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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八)

张文涛 《《大公报》对“清党”前后国民党前途的即时观察 》
   张文涛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关键词:国民党;《大公报》;“清党”;法西斯
   摘 要: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对自身产生深远影响。其时,《大公报》作为非利益攸关方的公共媒体,从倾向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国民党“清党”后的走向进行了系统的观察。他们将国民党的走向置于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三者竞争的框架中分析,认为国民党“清党”所示与共产党的纠纷,乃是苏俄共产主义与辛亥民主主义思想的冲突。他们认为国民党之“清 党”反共只能做到反共而不能清共,这是国民党走向意大利法西斯式独裁的关键所在。《大公报》对“清党”后国民党前途走向的观察,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批判虽立足点迥异,但在基本看法上却构成某种呼应,同 在“他者”的意义上凸显了“清党”对国民党的深刻影响。
   

   1927年的国民党“清党”反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在国民党的叙事中,“清党”历来被视为“护党救国”的关键。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国民党”清党及其影响的复杂面相日益显露。王奇生就指出,“清党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与浩劫”,国民党因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致使党内思想较为激进的党员被误认为共产党而被大量清洗。[1]142-145国民党的“清党”反共,并不限于反对共产党其人,也包括清除共产党的理论和方法,而后者对国民党的影响实不下于前者。
   
   本文无意对国民党“清党”进行全面论述 ———相关的论述已然不少,① 而主要以当时崇尚言论独立且颇有影响的《大公报》为中心,以一个 “他者”的外在视角,考察国民党 “清党”反共对其自身走向,特别是走向意大利式法西斯独裁所造成的影响。
   
   一、自由主义者的“他者”视角
   《大公报》1902年创刊,1925年一度停刊。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 季鸾在天津复办新记《大公报》,明确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道德,“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② ,很快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从自身立场出发对国民革命进行了相对中立且持续性的报道,为我们解读相关问题提供极大便利。国民党之“清党”反共,如蒋介石所说,“不仅反对他的主义,而且要反对他的理论与方法。”[2]507-508国民党更以在思想上清除共产 党影响为其“清党”反共正名,然而除却一致反对“阶级斗争”之外,竟无从分辨何为共产党理论,何又为国民党理论,乃至最终导致不得不继续用
   
    收稿日期:2015-09-10;
    修回日期:2015-12-02
    基金项目:扬州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研究 (1922-1937)”(xjj2013-13)
    作者简介:张文涛 (1983-),男,甘肃成县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① 学界对国民党 “清党”综合性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黄金麟的 《革命与反革命——— “清党”再思考》(《新史学》2000 年11卷第1期)和杨奎松的 《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 “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但二文均以国民党 “清党” 本身为研究对象,基本未涉及第三方言论。此外,高郁雅 《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之反应》(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一书,对 《大公 报》于 “南方联共政策的转变”内容有所讨论,但未论及 《大公报》对 “清党”与国民党政治前途走向关系的关注。
   ② 《本社同人之志趣》,《大公报》1926年9月1日,第1版。
   ————————————————————————————————
   共产党理论,严重造成国民党内思想混乱。① 在这种困境之下,国民党自身意识形态的变动,就非常值得注意。其时,国内其他党派和社会舆论对国民党的“清党”均有关注,他们的言论可以从“他者”的角度,讲述许多国民党不愿甚或不敢讲的内容,从而丰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国民党“清党”反共后不久,与国共两党均立于对立地位的梁启超就认为,共产党是“国民 党的灵魂”,国民党中的口号皆为“第三国际所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中吹出来,除了这些以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所以从国民党中把共党剔去,国民党简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 躯壳了。”[3]727-728武汉“清党”以后,汪精卫率先喊出“将共产党理论从国民革命里分出去”的口号,被国共两党压制的国家主义派机关刊物《醒狮》刊文《算不清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本糊涂账》予以回应。谈到国民党的理论,该文作者 “平生”却有些犯难:“不过所难者是国民党原来并没有完全的理论作基础,所以究竟什么是真的国民党理论,恐怕问之国民党老党员也都瞠然无以为答的,现在国民党所仅有的一点理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替他们造的。”他不禁感叹国共两党之间“这一本糊涂账,怎么算的?”[4]
   “清党”前后由盟友而死敌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清除共产党理论更为不屑。国民党一大 宣言系由鲍罗廷、廖仲恺、汪精卫、瞿秋白等据第三国际文件起草而来。瞿秋白此时自不会忘记提醒汪精卫:“这宣言的初稿是我译的,其中有几段是你改写的”,“那上面说要打倒中国之特殊阶级;你现在却说中国没有阶级,说‘阶级之未发生的从此停止,已发生的也逐渐消融’(原注,狗屁不通的理论!)我劝你们老实些,公开的说取消改组后的宣言和政 纲等等吧”,“你们要清党清理论,不如老老实实,将共产党所教给你们的这班不肖学生 的东西,公开地都清出来。”[5]这等于从当事者一方,直接认定国民党改组后之理论出自共产党,否认国民党有所谓国民革命理论。
   对此时的共产党乃至前述国家主义派等国民 党的对 手 来 说,国民革命的理论实为共产党理 论,国民党几无政治理论可言。也因此,与国民党人自称 “护党救国运动”不同,思想界对国民党“清党”多持批评态度,共产党人等更将国民党“清党”反共视为法西斯、称其后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法西斯政权,其影响至今不绝。[6] “清党”前后国民党在政治思想上的转变,与国民革命的道路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方式密切相关,对近代中国走向有关键性的影响。新记《大公报》则从一个较为中立、相对客观的第三者视角,持续追踪并反思国民党“清党”反共对国民党自身政治走向的深刻影响。
   立足自由主义立场,从政治思想转型的角度解读国民党“清党”及其走向,乃是《大公 报》相关言论的主要特色。蒋介石“四一二”“清党”之后,宁汉对立、“党潮”迭起,政局波云诡谲。1927年4月17日《大公报》社论《时局杂感》分析其“必然的理 由”,认为其“根本在辛亥革命思想与苏俄式革命思想之冲突”,“张静江等属于前,邓演达等属于后。大抵旧人多属前者,遂起打倒老朽之声,新人半属后者,故有清党运动之起。”该社论进一步解读这两种思想:“辛亥思想对政治主张全民革命,对经济则漠然标榜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而无具体办法。就大体言,普通之民主主义是也;俄式思想,对政治主张以农工为基础之阶级独裁,对经济一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而办法亦粗略而不一贯。就大体言,憧憬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也。”继将当时国民党党争的根源归诸于普通民主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两种思想体系斗争之后,《大公报》将关注重点放在国共两党思想的纠结、缠绕及国民党“清党"的影响尤其法西斯转向问题上。
   二、国民党“从共产党到法西斯蒂”之可能
   1927年4月23日,也就在蒋介石开始“清党”后数日,《大公报》就刊出社论《国共分合之臆测》对时人所谓国共两党必将彻底决裂的言论表示怀疑。该社论认为,“谓此后 国共两系,名实俱将截然分道而驰,盖犹未免早计也”,其原因在于“国民党自民国十三年改从苏俄组织而后,其形式已完全共产化。至精神方面,中山三
   ① 此问题甚是重要,笔者另撰有专文 《“清其人尤须清其法”:国共分裂后国民党之思想 “清党”研究》详论,待刊。
   ——————————————————————————————————
   民主义,本不足饜共产党之望,故共产党断不以 加入国民党易其素信。而国民党旧党员则日以左 倾,是共不化为国,而国则渐化为共也”。
   国共之争,虽可名之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但它们之间如何分辨却极其困难。1927 年5月15日《大公报》社论文《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主义》就认为,国共“两派乃又限界不明,表里互异”,往往“斥三民主义为浅薄者,亦即依托中山之人;视共产党为叛逆者,又曾倡服从第三国际之议”。于是乎,两者间就出现 “共而国,国而仍共,与夫国而共,共而复国”“今日之共又安知其不复为国,今日之国又安知其不仍为共”的复杂局面。故而,该社论最后不得不说道:“今日之争,谓非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不可,谓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亦不可。”
   在《大公报》看来,国共理论边界的模糊显然对国民党不利,但他们对国民党清除共产党理 论前景亦不看好。1927年6月30日,《大公报》社论《革命之矛盾》中就以为, “清党”后“南京政府之惟一生命,曰奉行三民主义,其消极的方面,则为彻底反对共产党”,但是其中的反共实际上是“徒彰自己过去之不明白”,因为共产党“其性质为国际结合,其主张为阶级斗争,其手段为加入类似之党团,内部工作,此本来已然。”“国民党前年既言联俄,复倡容共,则最根本上早承认其性质主张与手段。”换言之,这等于说国民党 “清党”反共违背当初孙中山主持改组的本意,难脱利用共产党之嫌。
   南京国民政府的“唯一使命”或言合法性就先天不足,而其所谓“奉行三民主义”的党人与 主义又均与它所反对的共产党“限界不明”,这势必增加国民党执政道路的不确定性。1927年 11月25日,《大公报》社论《世界政治之三趋势与中国》就将国民党的政治走向置于“苏俄式无产阶级独裁”“意大利式之有产阶级专制”和 “中庸的自由主义”所谓世界三大政治趋势之中考察。该社论称,国民党治下中国“实介在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歧路彷徨之中”,改组前的国民党思想“本与自由主义为近”,“清党”后则“自由专制,无所适从,主义行为,每相矛盾。”此文担心国民党“若不明确分析,自己认清,则不入于意国式之武断蛮横、引起反动,即成为四不像之混乱状态”,“永无建设”的可能。此处所谓 意大利式的有产阶级专制,即指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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