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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共产党内乱”

谢选骏:1989年的“共产党内乱”
   
   《六四30周年:“寒冬”前中国记者最自由的三天》(BBC中文2019年5月21日)报道: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 。街头的枪声已响起,黑暗里,有市民用路障阻挡军车,流弹四飞。

   
   《人民日报》的编辑张宝林此时在北京城西的木樨地, 这里已经有不少市民中枪。坦克的隆隆声越来越近。他骑单车沿长安街向东一路飞奔回报社,不知何时,鞋子、裤腿沾上了鲜血。
   行至西单路口,一辆坦克从北边急驶而来,张宝林赶紧闪躲到路边。前方路口,一位老太太正费力推着一辆装满蜂窝煤的三轮车,在坦克开到面前的一瞬间,老人突然用力将车推向路中间,顷刻间小车被碾压,坦克毫无减速,转向后沿长安街飞驰而去,留下碾烂的小车和一地煤粉。
   回忆起这个瞬间,张宝林说他当时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螳臂挡车”。“老百姓明知这辆小车在坦克面前什么也不是,但还是要挡一挡,哪怕马上就灰飞烟灭。”
   1989年春夏,因悼念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引发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在六月四日凌晨遭军队镇压。“寒冬”后,作为记者的张宝林却无法将自己看到的一幕幕如实报道出来。而在此前数月,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一步步突破体制界限,争取到了短暂的自由春天。1989年5月中旬,出现了中共建政后,中国新闻史上“最自由的三天”。
   张宝林回到报社,将途中遭遇写成一千多字的特稿《北京这一夜》。截稿时被删成不足200字的简讯,嵌入其他宣传文字里, 但仍以原标题刊登在6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这是当天唯一发稿记录军队开枪和人员伤亡的中共党报。
   张宝林告诉BBC中文,“当时负责联系人民日报的中宣部副部长王维澄,三次电话严令报社不准刊登。但老陆(副总编辑陆超祺)顶住压力,坚持刊载本报讯。”
   目前仍在北京生活的张宝林在接受BBC中文访问期间遭遇国安约谈。他在电话多次受阻、邮件多番拦截之后,仍然试图冲破屏障,向世界告知中共一直掩盖的真相,让《北京这一夜》的发稿幕后在三十年后终于得以公开。
   在胡耀邦、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沿袭了苏共模式的新闻管制一度有机会松动, 中央已启动新闻立法,并起草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八九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群众明确要求新闻自由、政治改革。在全世界的聚焦下,来自中国官方媒体和港台的记者目击、报道,甚至亲身参与了争取新闻自由的抗争。然而,军队镇压使八九学运以悲剧告终,也彻底关闭了中国新闻改革的大门。
   导火索
   今年62岁的张伟国当时任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编辑一职。这家报纸由两间学术机构创办,具有民营性质。采编人员中有不少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压、文革后复出的老一辈报人,也有恢复高考后培养出的第一批大学生。因总编辑钦本立倡导“探索在中国进行新闻改革”的办报理念,报纸在当时极具影响力,读者中不乏中共当权者和经济学家。
   在钦本立的带领下,敢讲、敢做的两批优秀新闻人聚在一起,有意识地利用“打擦边球”的方式寻求突破,把新闻报道运作到政治环境所允许的最大限度。
   直到1987年初,胡耀邦被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方励之、刘宾雁等知名知识分子被开除出党。《导报》意识到,打“擦边球”的日子快到头了。
   张伟国对BBC中文说,“当时我们非常深刻的感受到,新闻走到了瓶颈。政治体制不改,新闻就没有出路。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去除当时存在的很多危机,是比较稳健的道路,否则不解决根本问题。”从那以后,《导报》就一直朝政治改革的方向推动,以“快半步的步伐”走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之前。
   1989年4月15日,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张伟国和钦本立决定在北京举办座谈会,请支持改革的出席人演讲和发言, 并对此大幅度报道。
   张伟国通常会在落笔前询问钦本立,《导报》有哪几个版面可以使用。但对于这次座谈会,钦本立说,“有多少发多少”。
   对于这样的决定,张伟国最初感到意外,但他认可钦本立对推动新闻改革时机的分析和判断。1989年初,要求特赦魏京生等人权运动人士的签名信广传,似乎出现一种凝聚的社会共识来推动公共议题。同时,当年还是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一个会有变数的时代出现了,要借力往理想的方向推动。”
   新闻改革到了突破口,用新闻改革撬动政治改革的时机到了。他对BBC中文说,“用当时的话说,进一步进十年,退一步退十年。那时有一种感觉,轻轻推一把,就能事半功倍。”
   报纸出版前一天,上海市委得知《导报》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专栏,以会造成“思想混乱”为由,要求删除《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和知识分子严家其的发言。在此之前,如果上海市委认定《导报》已刊出的某些文章越界,会让记者检讨,但这次提前介入审查报纸,极不寻常。
   印刷厂签样之后,钦本立被叫到上海市委办公室。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和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再次提出删掉两段内容,争论持续到半夜12点,双方僵持不下。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急急赶来,亲自施压。一直以为江泽民支持《导报》办报方针的钦本立大受刺激,强压之下表示收回报纸,用其他内容顶替版面,重新印刷。
   但彼时已过了报纸出厂时间,钦本立只拦住了通过邮局投放到订阅户的发行渠道。而其他通过内部直送市委机关和中南海的订户,还有从印刷厂到街头报贩摊上的报纸,已经开始派发。
   最终4月24日早晨, 街头出现的《导报》用了五个版面报道座谈会。头版主标题《人民的悼念蕴藏着巨大的改革动力》以大字排版,并配以醒目的胡耀邦肖像。
   江泽民大怒。两天后,在上海万名官员参加的大会上,他宣布撤销钦本立的总编辑职务,并向报社派驻整顿小组。在八九学运的重要关头制造了一起政治事件。
   在钦本立被撤职当天,党内高层中的保守势力授意《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和“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引发4月27日大游行,全国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抗议。
   两日后,数百名北京新闻工作者联名致函上海市委,抗议江泽民撤销钦本立的职务,指责其违反了新闻条例及中共自定的“党政分开”的原则。联名的记者和编辑来自十几家中央级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日报》等。他们还对钦本立和《导报》表示敬意,其中75名来自《中国日报》的记者和编辑称,“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
   此后,与学生的诉求交相呼应,《导报》事件贯穿八九学运的整个过程,也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参与运动、推动新闻改革的导火索。
   曙光
   5月4日,近500名北京新闻工作者打着“首都新闻界”的横幅,由新华社向天安门行进,打出“严正抗议上海市委撤销撤销钦本立职务!”“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说真话”等标语,穿行在北京街头。
   五天后,200多名北京新闻工作者来到中国记者协会,提交一封来自30多家新闻机构一千多名编辑记者的联名信,要求就《导报》事件和近期报禁与中央主管宣传的官员对话。
   发起签名的是《中国青年报》的编辑李大同。当年37岁的李大同进入报社前曾在内蒙古草原插队十年。因兼通蒙汉两文,1979年被招进报纸担任驻内蒙古记者。
   李大同没有受过新闻专业训练,自学西方新闻理论,苦练采访和写作。在30年后的今天, 回忆起当时阅读美国施拉姆著作时的震撼,还会感慨:“那家伙写得,说理透彻、行文简洁、主旨到位,让你感到非常漂亮。而中国那些新闻理论,看两眼就扔到一边了,就是一大堆废话。”
   李大同是普通百姓出身, 常识告诉他,新闻就是宣传——这套中共传统做法,意味着对社会撒谎,他本能地反感。而新闻要客观、要真实,要无止境地逼进真相,完全符合他的期望。
   驻内蒙古不到两年,李大同就被调回北京总部担任编辑。他和同时间进入报社的记者开始承担中层领导的职务。“这批报人用了五、六年时间,到1985年左右完成了整个意识形态的更新。我们再也不认为新闻就是宣传了,新闻有它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李大同对BBC中文说。
   1989年5月9日,李大同在中国记协宣读请求对话的信件。
   4月21日,李大同作为报社代表去参加胡耀邦追悼会。从大会堂向东门外望,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站满了大学生。他们大喊,“我们要参加追悼会!”武警战士手挽手站在一起,排成两百米长的三排人墙。李大同意识到,“世界级的新闻事件就在我们眼前!”
   当晚回到报社,记者与总编辑吵到半夜12点,要求如实报道。后来向《人民日报》询问口径,对方干脆回应:怎么可能呢,根本不可能报道!
   第二天,除了《科技日报》深入报道了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悼念胡耀邦的情景,其他媒体基本保持沉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学生在校内集会游行,抗议新闻媒体不说真话。
   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人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委托与官方选出的北京大学生代表对话。电视转播中,袁木用官僚式的腔调对学生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实行的是报刊总编辑负责制。”学生无以应答。
   李大同看了之后非常气愤,“完全是谎言,大学生哪里知道,(总编辑)根据什么负责?”在采访中,他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道,“根据中宣部指令负责!”
   在《中国青年报》内部,记者与总编辑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一位部门主任要求全体主任辞职表达抗议。李大同说,“我当时想了一下,觉得这不是总编辑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新闻体制的问题。在报社瞎闹没用,要做就和中央直接对话。”
   通常情况下,一位普通的新闻编辑与中央对话,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街头抗议示威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李大同认为:“上面需要有一帮理性的、可以对话的人。证明他们愿意跟基层对话,愿意解决问题。”
   主张推进改革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在《也谈春秋之交》一文中记载,与中央对话的想法在4月29日,由统战部新成立的知识分子局组织的联欢茶会中,就有记者提出过。当时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茶会的反应却非常干脆,说道:“好,可以。你们要见谁?”
   三天的自由
   5月4日,赵紫阳在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时发表讲话,肯定学生爱国;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此次表态与“四二六社论”的强硬立场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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