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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等是协约国走狗,邓小平是精神病人

谢选骏:蔡元培等是协约国走狗,邓小平是精神病人
   
   大家知道,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陶孟和、马寅初、丁文江等等都是协约国的走狗。但大家还是有一个思想盲点,忽略了六四屠夫邓小平是一个精神病人,这个小矮人的病是一次大战的时候在法国吓出来的。
   
   《一百年前 这批90后改变了中国》(2019-05-04 虎嗅网)报道: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鲁迅对当时北京天气的记载只有一个字“昙”,即多云。
   
   作家王统照多年后还记得,那天“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
   
   后来参加五四游行的人越来越多,数千人一起步行前进,阵风一起,路上便扬起滚滚灰尘,仿佛要不见天日。
   当时,作为新文化领袖的胡适并不在北京,由于他的导师、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来华访问,胡适和蒋梦麟都去上海迎接了。5月6日,他们才知道北京的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情况。
   事后很多人批评年轻人太激进,但正如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里所说,如果不是这把“超出理性”的火,就不会有后来一系列的冲突,更不会有更广泛的全国性青年运动,改变中国的“五四运动”可能就不存在了。
   
   五四运动的主题是声讨列强,主张中国在山东的权益。
   “这个世界会好吗?” 100年前的90后说,会
   参与1919年五四运动的主力,是1890后出生的年轻人。
   王统照生于1897年,胡适生于1891年,在北京担任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段锡朋、罗家伦甚至不到23岁。
   站在他们对面的旧学者和军阀,基本都是掌握社会权力的中老年人,不少还是超过60岁的前清遗老。
   这意味着,20世纪初的90后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当前的世界秩序,还有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古老中国。
   6月20日,杜威在北京写信给美国的女儿:“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和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与南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合影。
   但人在国外的杜威并不清楚,蝴蝶的翅膀是在哪一刻扇动的。
   1918年11月7日,梁济准备到积水潭朋友家住几天,出门前,他不太寻常地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那年才25岁,便在北京大学谋得了哲学系的教席,像当时很多90后一样对世界抱有乐观的期待。他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留下这么一句话,离开了家。
   三天后,梁济在积水潭投水自尽。遗书中有言:“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
   
   1918年的冬天,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俱乐部垄断了北京国会和大部分行政要职,共和沦为政客的幌子。
   另一边,横扫欧洲的一战结束了,德皇威廉二世被迫发布退位诏书,宣告德意志帝国灭亡,德国将往哪里去,也是未知之数。
   面对动荡的世界局势,新旧知识分子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应对方式。前清遗老们大多不掌握新式的传播媒体,每每通过象征性的行动来表示反对共和,如祭拜明朝谏臣杨继盛、为顾炎武嗣母建立贞孝祠、从儒家经典里寻找救世的药方,以身殉国也是其中一种。梁济虽然不算遗老,也采用了以死明志的方式来表达不满。
   
   而新式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90后、00后们,不甘心就这样“在沉默中灭亡”。
   梁济去世后一天,德国和法国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11月15日,北京60多所大学、中学、小学的3万多名学生举行了庆祝协约国胜利的集会,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陶孟和、马寅初、丁文江等知识分子轮番上台演讲。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发表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讲:“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真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但光明的那一面到底是怎样的?梁济的天问依然还没有人回答。1918年12月28日,为了参加次年1月18日举行的巴黎和会,梁启超带领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考察团从上海出发,登上日本邮船“横滨丸”号,前往欧洲寻找答案。
   
   1919年欧洲考察团成员合影,前左二为蒋百里、左三为梁启超。
   徘徊在不古不今之间的80后
   这是梁启超第二次登上“横滨丸”号。
   1916年春,梁启超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策动云南、广西起义反袁,被袁世凯政府通缉。当年3月4日,梁启超摸黑登上“横滨丸”,从上海偷渡香港,外面侦探密布,大雪纷飞,梁启超躲在舱底汽炉旁的小房间里汗如雨下,躲了六日六夜。
   讽刺的是,康有为后来化妆成老农秘密潜进京城,躲进法源寺,目的却是为了复辟大清帝国。两天后,张勋带头复辟,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赏头品顶戴。
   梁启超得知后,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直斥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康有为与梁启超
   再次回到“横滨丸”时,袁世凯已经作古,张勋也躲到了天津租界,再无复出的可能。这次,梁启超还带了6个人一同去欧洲考察,除了他自己是70后,负责后勤的杨维新是90后,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徐振飞都是80后。
   在开往欧洲的船上,他们仿佛出国留学的学生一样,相处愉快,“通英文的学法文,通法文的学英文,每天八点钟各自抱一本书在船面高声朗诵,到十二点止,彼此交换着当教习”。
   二十多天以后,梁启超一行人来到了苏伊士运河,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运河两旁密布着层层铁网,岸上一堆一堆的帐篷,戍兵还没有撤退。登岸后,他们看到昔日繁华的欧洲沦为废墟,各地房屋十有八九都成了颓垣断壁。
   
   顺时针方向,从最上方起:西线战壕、英军的坦克穿越战壕、在加里波利之战被水雷击沉的皇家海军战列舰、佩戴防毒面具使用机枪的军队、信天翁D.III双翼战斗机。
   这些残破的景象,让梁启超和张君劢对“赛先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赴欧考察后得到的答案,似乎与当年的自己背道而驰。
   从欧洲回来后,梁启超便不再强调科学、达尔文,开始重新评估东方文明的价值:“儒家与科学,不特两不相背,而且异常接近。”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宣称科学已经破产了,年轻人应该回到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的道路,以修心养性为重。
   而昔日同坐一条船的丁文江,对张君劢的观点极其不满,他在信里对胡适说:“张君劢基本上要回到宋明理学,这种想法该打,其愚不可及。”胡适也发表了一篇《孙行者与张君劢》,讥讽张君劢就如孙悟空,跳不出“赛先生”这个如来佛的五指山。双方在报刊上展开了轰动全国的“科玄论战”。
   
   胡适与张君劢
   20世纪初的80后群体,似乎比90后更加能够体现时代转型的混乱和割裂,很多人都徘徊在不古不今之间。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文运动时,章太炎的弟子黄侃便激烈反对,讥讽胡适如果要搞白话文就应该改名“到哪里去”。由于胡适后来写的《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只有上卷,黄侃更骂他是“著作监”——下面没有了。
   1919年,傅斯年主办的《新潮》(英文名The 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杂志在五四运动中名扬四海,曾经名列袁世凯“筹安会六君子”的刘师培也搞了一个《国故》杂志和新文化运动针锋相对,气得鲁迅骂他们是“一群坏种”。
   当然,80后中也有鲁迅这样的清醒者,但1919年时年近40岁的他,不太可能再像90后一样冲在时代的最前面。
   
   《新青年》与《新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阵地。
   人,是五四最大的共识
   在五四前后,世代与世代之间表现出了巨大区别,也在一些事情上找到了共识。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为散发传单被捕入狱,胡适深夜得知后立即设法营救。考虑到北京警察总监也是安徽人,胡适找到了安徽名宿马其昶(1855-1930)和姚永概(1866-1923)。
   马其昶和姚永概恰好都是旧式文人,是白话文运动的坚决反对者,但令胡适意外的是,他们都愿意签名担保陈独秀。
   胡适后来对陈独秀不无感慨地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鲁迅向来爱护年轻人
   人,大概是五四最大的共识。五四之后,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热闹多了,有人味儿多了。
   1917年,胡适刚回国时发现,民初以来一度很繁荣的媒体和出版业已经大幅萎缩,“中国这七年简直没有两三部可看的书,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
   而五四后的半年内,中国涌现出了大约400种白话文新刊物。到1921年,全国新出的报刊估计达到了1000种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学生杂志。
   继约翰·杜威之后,演讲在中国风行一时,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孟禄、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诗人泰戈尔等都受邀来到中国访问,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在长沙聆听罗素演讲的年轻人中,就有90后毛泽东的身影。
   
   泰戈尔来华访问
   正如周策纵指出,五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年轻男女们能够同时聚在一起,共同组织成一个团队,平等地举办一个活动,因此五四对中国的男女平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1920年,北京大学不顾教育部乃至总统的警告,让9名旁听的女学生注册为正式学生,迈出了中国大学男女同校的重要一步。
   五四运动发生时,中国人还不知道,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在法国签订了一份《精神独立宣言》,签名的人有罗曼·罗兰,伯特兰·罗素、斯蒂芬·茨威格、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140多人。
   1919年底,这份宣言也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新青年》和《新潮》杂志上。但那一年的五月,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在上面写下了他们的名字。
   
   谢选骏指出:马列主义认为,一次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既然如此,那么为协约国的胜利站台欢呼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陶孟和、马寅初、丁文江等等是些什么东西呢?显然,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陶孟和、马寅初、丁文江等等都是协约国的走狗。在这种角度看,“五四运动”其实是对分赃不均的抗议,本质上还是一种欧洲帝国主义的应声虫。至于欧洲帝国主义他们的饕餮大餐(一战)的残汤剩饭(伤兵和逃兵)所签署的《精神独立宣言》,很快就被二次大战打得粉碎,其中有些人还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做出了言行不一的丑恶表演。至于蔡元培等“新人物”,最多只能算是学习欧洲夕阳(西方的太阳)的满清的遗老遗少,他们能够做做协约国的走狗就算不错了。后来居“上”的毛泽东等遗老遗少,也是这个路数——毛泽东留过猪尾巴辫子,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们的独裁和垂帘听政,都是从小被“慈禧太后性侵”的后遗症。当然,邓小平比毛泽东进步一些,他毕竟亲身在法国卖过命,直接充当了协约国的炮灰——他晚年在北京大开杀戒,就是他早年在法国干苦力的时候,受到过度欺侮和额外惊吓的精神病后遗症。这是博士论文的题目——《六四屠夫邓小平是一个精神病人,这个小矮人的病是一次大战的时候在法国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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