达乐 高皋
    我第一次到法国是在1985年,是与王沪宁一同去的。我记得有几天住在高达乐家。高达乐和程映湘对任何人都很友善,我当时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和背景。回到北京,社科院外事局对我说,你知道吗,程映湘的父亲是托派。我到法国,只是感到高达乐、程映湘夫妇关心中国,而且对来自中国的人善意相待,没有想到有什么问题。后来,我才知道,程映湘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彭述之。
   
    【图1】严家祺和高皋在法国看望年近90岁的高达乐、程映湘夫妇
   
   
    六四後,我与妻子高皋流亡法国。1989年6月,有几个会说汉语的法国人和瑞士人马赫雅娜、燕保罗、皮埃尔、谭三山,为帮助“六四”後流亡法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爱丽丝协会”(A.L.I.C.E)。协会成员都是“义工”。他们为流亡者找了巴黎远郊的一个农舍,让我们八个最早到法国的流亡者居住。6月23日我与高皋到农舍时,吾尔开希、刘燕、李录、辛苦(这是他当时的称呼)四人已在农舍居住。在北京,我与高皋认识三位巴黎学者,就是高达乐、程映湘和长满马克思一般大胡子的犹太人白夏。他们请我们两人再带二、三个人去巴黎见他们。大家争着去,刘燕说,她负责对外联系,非去不可。吾尔开希要求辛苦留下,辛苦不说话,显得很不高兴。我说,七个人、八个人差不多,大家都去就是了。我的话刚说完,辛苦一个人跑到室外,脱去上衣,跪在地下。这时正下着中雨,虽然是7月初,巴黎晚上的气温仍很低,在雨中久待十分寒冷。辛苦宣布,「你们这样闹下去,我现在开始绝食。」我劝说辛苦回屋内无效,吾尔开希在雨中淋了一个小时,才把辛苦劝回屋内。几分钟後,因吾尔开希因淋雨身体不适,所有争吵终于停止。此时,正是七月四日深夜十二时。
    程映湘多年前出版了她父亲彭述之的法文版回忆录,2016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了中文版的《彭述之回忆录》,上卷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下卷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和托派运动》。两大卷书近一千页。前几年从美国重访巴黎,又见到程映湘和她丈夫Clande Cadart(高达乐)。与三十年前相比、巴黎的街道、巴黎的咖啡店、程映湘的家、通往她家的电梯,几乎没有变化,而程映湘、高达乐两人已是年近九十的老人了。他们家中到处是为写作用的成堆成堆的各种旧报刊,两人还在不停地写作,这部《彭述之回忆录》是彭述之口述,由程映湘编撰了中文本、高达乐和程映湘翻译成法文出版的。
   读《彭述之回忆录》,我首先关心的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後是怎样流亡的,而程映湘是怎样随同她父亲到巴黎的。
   
   《八九民运史》纸本新书华盛顿发布会上的讲话

   
    【图2】《彭述之回忆录》法文版是由高达乐
    和程映湘翻译成法文出版的 ,照片是中文版
    彭述之比毛泽东小一岁。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钊一同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是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留苏三领袖”。1925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彭述之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二把手”。这时,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由于彭述之与陈独秀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1929年彭述之与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接着,陈独秀、彭述之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三年後,陈独秀与彭述之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出狱后,彭述之始终坚持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信念,为
   
   
   
   《八九民运史》纸本新书华盛顿发布会上的讲话

   
    【图3】彭述之(程映湘的父亲,左)与陈独秀1932年在法院候审室门前合影
   
   了重整托派组织,

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了“挣脱毛泽东特务的魔手”,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在香港,彭述之仍感到 不安全,“为了挣脱英国皇家警察的魔手”,1950年1月彭述之一家五口,从香港动身,到越南西贡的华人区定居下来。由于参加托派的一次会议,与他们同时从香港到西贡的“中国托派同志”刘家良被越南特务拘捕,在监狱中受到酷刑,不久死在狱中。彭述之一家在西贡还是感到不安全,不得不离开越南。当时的巴黎,是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中心。彭述之决定到巴黎,除了当时17岁的大儿子因没有足够的钱买船票外,彭述之一家四口乘了二十多天船,在1951年6月22日到了法国马赛,6月底到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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