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孟泳新
[主页]->[百家争鸣]->[孟泳新]->[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十)]
孟泳新
·张君劢是战犯吗?
·斯大林的成功致毛政策“一边倒”
·揭秘民盟历史:张君劢与民盟的诞生
·张君劢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
·孟泳新给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封信
·论价值评判和必须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
·张君劢VS胡适
·张君劢辩证唯物主义驳论
·科玄论战的谁胜谁败
·张君劢为什么会同意民社党参加国大?
·必须重审《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以及再次发表的原因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四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五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六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错在何处?(上)
·胡适要打倒孔家店,铁证如山
·学术研究和中国民主运动
·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的文献评述
·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和我对民主宪法的三点建议
·列宁联邦制理论的必然之路就是全国解体
·列宁联邦制理论和中共的民族政策演变及现况
·联邦制和梁启超张君劢宪政思想在中国宪政思想史上的地位
·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上)
·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中)
·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下)
·谈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演变及未来民主宪法走向
· 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必须捆绑人权条件
·为什么同样的联邦制让苏联等国家走向深渊?
·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中国民主运动之思想基础
·张君劢是民国以来最值得纪念的人
·还原民盟成立的历史真相 一一与章诒和 、黄方毅等人商榷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一)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二)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三)
·张君劢=民主──为纪念张君劢诞辰一百三十年而作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四)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七)
·王沪宁居然也会犯低级错误\王公权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五)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六)
·《二零一八宣言》
·《二零一八宣言》附文
·《质疑中共的解放战争的开战时间》
·《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
·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的重要性与难度所在
·必须批判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
·向鲍彤致敬
·《二零一八宣言》的《八问》
·严家祺思维方式表象的剖析
·必须批判胡适的科学主义
·《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一)
·《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二)
·金庸:武侠巨人 政治小人
·说说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三件怪事
·《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三)
·从法制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法律现况
·是“没有一战,何来五四?”还是“没有宣战,何来五四?”
·发动“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
·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各种历史认识观的简略评议
·黎鸣算不算是中国民主运动力量?
·认清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的错误所在
·有感于“敢为天下先”
·张君劢:诚不愿吾六万万同胞随苏联而殉葬也
· 敦促胡平、章立凡先生尽快树立罪错思辩方式
·对胡平《镇反运动小议》一文的解析
·《二零一八宣言》导读(四)一树立罪错思辩这第二种思辩方式是一个关键
·高力克: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
·向大家推荐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一)
·孟泳新/向大家推荐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二)
·向大家推荐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三)
·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一部分)(一)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二)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三)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四)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五)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六)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七)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八)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九)
·孟泳新给陈奎德的两封信
·黃鶴昇《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二部分)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一)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二)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三)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四)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五)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六)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六)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六)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七)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八)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九)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十)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十一)
·《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一)
·《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二)
·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三)
·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三)
·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四)
·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四)
·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五)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十)

张文涛《国民革命时期的“智识阶级”论争一一“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及争议》(下)
   三、“智识阶级”与进行中的国民革命
   1926年3月,陈独秀在《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中指出,当时中国反对国民革命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军阀中反动派,如奉系之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直系之吴佩孚、孙传芳,粤系之陈炯明、王邦平等;另一种是知识者及政客中之反动派,如国家主义派、研究系、安福系、中和党及老民党分子章太炎、冯自由、马素等。(24)《时事新报》也将当时的“反赤”势力分为“政客之反共产派”和“学者之反共产派”,并指出前者纯为自身厉害关系,后者“太偏于学理上的争辩”。对于这种区别,《国闻周报》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
   智识阶级的反对蒋介石与军阀们反对他不同。……智识阶级的反对蒋介石可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反对他,完全是因为反对他的主义,完全是因为反对共产,完全是因为真正的反对共产而不是像军阀们仅仅借反对共产为招牌。因为是真正的反对共产,所以就不问蒋介石的势力膨胀到什么程度,膨胀到甚么程度,膨胀到何等地界,然后采取反对他。这完全是反对一个主义而不是一个人。(25)
   《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也敏锐地注意到“号称反赤者不独军阀也”。他指出章太炎为代表的智识阶级的“反赤运动诚为一思想问题”,也正因为章太炎是在思想上反对国民革命,他才“不惜抛弃多年来反对北洋正统之态度而与军阀周旋”。(26)

   章太炎等“智识阶级”“反赤运动”的起因“诚为一思想问题”,然而一旦落实到行动上,则与军阀“反赤”相去不远。在中共党人看来,智识阶级的“反赤”言论服务于国民革命要打倒的对象: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如一篇题为《意大利的反赤宣传到中国来了》的文章中就写道:“在我们中国,首先宣传反赤的,是英国帝国主义的报纸,继之是研究系,国家主义派,不但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依为命,不但章太炎竭力‘反赤’,争取英国六十万英镑的‘反赤’宣传费,就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派,他们也曾在五卅运动中向法国告密”,“曾帮孙传芳做拥护国旗运动,张贴‘反赤’标语”。(27)
   诚如已有论者所指出,陈独秀等人的中共思想界联合战线理论,充满矛盾和反复。陈独秀真正钟情于联合的是胡适,这不仅因为胡适等本来就曾是一起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战友”,而且还在于陈独秀相信他所信仰的唯物史观与胡适等的实验主义确有共同点,在反对封建思想与军阀统治中可以继续合作。同时,中共党人对梁启超等人始终抱有戒备的心理,也不单单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研究系背景,更重要是他们主张的“东方文化”被视为落伍于时代的封建思想。(28)此即邓中夏当时所说的“在现在中国新式产业尚未充分发达的时候,劳资阶级尚有携手联合向封建阶级进攻的必要;换过来说,就是代表劳资两阶级思想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尚有联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东方文化派进攻的必要”,(29)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种思想上的斗争本来就是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彼此作用,互相影响。
   胡适不论其在思想上与中共有多少差距,至少在国民革命前后的“谈政治”中没有完全走到国民革命一方的对立面,相反关系一度紧密。(30)中共对之批评有所节制,主张与之联合是有事实依据的。但是,研究系和国家主义派却非如此。胡先骕就注意到,“国民党人诋人,动曰反革命,曰资本主义之走狗。凡非本党之人,辄视之为研究系。自所谓国家主义发生以来,则称异己为国民(家)主义派或醒狮派。”(31)可见,其时研究系和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含共产党)的敌对关系。
   梁启超是研究系的灵魂人物,其一生政治追求均以孙中山竞争者甚至对立面的角色出现,与激进的中共更是相去甚远。1923年,陈独秀撰文主张团结的对象中有研究系左派,虽未明言梁本人是否在内,其结果却是不言而喻的。1920年,与国民党人密切接触中的胡适因被误信与研究系接近,就遭到上海国民党人的恶评,(32)此足见国民党人对研究系的态度。梁启超对国、共两党也是素无好感。国民党改组后,梁启超反共态度愈加坚决,对联俄容共政策,更是讥之为中共的“借尸还魂”和国民党的“引狼入室”。(33)1925年的五卅惨案,梁启超就认为是共产党挑起,而英国协助的结果。(34)同年10月10日,梁启超在关于国庆的演讲辞中更是把共产党指为“长子生则杀而食之谓之宜弟”的主义。(35)北伐期间,梁启超谋求政治运作,进行抵抗,企图建立一个反共(兼反国民党)的大同盟。(36)
   梁启超的反共计划,因为非梁派的不同意见和梁派内部的分歧终未实现。(37)但他对国内各党派的态度是明显的,他以为“国内各党派中惟有‘国家主义青年团’一派最有希望,近来我颇和他们为交谊的接洽”。(38)中共对于这样一个反共大同盟的态度也是可想而知的。1926年,陈独秀就于《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一文中称张作霖、陈炯明、国家主义派、研究系、章太炎、冯自由等“反赤”、反国民大革命的势力,“有产生一个貌似的中国法西斯特党之可能,这个党的反动性,较之研究系安福系,还要后来居上。”(39)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去世,中共眼中梁记的“中国法西斯特党”当然也就无从实现。
   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远在中共诸人之前,但他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施之于中国。中共成立之后,尤其是国民党改组后,他反共的决心愈加坚绝。北伐期间,更是伺机在政治上再起,预备抵抗。梁启超之所以如此,中共所持的阶级观念以及在对待智识阶级态度上的反映,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他在1927年1月27日《给孩子们书》中就颇多感怀地写道:“在现在的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作的痞子流氓”,“将来我们受苦的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要磨炼身心,预备抵抗”。(40)梁启超为对付中共预备做长期抵抗,中共也对其领导的研究系始终怀有敌意,(41)足见双方政治立场之对立。
   研究系之外,为梁启超所赞赏的国家主义派是中共的主要对手。所谓19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国家主义派)三党的互竞,多在同出于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之间展开。从第三方视角来看,两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出身学堂的知识分子,都属于智识阶级。但在他们的论争中,“智识阶级”却成为鞭笞对方的工具。1925年4月25日,恽代英在的《评醒狮派》中说,“自从《醒狮周报》出版以后,我又加了一种不赞成他们的理由:便是‘士大夫救国论’。他们是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国家主义派领袖左舜生则针锋相对,在同年5月16日《醒狮周报》刊出《答共产党并质恽代英君》中,称中共为一批大学校长、教授、利用青年和农工阶级为“攘夺政权的武器的士大夫”。(42)两个月之后,恽代英发文对“士大夫”颇不屑一顾,而要求左舜生“丢了迷信士商阶级的空想,来与我们注意下层阶级发展他们的监督力量罢”。(43)共产党人矛盾则在《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命》一文中解读了“懒怠的不革命怕革命的中年智识阶级一变而为假革命的国家主义者的心理经过。”(44)
   国民革命时期,“革命”两字在国民革命一方“口中相同于一种符咒”,(45)“人人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46)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国民革命的犹豫、迟疑、质疑和怀疑态度,都有可能被戴上一顶“假革命”、“非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帽子。(47)梁启超所说“在现在的南方”“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48)大抵也是因为“智识阶级”站在了国民革命的对立面,其背后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逻辑。1925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讲,“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的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党。”(49)这“一切反动政党中”自然不乏“智识阶级”中人。1924年11月,有署名“枕欧”的作者在《晨报副刊》上就发文称,“据我观察,今日之智识者:上者,成见太深,党同伐异,下者只谋一己富贵尊荣,利用是社会上或政治上的风波,纵横捭阂,从中取利益”。(50)此时倾向国家主义的萨孟武亦明言:“民国以来,政变数决,而每次政变,都有知识阶级,潜在黑幕之中”。(51)智识阶级既与不良政局牵扯不清,那么中共党人在其中分辨敌友也是难免。
   从五卅运动到北伐之际,“打倒智识阶级”之声响起,然而各方理解中的“智识阶级”却大不相同。刻意拔高的在“智识”(intellectual)上下功夫,结果中国勉强只有幼稚的智识阶级,不配也不能被打倒;(52)过于实际的则在“阶级”上做学问,称以“智识”为特征的上层人少力孤实难成一“阶级”,于是“所谓知识阶级,实仅指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的人们。”(53)表面上是名词之辨,反映的是在国民革命时期“智识阶级”本身的分裂。
   出身智识阶级的中共党人却并不拘泥于辨析名相、考镜源流,早在中共“二大”时党人就明确认识到“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成的马克思学会”,因而“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而是要“到群众中去”。(54)其目的在唤醒、组织革命的力量,政治激情大于学理探讨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中共本身的阶级革命道路,也激起了“智识阶级”中人的反对之声。众多智识阶级精英分子因与中共在政治理念上相左,走上反对国民革命的道路,这使得中共“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设想付诸东流,其对待智识阶级由失望所带来的极端态度也缘此可以理解。可以说,“打倒智识阶级”口号所折射出的中共对智识阶级的极端态度,不仅是因为中共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不成熟,更重要的是缘于其时智识阶级中人政治上的对立与分裂。当然,中共对智识阶级的极端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诸如梁启超等的反共决心,这是相互作用的过程。应该说,其中的教训,是很值得总结和玩味的。
   
   ——————————————————————————————————————
   ①与本文内容关系密切的相关论述主要有:方维规详尽地考察了“Intellectual”一词各种汉语译词,包括“智识阶级”、“知识分子”等,在20世纪中国语境中具体意涵的泛化及其原因(详见《“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郑师渠则着重讨论了外国名哲来华讲学、科玄论战等文化事件与中共“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间的相关性(详见《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中国思想界的两场论争(1922-1924)》,《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章清则从《新青年》同人在后五四时代的分化入手审视了1920年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与社会重组,尤其是揭示了依托“阶级”进行社会动员的中共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详见《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此外,学界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相关问题的研究众多,其中周思源《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对本文也颇有启发。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