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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胡说天下方案

谢选骏:余英时胡说天下方案
   
   余英时说,这些“天下”方案,虽然彼此之间存在着某些分歧,都是在为中共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以说明其政权的“合法性”(legitimacy)。等等。显然,余英时如此简化天下方案,出自一种胡说,也就是说,是一种流行于美国大学课堂里的洋泾浜。余英时在这里把自己当作了育婴师,以为读者都是婴儿,随便就可以打发。其实他自己读书不够,不知道早在1975年谢选骏就已指出,中国文明的核心观念乃是“天子”,而后才从天子派生出了“天下”。育婴师总不能胡说,古代的天子——天下观念也是在为二十世纪的中共寻求意识形态的出路吧。当然余英时要胡说别人也不能禁止,但批评总是可以的吧,否则,主张言论自由的人不让别人言论自由,这才是追随胡说的现代中国的东亚病夫。
   
   《余英时:试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2019年5月3日 转载联合新闻网)报道:

   
   缘起
   
   今年(2019)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念之年。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指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运动;广义则指一场新思想的运动,当时称之为“新思潮”或“新文化”。它必须上溯到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白话取代了文言)和《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所以狭义的“五四”其实只是“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一种行动表现,因而必须包括在广义“五四”之内。这一点必须先交代清楚,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五四”新文化是我一向重视的一件历史大事,曾先后多次为文讨论。这次百年纪念更激起我对于“五四”的种种反思,其中一部分已见于我和唐小兵教授的访谈录中。但访谈结束后,我感觉还有不少重要的想法当时没有机会说出来。(因为访谈只进行了一小时。)现在我想将其中一些想法组织起来,对“五四”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作用,做一次客观的整体论断。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目前大陆上很多人,包括新左派、新儒家,甚至自由主义者,都对“五四”采取了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这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我在海外也读过一些介绍大陆思想动向的文字。如我的朋友葛兆光在《思想》上发表的有关“天下想象”和新儒家“政治要求”的文章,以及最近梁治平先生评介各种“天下”论述的长文。(《思想》第36号,2018年12月)我所得到的印象完全可以印证一些大陆来访者述及的亲身观察。其中新左派和新儒家对“五四”的指控说来说去无非是:民主、科学之类的价值来自西方,不但不合乎中国的需要,而且还破坏了中国的本土文化。这是一百年来反“五四”者的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但是我进一步检查了他们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取代“五四”的方案,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倾向,即强调中国自远古以来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天下”型文明;这个文明虽一度为西方的侵略而受到严重毁坏,但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必将以全新的方式重建起来。这一倾向使我深信:这些“天下”方案,虽然彼此之间存在着某些分歧,都是在为中共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以说明其政权的“合法性”(legitimacy)。
   
   毛泽东死后,文化大革命告终,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已完全破产。在邓小平主持的“改革开放”时代,党内党外许多人都有回到“五四”民主路向的期待。1978年北京“民主墙”的出现便充分折射出当时一般人民的思想趋向。“民主墙”的作者主要是体制外的知识青年,他们在大字报中批判一党专政并强烈要求民主,都是紧接着大批文革受害者的冤情陈诉而提出的,可见他们是“为民请命”,而不仅仅是表达了个人的政治思想。“民主墙”的冲击力在当时是巨大的,引起各国记者的注视和报导,甚至邓小平在未夺回领导权之前,也对日本、美国、法国的访问团公开表示:人民用大字报表达不满的权利是应当尊重的。(按:邓取得领导权是在1978年12月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定案的。)所以“民主墙”通过对毛时代意识形态的否定,而动摇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为了挽救这一危机,1979年一月到三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由即将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主持,其目的便在重建一套意识形态,为邓小平改革路线提供正当性。会议的最后成果是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意识形态的新正统;一望可知,这正是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理论化妆。这个新意识形态在“务虚会”之后虽受到广泛的传播,但党内党外的批评也层出不穷,更由于它过于抽象,完全未能展现党的最新动向,最后只有不了了之。从1979到1989的十年之间,不断有人向党提出新的建议,其中最著名的是借自美国政治学者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这里有一个不但有趣而且反映当时政治形势的故事:1989年初,天安门民主运动即将爆发的瞬间,赵紫阳在和邓小平的一次对话中,提到正在流行中的“新权威主义”。赵告诉邓,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认为,“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必须扫除障碍,保持稳定,必要时不惜采取铁腕手段······”话犹未毕,邓便迫不及待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见吴稼祥《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台北,联经,2000,我在此书〈序〉中特别讨论了这一对话。)“新权威主义”一度成为聚谈最盛的论题,正是因为它差一点便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但当时多数知识人,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师生们,正在发起“五四”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以展开民主运动。“新权威主义”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所得到的,是抨击远多于认同,否定远多于肯定。所以在“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在万般无奈之中,只能提出“不问姓‘社’姓‘资’的要求”,用避而不谈的方式暂时和缓一下意识形态的危机。
   
   上面关于邓小平时代意识形态的回溯和前述“天下”方案的兴起密相关联。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二者之间的关联,然后才能进一步认识“”五四」新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处境。概括地说,邓小平在复出夺权和掌权的过程中(大致是从1977到1989),一直想重建一套新意识形态以发挥双重作用:第一、取代华国锋所继承的毛泽东路线,这是夺权的先决条件;第二、为他的“改革开放”的新路线提供理论根据,这是强化掌权的精神力量。上面已经指出,1979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是这样确立的。但是这一“实践”主义虽然有效地摧毁了华的“凡是”主义(即“凡是毛主席赞成的我们都赞成;凡是毛主席反对的我们都反对。”),却不足以支持越来越复杂的“改革开放”路线。后来新权威主义也曾得到邓的击节称赏,然而官方始终没有正式出面倡导过它,其地位还远在“实践”主义之下。可见1989年以前邓在寻求新意识形态这件大事上没有取得成功。而且我们更看到,1989年以后,他竟坦然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消极态度。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时期,意识形态的重建问题竟如此困难?让我从历史角度稍作推测。
   
   首先我要指出:这十几年中,“改革开放”的政治要求为“五四”精神的回归开辟了道路,“五四”时代所强调的普世价值,特别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观念,顿时大行其道。1978年10月我访问大陆,正值“思想解放”运动全面展开。当时一个最响亮的口号是“读书无禁区”。这就表示,大批的知识人,无论在体制之内或之外,都要求在知识、思想、言论各方面取得自由和开放。我在北京和各地所接触到的党内人士往往将“思想解放”和五十年代中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相提并论;并且很有信心地说,这次的“放”绝不会落到“阳谋”的下场。我在11月回到美国之后,很快便有“民主墙”的崛起,远远超出“思想解放”的范畴了。“五四”精神在为下一段时期演出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历史悲剧,其事人所共知,不待赘说。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精神在现代中国是一股实实在在的历史潜力。只要政治压力稍松动,便会卷土重来。我们应该记得,1957年那个短暂的所谓“百家争鸣”,便是由北京大学学生在5月4日发动起来的。这一天八千个学生开“五四”运动纪念会,十九个学生领袖发表激烈的演说,公开攻击中共政权对民主自由的迫害。他们还编印了一个名之为《民众接力棒》的期刊,寄给全国各级学校,呼吁全体学生为民主、自由、人权而奋斗。(关于这一事件,参看胡适1957年9月26日在联合国的讲词“Anti-communist Revolts in Chinese Mainland”,收在周质平主编,《胡适英文文存》,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第三册,页 1490-1491)当时“党天下”统治中国已八年之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胡适批判”之类的运动也已在全国范围内深入而持续地进行了多年。我相信毛泽东不顾党内反对,一心一意要搞“鸣放”,是他深信知识人基本上已被征服,不致导向乱局。(按:毛在2月27日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必须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肃清了反革命。”见胡适上引文,页1495)但他绝对没有料到,“鸣放”的风声刚刚传出,“五四”精神便复活了。“阳谋”之说其实不过是事后造出的一片遮羞布而已。五四精神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潜力,在此获得清楚的印证。至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民主运动,从“思想解放”、“民主墙”到天安门结局,都一直在“五四”精神的笼罩之下,更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这里唯一应该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当时知识人致力于“”五四」精神的复活完全是自觉的,所以他们公开喊出了“回归五四”或“重新启蒙”的明确口号。(参看陈乐民(1930-2008)在《启蒙札记》中追忆李慎之的文章,《万象》,2008年第6期。)
   
   分析至此,我们才能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改革开放时期不能发展出一个为“党”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五四”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动力,在共产党内部造成了分裂。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最初仅限于经济领域。但在改革过程中,主持人(如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发现:经济体制的改革无可避免地牵涉到政治体制;后者不改,前者便改不下去了。最后虽在党内保守派强烈反对之下,邓小平终于接受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原则,并在1986年指定赵紫阳主持其事。第二年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接受了赵的报告,政治改革才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内部的分歧也立即开始了。简单地说,以胡、赵为首的改革派,由于其中往往有人和体制外的知识人互通声息,倾向于参照西方体制以扩大改革的尺度,因而不免削弱了一党专政的权力。另一方面,邓小平虽号称“改革总设计师”,但是他整体构想是通过经济改革以强化“一党专政”。自始至终他绝无一丝一毫开放政权的意思。1986年12月30日,他在家中会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讨论学潮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同时也为“政治改革”定下了基调。例如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这两段话清楚地反映出,改革派受到当时“五四”精神的影响,正在把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和法治的途径。所以邓才有此针锋相对之论。1987年5月27日他读了赵紫阳送去的政治报告初稿之后,又作了如下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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