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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九)

张文涛《国民革命时期的“智识阶级”论争一一“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及争议》(上)
   人文杂志 2014年12期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9-0080-08
   
   “打倒智识阶级”是国民革命时期中共阶级理论影响下出现的一个极端口号。该口号的出现,不仅预示着1923年陈独秀提出的思想界联合战线设想的最终破灭,更足以说明“智识阶级”中人在学术与社会之间的挣扎,及面对打上苏俄印记之国民革命时思想界的分裂。现今学界的相关研究,多注重中共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本身的变迁,对这一口号兴起的政治背景,尤其是与国民革命期间思想界之变动等问题均着墨不多,尚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①本文拟从时人对“智识阶级”的理解本身出发,从“智识阶级”与国民革命时期各方势力的互动中,把握“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及其背后的理念之争。

   一、“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及争议
   “打倒智识阶级”口号的兴起,与国民革命一方、尤其是中共密切有关,这是时人共识。1925年12月,周佛海在《国民革命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认为此口号是共产党推动阶级斗争的产物。他言之凿凿地说道:“他们——共产党党员——以为智识阶级是反革命的,是无用的。要革命,就要在乎劳农阶级,他们现在极力主张阶级斗争,不但是劳农与资本家斗争,还要主张劳农与智识阶级斗争。”②北伐期间,张奚若也注意到,“近来所常听见一部分共产党人在湘鄂一带所标榜的‘打倒智识阶级’政策。”③
   “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响起后,思想界反响激烈,持批评态度者多看重智识阶级所肩负的文化使命。张奚若即就明确认为,“一部分共产党人在湘鄂一带所标榜的‘打倒智识阶级’政策”,是中国智识阶级原有厄运之外的“新危机”。他对此持明确反对态度。为与时人所用的“智识阶级”概念相区别,张奚若还特意称自己理解的intellectual为“理智阶级”,强调这是对“极少数的优秀分子而言”,“不是说凡属插足此诸界者即可算”的。面对现实,张奚若退一步认为,即使中国有“智识阶级”(intellect)也是极其幼稚的,根本不应该被打倒。对此,他认为有两大理由:“第一,中国现在的智识阶级本然很幼稚,本然还没有成为一种东西,不像欧洲那样可以说是代表资本阶级的见解和利益,也不能像欧洲那样真能做共产党的障碍,所以用不着小题大做张皇其辞的去打倒他”;“第二,理智,或智识,在无论什么社会上都是有用的,在共产社会上更是有用的。”④
   蒋梦麟眼中的“智识阶级”虽较张奚若理解的“intellectual”宽泛,但也同样是致力于学术文化建设的精英。他认为“所谓知识阶级,大都指投身教育事业者而言,其次为出版界的著作者和编辑者,再次为操高等学术为基础的职业者,再其次为散于各界中之对于学术有兴味者。”在他眼里,中国的智识阶级根本不配成为一个“阶级”。对此,他有言道:“我国所谓知识阶级,人数既少,又加散漫无组织,哪里配当得起这个名称。所以在社会虽占有一部分的势力,其薄弱也可想而知了。不过其中还有几个人,比较的思想尚清楚,事实尚能研究的。”蒋梦麟基于思想学术立场对智识阶级的捍卫一目了然。当然,他也承认学术与社会不可一分为二,肯定智识阶级参与政治的诉求。但前提是“知识界要讨论或参与实际政治,决不可忘了自身的本职:发展学术、科学、思想等等。于本身上站不住脚,那里配谈改良政治。”⑤
   在“打倒智识阶级”口号所激起的讨论中,比较倾向国民革命一方的论者对这一口号也有所修正,但其对智识阶级的态度还是明显的。⑥如论者“宇文”就认为含糊说“打倒智识阶级”是不对的,“因为党政府最后的成功与否”,全在一班为革命忙碌的“低级的智识阶级”,他们“是不能打倒的,不应该打倒,而事实上也还没有挨打。”其中,爱讲高深学理的高一级的智识阶级,虽然“他们的身家,自然没有这样的清白了”,“然而就假定他们的工作完全无用,我们也总可以不打倒他们。”真正要打倒的是“不尽所能,取过所需”的智识阶级,他们“成了种种的‘系’,立了种种的会,总不能不说他们织成了一个阶级。”⑦作者此处做“我们”和“他们”之分,立场就很明显了。他所提出的打倒与不打倒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也是国民革命一方的标准。现今被研究者指认为与“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密切相关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⑧亦将对智识阶级的划分与其是否革命挂钩。⑨此种基于革命立场划分的“智识阶级”,本身就不是一个精英概念。
   检视前述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国人眼中“智识阶级”是不同的,泛化的智识阶级概念与精英意义上的智识阶级概念并存。⑩国人对智识阶级内涵的认识明显不一,彼此存在着紧张。精英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智识阶级”范围有限,其侧重与学术相关的从业人员,分化不大;而在国民革命一方,尤其是中共(社会大众也是如此)的视野中,“智识阶级”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他们的政治立场分歧很大,其中很多是不参与乃至反对国民革命的。换言之,在“打倒智识阶级”口号问题上,精英知识分子和国民革命一方不完全在一个论域之中。精英知识分子以智识阶级的使命在于发展学术思想为由,反对这一口号;国民革命一方尤其中共则以“革命”还是“反革命”为衡量标准,“打倒智识阶级”实际指向“打倒反革命”。
   二、中共“思想界联合战线”中的“智识阶级”
   “打倒智识阶级”不是中共的既定方针,改造“智识阶级”使其成为服务工农的革命知识分子才是共产党人的本意所在。国民革命的矛头所指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为服务于这一目标,智识阶级一开始就成为中共党人的团结对象。中共“二大”宣言中就有言道:“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11)1923年1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发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主张各派进步人士“加入打倒军阀官僚的联合战线”。此处的“进步人士”包括全国工友、国民党诸君、青年学生、好政府主义者、工商业家、研究系左派、益友社、政学会诸君等,范围相当之广泛。(12)很明显,广义上的智识阶级基本上都被包含在内。
   1923年7月,陈独秀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思想界革命联合战线的诉求。然而,此次中共要团结对象的范围却大大缩小。蔡元培、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张君劢等人则因为“一只脚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被排除在外,中共所极力争取的只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的胡适之。所以如此,在于陈独秀认为“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1923年11月,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则更明确地将梁启超等代表的“东方文化派”视做陈独秀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和胡适代表的“科学方法派”所需要联合攻击的“反动派”。(13)共产党人这种基本判断与自身的阶级观念有关。1923年12月,陈独秀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其中就从“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的认识出发,充分肯定“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对“一班非革命分子”“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所做的努力,甚至也认为“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14)此时,陈独秀对“智识阶级”的阶级性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还算乐观,但这无法挽回中共对智识阶级总体印象的下滑,亦无法改变中共思想界联合战线范围不断缩小的现实。
   1924年1月,邓中夏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一文中,就继而认为“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事实上,他还明确了所谓“反动的思想势力”之具体所指:“再明显些说,我们应结成联合战线,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心理学中之刘廷芳(其实他只是一个教徒,没有被考试的资格);政治论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联省自治派;文学中之‘梅光迪’等,和一般无聊的新文学家,教育中之黄炎培、郭秉文等,社会学中之陶履恭、余天休等这一些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战线不怕延长呀!战期不怕延久呀!反正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15)在此,中共党人基于阶级理论的自信溢于言表,相形之下其思想界联合战线的范围却愈加缩小。
   到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中共原有的思想界革命联合战线的设想基本上已经落空。该文认为“无论那一个国内,都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等人”,这“五种人各有不同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故而对于革命就有“种种不同的态度”。具体到其时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智识阶级,其中的“反动派智识阶级”指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和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大律师等,他们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有工商阶级、小地主、许多高等知识分子,这许多高等知识分子指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和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和小律师等,其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是半反革命。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工商业主和小知识阶级,此小知识阶级指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其中较富裕者都属于半反革命。至此,智识阶级中的大部分都被划成了反革命或半反革命。(16)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力量可以联合了。
   毛泽东的文章发表于五卅运动之后,他对智识阶级的态度当与后者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有关。192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中就明确说道:“‘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本是各阶级极大的联合战线,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久便分裂了”,以至于工人阶级单独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而流血,其中“资产阶级分裂国民运动之后,虽然向来是趋向于革命的学生界,也就开始阶级分化”,“他们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到此便完全发露,学生界中现时从共产主义派到国家主义派,各自反映中国社会中各种阶级的思想,共产主义派代表工人阶级;国家主义派则代表买办阶级,徘徊于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之间。”(17)五卅运动中,各阶级联合战线的破裂,导致中共对智识阶级的态度更趋恶化,广义的智识阶级中也只有学生界中的共产主义派还在范围之内。但已不是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了。因此,通过五卅运动,中共党人认识到“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根本便是对于工人农民无限制的剥削,农民和工人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最主要的目的,便就是避免这种剥削,所以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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