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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包遵信的哀鸣

   谢选骏:我想起了包遵信的哀鸣
   
   《严家祺望王沪宁为六四翻案 并爆逃港时住向府》(2019年5月7日 转载法广RFI 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
   
   曾经在前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的严家祺,自六四事件后流亡海外已30年,他在美国接受苹果日报的访问时说,他对当今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当年有知遇之恩,希望王能够让六四恢复真相,翻六四的案。在访问中,严家祺坦诚道出他在逃港期间,曾居住有江湖背景的影圈名人向华胜的家,更形容除了中国大陆之外,香港是他第二个家。


   
    严氏夫妇现居马里兰州的老人宿舍,环境优美,但记者认为,严心中悲痛似乎比10年前更深。伤痛,不只是回不了中国,更是源于悲愤中国正义不彰,源于对妻子高皋的内疚,源于毁了拯救者一生,亦源于旧友、中共七常委之一王沪宁埋没良心。一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严家祺承认,他曾经在飞机喝酒发癫,在医院附近大叫,俨如狂人,不是他做错了事,只是认为中国一直惩罚做对事的人。“如果我不写声明?是不是对她们会有点影响”,严有时会在自责,心里抑郁。
   
    严家祺说自己连累身边人,连自己有时也责备自己,“一个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她们,我一想到她们就感到,应该说共产党害了她们,我看到如果······哎呀,如果我不写声明,是不是对她们会有点影响,我感到有一些对不起她们,像(前总书记)赵紫阳就对不起”。
   
    在访问中,严主动提起王沪宁这位他昔日的好友。严对王有知遇之恩,两人多次共同外访,没有严的推荐,王根本无法认识江泽民及胡锦涛,更遑论后来的“三朝帝师”。严说:“我也希望他听一听:让六四恢复真相,翻六四的案,六四不是暴乱,而是共产党对人民的犯罪行为!我希望他能够为中国、香港、六四恢复真相作出贡献,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中国的问题,他个人,也都会出现新的问题”。
   
    严越说越激动,再次差点哭起来:“六四的案不翻,我要发疯,我希望王沪宁听到我的声音之后,看着我的眼晴,看着我流眼泪的眼睛,请他们去看看天安门母亲,请他去丁子霖家里去看一眼,你先不翻案,去看看人家可以吗,都30年啦。”
   
    严家祺自言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中国,另一个不是现居的美国,而是香港。六四后官方通缉23名知识分子,严想自首,但后来决定来香港,初时入住已故的永盛电影公司老板向华胜家中。严坦言,当时有7人参与拯救,部份更是非亲非故,“只要有一个人说是不管了,那我们就永远被抓起来”。
   
    严透露,6月4日当局镇压天安门后,他当日随即离京抵达上海。当时身在北京的妻子高皋刚离家,便收到来自香港营救两人的电话,但她没意识到事态严重性,因此没把电话号码记下。后来官方公布通缉23名知识分子名单,严想自首,但已身处南方的他,得知香港方面一直想营救他们,他于是致电回京,经过种种联系,终于联络到香港有关人士。严回想:“这个(香港)电话救我们命”、“这个环境非常复杂,一个一个人,一共7个人,这7个人中间,只要一个人说不管,我们就出不来了”。
   
    他透露这7个人,有很多都不认识,“他们是冒着生命威胁来救我们呀,所以我很感谢他们”。他透露流亡香港时,住在向华胜的家,“帮我们的几个人有林道群、李志华、陈达钲他们的兄弟,还有何俊仁”。他指出,何一直无透露曾帮过自己,他后来才知何有份帮忙。记者曾尝试联络何,但他没有回应。
   
    严家祺同年6月19日抵达香港,22日离港。事缘当日明报头版刊出了《乔石李鹏觊觎总书记,杨李力主处死严家其》的报道,香港亦变得不安全,法国及港英政府立即安排离开。港英政治部当晚将严氏夫妇打扮成警察,在机场“执勤”并出境,然后乘坐飞机正式到法国。尽管夫妻俩六四后只在香港短短三天,但他感激各界营救,说:“我把香港也当祖国。”
   
    爱港之深,严家祺非常留意香港新闻,特别是近日引渡条例。他知道近年香港新一代对于六四没有情怀,不觉得有意义,严认为今日香港司法正在动摇,正正与六四未有平反及伸张正义有关。他说:“(六四)这个案在美国是翻了,但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翻,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个都不能恢复真相的话,这不可能有法治。这么多人死了,包括丁子霖的儿子,赵紫阳被软禁10多年,导致这国家政权的更替,如果不恢复真相的话,中国就是黑暗,司法的黑暗。香港司法开始黑暗,这黑暗是中国的黑暗已到了香港,所以要翻案。”
   
    他相信:“为了香港更好,为了台湾,六四是个关键,六四维园每年悼念,心里有正义,国家没有正义,国家能搞好吗?”
   
   谢选骏指出:其实严家其等如果不逃,也不会“永远被抓起来”,最多关押几年,例如和他齐名的包遵信,同列通缉名单,就是如此。包遵信释放以后,我去看他,送了一条“骆驼牌”香烟给他,表示慰问。谁知他两眼一翻说,“我不抽洋烟的。”于是我拿出一条“云烟”给他,把骆驼收回。他又两眼一翻说,“送给别人的东西可以收回吗?”我说,“你不是不抽吗?”他一笑说,“那你也不能收回。”于是我就多送了他一条,毕竟他坐牢几年辛苦了。说到六四后的遭遇,包遵信叫苦说,开枪以后他去严家其家里找过严家其,严家其指着书柜说,“我都准备好了坐牢看的书。”于是包遵信也决定不走。后来风声紧了,他就回到老家,结果却被乡亲们出卖了。他纳闷,中国人民大家像龟孙子一样只会都会自保,哪会有什么见义勇为的义士,后来才知道,原来都是外国情报机构收买的黑社会人员参与偷渡、形同贩卖人口。说起现况,包遵信泪眼婆娑,说在国内太苦,很想出国,他说他认识唐德刚,想让我帮他联络一下。后来我找到唐德刚,唐德刚说邀请包遵信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包遵信的生活费没有办法解决。于是包遵信就放弃了出国的打算。我劝他先出来再说,有了自由总有机会活下去的,但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想再去冒险离开祖国了。我觉得严家其、包遵信等人,虽然具有不同政见,但本质上还是共产党员,总对党国恋恋不舍。就是出来了也总想“我要回家”,总想党国开恩平反,缺乏四海为家的独立精神。因为他们就是这样作为“党员”被塑造出来的,即使被开除出党了,也很难改变了。包遵信的哀鸣后面,是一个共产党时代的句号。
(2019/05/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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