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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一)

一,引论,问题的提出和本系列想解决哪些问题
   1,从发表的《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说起
   我在博讯网站发表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第二部分的时间,已经到了五四百年纪念日了。其实
   早在此时各种各样的纪念文章就已经出现在网上了。我密切注意的是,各家名人在他们对五四的评论中有没有什么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提法和说法。结果是基本上全是些老调重弹,几乎没有什么新玩意儿。
   故在五月四日博客上发表的《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十一)》我写了如下的一段作为提示:“前面的几篇附录主要是为论证,怎样来认识与评判北伐战争(又称为第一次国民大革命)的本质而用的,在多种不同的观点中,大部分都是前人所写下的他们的观点,有国民党派的观点,也有共产党派的观点,这些(主要的可说是两种观点)观点几乎统治了台湾与大陆的近一百年的历史了,如是以余英时为代表的台湾中国近现代史观和以袁伟时代表的大陆中国近现代史观,更别提那些共产党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了,故造成了对北伐战争的种种不同观点的历史资料至今没有引起全民族的注意和关注,就是在历史学界也是显有人去深挖其中的真相,更没有人以此联通北伐战争之前与之后的中国近现代各段历史的变迁,更谈不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举个例子,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徐泽荣在最近召开的香港会议上说,他研究了苏联人曾如何长期从资金和思想上控制中共:“我觉得五四是苏联人挑起的”。 针对徐荣泽的发言,笔会会长廖天琪说:“我发觉,我们作为中国人,不管你是在中国的大陆,在台湾,在香港生活和受教育,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一塌糊涂,一片空白,错误太多。” 廖天琪女士的“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一塌糊涂,一片空白,错误太多。”可说出了一句大实话。就是说,共产党的中国近现代史观,袁伟时代表的大陆中国近现代史观,以及以余英时为代表的台湾中国近现代史观都是谬论,都是些胡说八道。由他们的近现代史观所引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观点,也就只能是谬论而已。因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犯了一个不“通”的毛病。由他们的近现代史观向上推的所决定的哲学观点都是二分法,不是毛泽东的二分法,就是胡适余时英的二分法,都是些历史的垃圾货。惟有以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方可给中国人以一个清澈可信的答案。”
   此提示的前一部分是对新发表的《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十一)》作一说明提示,此提示的从“举个例子”起的后半部分则为我对几乎所有的五四百年纪念的文章发表我的观点,“共产党的中国近现代史观,袁伟时代表的大陆中国近现代史观,以及以余英时为代表的台湾中国近现代史观都是谬论,都是些胡说八道。”
   余时英常常向年轻的中国人推崇胡适,他的思维与逻辑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云来表达,这样的思维模式就是典型的二分法模式,因为在上世纪50年代,胡适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三十年后,它就必然会成为人人仰望的“光焰”巨星。三十年之前与三十年之后二者之间,理应是不存在着什么必然的因果逻辑联系。这就是错误的关键所在。 进而随着时空的推移,在余时英的鼓动下,反而对胡适的评价越来越高,其人已被尊为“历史学、文学、哲学等领域多有建树的大学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高举文学革命旗帜、实践白话文、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之类,甚至成了压倒性的“定律”,而“胡适的性格思想魅力”,尤为信奉者所乐道。这种典型的二分法思维模式必须彻底地批判之。因为余时英的思路无法说明,两岸三地中国人对自己的过去,刚过去不久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的认识为什么是“一塌糊涂,一片空白,错误太多”。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一个民族怎么能准许这种荒谬的历史观长期地霸占着整个的社会呢?!一个民族的学术精英界怎么能对此长期地无动于衷呢?!他们每个人的良知与良心都到哪里去了?!如果历史被曲解、阉割、遗忘,这就意味着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扭曲和中断,一个失忆或记忆错乱的民族,一个没有具有健全的心智和人格的民族怎么能屹立世界民族之列呢?!“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以自立于大地耶?”(引于梁启超《与仲弟书》)
   
   二,我发表的《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为何叫“论纲”呢?为什么叫“论纲”?
   
   其一是,因为要讲的《对决》第二部分的总题目,我的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欲想涉及到的领域实在是太大了,我千方百计地将之浓縮,也还是太龎大了,并不是能用十篇或二十篇文章所能讲完的。更不用说《对决》第三部分那就更龎大了。因此在构思整篇《对决》的初期时我就定下了,整篇《对决》的书写方法采用与众不同的启发引导的方法,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意思说的是传授给人既有知识,不如传授给人学习与研究知识的方法。故将诸重点放在研究的方法,这就是由康德哲学认识论所能保证了的唯一正确的认识方法。像第二部分重点讲述了的,我是如何认识到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
   
   其二是,我是这样的看待我公开《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的意义,与其说是我公开我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一种与众不同的系统的历史观),不如说公开我是如何地认识、观察、审视中国近现代史的,只有这样的认识方法才能取得正确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一个真正做到四个“通”的史观;与其说是公开了我取得了颠覆目前紧箍我们千万大众头脑的旧历史观(常常为我们视之为常识)的一些新的研究结果,不如说我为大众指出了这一条由康德所指出的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途径;与其说是公开了我取得新的研究结果和是一门课题的终结,不如说是我为大众打开了一道大门,彻底绕过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那狗尿堆,让大众沿着这条由康德所指出的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途径去自行探索,去攀登一座座的高峰。
   
   其三是,我发表的《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核心就是《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五)的简单表列和前面的简单说明。但这却是我中国近现代史观之精华之精华,核心之核心。与现有的共产党的史观,与袁伟时代表的大陆新中国近现代史观,以及以余英时为代表的台湾中国近现代史观相比较,我主要是绕过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那狗尿堆,抛弃了列宁的二分法,应用了康德的三分法而取得的,值得真心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研究界的同道来共享。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我的史观是如此之简单呢?首先,我请这些朋友好好地思考,用如此之简单的史观能不能清晰地讲清楚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过程?我们每个人,如同一个法院的检察官,当他刚刚接触一个新的刑事案时,大多数往往是个极其复杂的案子,
   但等到案子破解时,通常就变得非常简单与清晰;我们每个人,又如同一位新入大学的大学生,刚看到他所学的主要专业课的教材时必然感到非常困惑,但经过了几年他不断循序渐进的努力,不断总结,到了毕业时回过头来回想这些主要专业课的教材必然是那么的简单与清晰。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而言,如同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一样,所有的中国人所面临的最最困惑的事情却是一个人在他求学生涯中常常具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带来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上的迷茫,也就是在清除共产党真理部对每个中国人头脑的天天的灌输的同时,因为每个中国人受到的列宁毛泽东的二分法的多年教育以及许多人常常反了共产党就会惯性式地接受了象胡适那样的实证主义史观,故也要把重点放在清除以余英时为代表的台湾国民党的中国近现代史观和袁伟时代表的大陆新中国近现代史观对每个中国人的灌输。这里我们先点出,每个人在认识世界时常常犯的几种惯性式错误:先入为主的观念;二分法的观念; 常常把人的常识看成是真理;总认为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的总是比旧的好;(在自然科学中大多是对的,但在社会科学中有时却并非如此啊!)其他留下的以后再谈。
   
   三,本系列的安排
   
   1,怎样来看待本系列的文章?
   
   我写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也就是仅仅写完了《(第一部分)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和《(第二部分)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但由于正赶上五四百年纪念,只好改转撰写起本系列的文章,主要的目的其一是清理一下目前在五四百年纪念的议题上几种错误的观念和论断,其二是第一次地应用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来分析几种由对五四纪念中产生的错误观念和论断。因此,我敬请诸位读者,在您读完每个论题的文章后,思考一下,在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和由五四百年纪念引起的几个论题之间是否能建立起他们间应有的联系,也就是说,由您所了解的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顺着我的文章的推理,能否推断出我的文章的结论,这种推断是不是无可非议的?!另外,思考一下,我的文章的结论是否可以作为对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正确性的一个实证?!
   
   2,本系列的文章准备讨论哪几个论题?
   
   因为五四百年纪念的议题有许许多多,本系列仅能选几个论题来讨论。本系列的文章准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
   在这部分中主要讨论以下的几个议题:
   1)五四运动是怎样发动起来的?这就是《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二)中我们要讨论的主题。
   2)由于要想真正完全细仔研究五四运动的原因,这样的专业历史学家必须起码要从中国对德宣战、中国参加一战、获得巴黎和会入场卷讲起,一直讲到巴黎和会,会议上争议,巴黎与北京之间两种联系方式(官方代表团与梁启超民间代表团),才能讲到了引起五四运动。
   但这样的叙述,讲了十二小时,也只是仅仅讲了五四运动历史事实表象性的一大部分,却无法对事实背后的东西(其中特别是重要参与人的思想、动机等),进行分析与讨论,更妄谈对五四运动进行价值评判了。这主要可分为其一是段祺瑞参加一战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段祺瑞与梁启超的分歧是什么,其二是其他人的有关思想、动机分析这二个部分。我就先讲这其二部分,挑一些重要的问题一并归于题目“几点五四研究中的补充资料”中来讨论,这就是《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三)的主题。这里也回答了,徐泽荣说的“我觉得五四是苏联人挑起的”这句话对不对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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