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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沉痛悼念法国汉学家高达乐

   

回忆法国汉学家高达乐夫妇


——沉痛悼念法国汉学家高达乐


    严家祺
    法国汉学家高达乐(Claude Cadart)5月10日在法国去世,我感到哀痛,也为陪伴他一生的、现年92岁的妻子程映湘身体不好而担忧。

   严家祺:沉痛悼念法国汉学家高达乐

   【图1】严家祺和高皋在法国看望年近90岁的高达乐、程映湘夫妇.从左至右 程映湘 高达乐 高皋,另一张照片有严家祺
    我第一次到法国是在1985年,是与王沪宁一同去的。我记得有几天住在高达乐家。高达乐和程映湘对任何人都很友善,我当时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和背景。回到北京,社科院外事局对我说,你知道吗,程映湘的父亲是托派。我到法国,只是感到高达乐、程映湘夫妇关心中国,而且对来自中国的人善意相待,没有想到有什么问题。后来,我才知道,程映湘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彭述之。
   
    【图1】严家祺和高皋在法国看望年近90岁的高达乐、程映湘夫妇
   
   
    六四後,我与妻子高皋流亡法国。1989年6月,有几个会说汉语的法国人和瑞士人马赫雅娜、燕保罗、皮埃尔、谭三山,为帮助“六四”後流亡法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爱丽丝协会”(A.L.I.C.E)。协会成员都是“义工”。他们为流亡者找了巴黎远郊的一个农舍,让我们八个最早到法国的流亡者居住。6月23日我与高皋到农舍时,吾尔开希、刘燕、李录、辛苦(这是他当时的称呼)四人已在农舍居住。在北京,我与高皋认识三位巴黎学者,就是高达乐、程映湘和长满马克思一般大胡子的犹太人白夏。他们请我们两人再带二、三个人去巴黎见他们。大家争着去,刘燕说,她负责对外联系,非去不可。吾尔开希要求辛苦留下,辛苦不说话,显得很不高兴。我说,七个人、八个人差不多,大家都去就是了。我的话刚说完,辛苦一个人跑到室外,脱去上衣,跪在地下。这时正下着中雨,虽然是7月初,巴黎晚上的气温仍很低,在雨中久待十分寒冷。辛苦宣布,「你们这样闹下去,我现在开始绝食。」我劝说辛苦回屋内无效,吾尔开希在雨中淋了一个小时,才把辛苦劝回屋内。几分钟後,因吾尔开希因淋雨身体不适,所有争吵终于停止。此时,正是七月四日深夜十二时。
    程映湘多年前出版了她父亲彭述之的法文版回忆录,2016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了中文版的《彭述之回忆录》,上卷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下卷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和托派运动》。两大卷书近一千页。前几年从美国重访巴黎,又见到程映湘和她丈夫Clande Cadart(高达乐)。与三十年前相比、巴黎的街道、巴黎的咖啡店、程映湘的家、通往她家的电梯,几乎没有变化,而程映湘、高达乐两人已是年近九十的老人了。他们家中到处是为写作用的成堆成堆的各种旧报刊,两人还在不停地写作,这部《彭述之回忆录》是彭述之口述,由程映湘编撰了中文本、高达乐和程映湘翻译成法文出版的。
   读《彭述之回忆录》,我首先关心的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後是怎样流亡的,而程映湘是怎样随同她父亲到巴黎的。
   
   严家祺:沉痛悼念法国汉学家高达乐

   
    【图2】《彭述之回忆录》法文版是由高达乐
    和程映湘翻译成法文出版的 ,照片是中文版
    彭述之比毛泽东小一岁。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钊一同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是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留苏三领袖”。1925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彭述之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二把手”。这时,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由于彭述之与陈独秀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1929年彭述之与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接着,陈独秀、彭述之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三年後,陈独秀与彭述之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出狱后,彭述之始终坚持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信念,为
   
   
   
   严家祺:沉痛悼念法国汉学家高达乐

   
    【图3】彭述之(程映湘的父亲,左)与陈独秀1932年在法院候审室门前合影
   
   了重整托派组织,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了“挣脱毛泽东特务的魔手”,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

在香港,彭述之仍感到 不安全,“为了挣脱英国皇家警察的魔手”,1950年1月彭述之一家五口,从香港动身,到越南西贡的华人区定居下来。


由于参加托派的一次会议,与他们同时从香港到西贡的“中国托派同志”刘家良被越南特务拘捕,在监狱中受到酷刑,不久死在狱中。彭述之一家在西贡还是感到不安全,不得不离开越南。


当时的巴黎,是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中心。彭述之决定到巴黎,除了当时17岁的大儿子因没有足够的钱买船票外,彭述之一家四口乘了二十多天船,在1951年6月22日到了法国马赛,6月底到了巴黎。


    到巴黎那一年,彭述之的女儿程映湘24岁,小儿子9岁。程映湘说,当时他们一家生活很困难,没有钱,靠“廉价的家庭手工收入”糊口。在1968年,他们在巴黎近郊获得了一间小公寓,在这之后的4年中,彭述之与他的女儿、女婿多次交谈,成了编写《回忆录》上卷《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的基本资料。
    在六十年代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时,托派中许多人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幻觉”,但彭述之没有幻觉、从不抱有回到中国的希望。《回忆录》说,“1950年1月末,当彭述之离开中国的那一刻,他预感到这将是永别。”许多托派分子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是相反的。程映湘说,彭述之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不断地提醒他的托派同志:“毛泽东主义,在实践上,本质上与斯大林主义同出一辙。” 法国汉学家白夏在悼念高达乐时,在法国《世界报》网站发表文章,指出高达乐的一生都与中国有关。在大部分汉学家称赞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的年代,他就解释说,中国的政治运动远不像青年左派想象的那样是解放运动,而是毛泽东的政治操弄。
    六四後,我在法国从1989年6月下旬到1994年初,居住了近5年。大概1992年,程映湘打电话给我,说王沪宁住在她家,六四後,我与王沪宁无意见面,也没有见面。我从程映湘电话中留下印象,王沪宁这次在法国停留的时间有几个月。
    我认识高达乐、程映湘35多年。最后看到高达乐时,已近90高龄,瘦弱不堪,走路摇摇晃晃,程映湘与他相依为命。现在,高达乐走了,我与高皋只能隔着大西洋,在远方希望程映湘节哀,保重身体,坚强地生活下去。
   
(2019/05/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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