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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八九民运的助燃剂

谢选骏:邓小平是八九民运的助燃剂
   
   《方政:4.26社论激励了我!最想知道仍是真相》(2019年5月01日 转载法广RFI 夏榕)报道:
   
   30年前,4月25日的晚间,中国各大报社的编辑收到了一篇《人民日报》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这篇社论在隔天即4月26日见报,而这些报社接到命令,要在各自的头版转发共产党党报针对占领天安门广场九天的抗议学生发表的声明。社论指出,这些抗议者并非如他们宣称的是追悼的,而是受到了反革命阴谋的利用。文章宣告:“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而“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日报》表示:“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4.26社论中的强硬言辞当时席卷了中国各大电台和报章头版,并对1989年震撼全国的那场冲突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并非是炮制这篇文章的人希望看到的影响。从此以后,1989事件的亲历者一直在想,倘若社论里没有反复采用煽动性的“动乱”说法,事情的演变是否会有所不同?
   
   流亡美国的政治学者严家其就曾经说过:“没有四·二六社论和它的定性,就没有六四屠杀。”
   
   在今天纪念六四三十周年专题节目中,我们特地请来当时双腿被坦克无情碾压如今生活在美国旧金山的方政先生,再一次见证当年参与学运的初心。
   
   法广:回首六四很多分析认为,4.26社论标志出中共高层通往武力镇压行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那么您当时也读过4.26人民日报这篇社论?
   
   方政:当然,不仅读过,好像当时系里好像还有一些组织大家去学习。当然对于我们普通学生来说,看到那种社论那种文句那种立场那种口气,首先是不能接受的,感到非常气愤,所以才引发4.27大游行,这么一种反抗!后来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求撤回4.26社论。否定4.26社论,因为4.26社论从定性,当时的那种语气 ,包括整个对这场的判断,对学生的污蔑性,那是大家不能接受的。如您所说,当时中共这种强硬派当权派的心理,就已经打定主意,就是一定要镇压。而镇压这个念头其实从4月26日开始就已经深深在中共的心头定格了。
   
   法广:您本人是从何时去天安门广场抗议的?
   
   方政:我觉得就是426社论对我的影响最大,我的第一次游行就是4月27号。在这之前,从4月15号到20来号,我主要就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旁观者的心态,去看去多了解,因为当时很多信息我们都不是太清楚,但是很感兴趣,尤其是对于人民对胡耀邦去世所表达的哀悼,包括我们要求的公开悼念活动,到人民大会堂去请愿,但却遭到中共那种无理粗暴的对待与无视,以我们学生的心理对这些会感到很难过很难接受,所以那时候说句老实话,以我本人来说,还没有上升到一个很强的诉求,或者有什么一个想法,更多的是一个观望,是一个到处去走走看看了解一下,所以我说,我从体育学院去北大清华,有时或去天安门广场看看,获取大量的信息,找找那种感觉。但是真正令我内心有所触动,想要走出表达我的一种想法,就是426社论的促进,就是说怎么会这样!那个时候对于文革的否定,不知道对别人,但对于我来说,我们当时对文革的否定是比较彻底的,文革什么那种文风呀,那种口气,那种社论腔调呀,我们都是很反感的,小时候看到过很多,所以再看到426社论的时候,怎么又跟文革那种定论很像,而且有一种没有实事求是的一种定性,所以心里非常难以接受,很气愤,所以这个时候激发我要表达反对,4.27游行我就参加了。所以真正比较多的介入到这场运动当中,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法广:您刚谈到了对您的第一个冲击,那第二个冲击或是说人生最大的冲击,应就是六四清晨当坦克车碾断您的双腿那一刻对吧?
   
   方政:六月三号到四号清晨,当然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冲击和影响,对整个国家,对当时整个北京城,数以万计的人都造成一个巨大的灾难性的影响,当然,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受伤吧!
   
   法广:您之后从海外的网站看到一张双腿被压断的伤者照片,看时就觉得照片中人就是您本人,那当时心头的感触是什么?
   
   方政:我记得那时我人还在国内,还没来美国,可能是在2000年左右,我在国内浏览一个海外的网站,一下看到了有关介绍六四的图片,就看到了这张我当时受伤,腿被坦克压过后靠在路边栏杆上面,当时一看我就知道这个人是我,因为,我当然自己认识自己,尽管那张照片照得不是很专业,好像不是很清晰,我的头好像是被一个抢救我的人正好给遮住了,但是从身体的其他部位,尤其是双腿被压完残端的情景非常吻合就是我,所以我当时一看非常震惊,就是难以置信,能留下这么一张照片,记录了那一个时刻。因为当时我受伤之后,我自己并不是完全很清楚自己当时的状况,幸好有这张照片把我记忆中残存的意识,那些记忆的碎片能够再清晰地组合起来。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位摄影师,很想找到他,这张照片最早好像是登在一本法国的杂志上。然后,我也很想通过这张照片去找到当时抢救我的旁边这些不知名的人,但是,很遗憾,三十年了,还是没有找到。
   
   法广:六四惨案三十年了,您来美自由生活也十年了,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您最希望做什么?
   
   方政:嗯,回到三十年最希望做什么……其实对于我来说,最难忘最希望想要了解的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六四真相,那一天能够真正地让人们去获悉。其实,具体到我一个个人的个案来说,我就非常想知道,为什么在六月四号的上午六点来钟,当我们学生最后从广场撤出到西长安街六部口路段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坦克从身后对学生对我的追杀,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这是得到怎样一种命令?那么驾驶坦克的这些士兵当时是受到什么样命运的驱使?他来做这种这么残酷这么血腥的一种镇压,因为在六部口这个路段,坦克从身后追杀,就在这里造成了大量的伤亡,而且都是跟我一样六月四号的早晨从广场最后撤出走到这里,完全是和平撤出走在西长安街六部口路段的,坦克也是从我们的身后高速地追杀,而且先还从坦克里释放出硫气弹,所以在六部口这里造成很多学生的伤亡。这个就是我内心里一直就是想,三十年了吧抹不掉的,也是一直想追问下想了解的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我想知道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找到它的真相。
   
   法广:但您觉得在中共专制独裁体制下,有可能吗?
   
   方政:当然就目前来讲,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看到。因为目前在国内全方位的这种封杀,各种的这种镇压,使得人们都没有办法去谈论“六四”两个字,“六四”本身就已经是敏感词了。所有对“六四”话题的讨论也好,对“六四”这个日子的纪念也好,都是被镇压,所以,真相还是离我们很远,还是很艰难,这是我目前的感受,但是,这一天终究会来的!
   
   谢选骏指出:不仅根据邓小平讲话整理出来的《四二六社论》是八九民运的助燃剂,而且共产党在“五十天民主”(1989年4月15日——6月3日)期间的每一个动作都“激化了矛盾”,最后导致了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屠杀。这一方面说明八九民运的早熟性质(需要外部刺激才能壮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命运”(姑且用一个最大公约数的词汇)安排中国带领世界前进的方向!六四屠夫邓小平被命运选中,作为八九民运的助燃剂出现了——他甚至后事如何,所以连骨灰都不要保留了……因为没有六四屠杀,就不会有苏联集团的土崩瓦解!
   
   《鲍彤披露邓小平激怒六四学生上街始末》(综合新闻 2019-05-03)报道:
   
   中共血腥镇压六四爱国学生30周年之际,当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彤先生日前披露,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出国访问后,邓小平将鲍彤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外,篡改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的决定,把本来即将结束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激怒了学生,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
   
   中共六四屠杀上万人
   
   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去世后,北京大学生自发地到天安门集会,悼念胡。随后该运动发展成一场要求中共反腐败、反官倒,要求中共给予中国公民自由、民主、集会的权利等的运动。
   同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共发动了14个陆军集团军、1个空降军等约30万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了镇压。据美国与英国的机密文件都显示,中共在这次镇压中,造成了上万人的死亡。
   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日前接受法广采访,披露了当时赵紫阳出访后,邓小平操纵政治局常委人员,激化矛盾,导致更多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中共的过程。
   赵紫阳提出三条解决方案
   鲍彤说,其实学生上街并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是悼念胡耀邦,哀悼无端地被废黜的胡耀邦,意思是说:“邓小平是错的,胡耀邦是对的。”
   因为当时掌握中共党政军大权的是邓小平,而不是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及其继任者赵紫阳。邓小平在1987年1月以所谓的纵容知识分子自由化等理由,将胡耀邦赶下台。两年多后,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而亡。
   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北京大会堂举行。参加追悼会的中共高层有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李鹏、彭真、聂荣臻、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王震等。
   据《炎黄春秋》2015年第3期发表的署名文章表示,追悼会历时近30分钟,向胡耀邦遗体告别时,中共高层仍以邓小平为首,排成单行走过,向胡耀邦遗体鞠躬致哀,然后上前与家属一一握手。
   鲍彤说,胡耀邦追悼会后,大部分学生陆续回到学校上课,第一次学生上街进入尾声。
   鲍彤说,赵紫阳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三条解决学生运动的方案:追悼会已经结束,劝学生回校继续上课;千万不要动用警察,除非发生打砸抢烧事件;“社会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的多项要求。
   4月23日,赵紫阳去朝鲜时,李鹏去送行。李鹏问赵紫阳“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待的?”赵紫阳说,“就是昨天决定的那三条,小平也同意了。”
   李鹏在《李鹏日记》上说,从火车站回来,他立即把乔石找去,把那三条意见写成电报,发给各省市。
   邓小平激怒学生二次上街
   鲍彤说,但诡异的是,政治局常委的那三条决定并未执行,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还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被激怒的学生第二次走上街头,而且人数更多。而该社论是根据邓小平旨意写的。
   鲍彤表示,学生受到这种无端指责当然气愤,不仅那些曾经到天安门悼念胡耀邦的学生气愤,而且原来没到广场来的学生也气愤了,也出来了。
   鲍彤认为,学生回去了,或者在连续回去的过程中,这时肯定有一个人唯恐天下不乱,他觉得如果学生回去了就没有文章好做了,他就决定要激怒学生,他就说学生是“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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