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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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王道要工具

   推行王道要工具有人轻蔑儒家,理由冠冕堂皇,认为好文化和真贤才的特征是能解决实际问题。而现在国计民生问题成堆,儒家却无所作为,无能为力,这就是没用。没用的东西,不值得关注。

   答曰:商人经商要平台,农民耕耘要农具,儒家解决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也要有相应的工具,那就是一定的权位。若要建设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更需要大权在握。孔孟栖栖遑遑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寻求相应的权位以行道。孔孟未能平治天下,未能挡住春秋战国向暴秦的地狱一路下滑,就是因为无权位,没有推行王道的权力和机会。

   个人信奉儒学,可以解决个人问题。要解决政治问题,就要让儒学政治化,让国家信奉儒学。要让国家信奉儒学,就要有相应的权位。

   《周易•系辞下》说“圣人之大宝曰位”。大宝指大位,政权。孔颖达疏:“言圣人大可宝爱者,在于位耳。位是有用之地,宝是有用之物,若以居盛位,能产用无疆,故称大宝也。”(《周易正义》)

   圣贤若无大权大位,就难以普济苍生,道援天下。有位无权也不行。孔子在鲁、孟子在齐,虽有过一定权位,但仍然不足以行道,因为未能获得君主的高度信任重用和朝廷大臣的大力支持。《孟子•告子下》记载: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於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缪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欤?”曰:“昔者王豹处於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於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淳于髡:以名誉功业为重,是为了他人。以名誉功业为轻,是独善其身。你身处三卿高位,却不能下济其民上匡其君,就此离去,仁者是这样的吗?

   孟子:居于下位,不以贤人的身份服事不肖之人,那是伯夷。五次往返于汤、桀之间,那是伊尹。不厌恶污君,不推辞小官,那是柳下惠。三个人处事不同,但方向是一致的。一致什么?就是仁,君子只要仁就可以了,又何必事事相同?

   淳于髡:鲁缪公的时候,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但鲁国越来越削弱,那样看来,贤者对国家没有用处嘛。

   孟子:虞国不用百里奚而灭亡,秦缪公用百里奚而成就霸业。不用贤就灭亡,岂仅削弱而已?

   淳于髡:过去王豹在淇,河西的人就善于唱歌;绵驹在高唐,齐右的人就善于唱歌。华周、杨梁的女人善于哭悼他们的丈夫,国家风俗因而改变。有内在必然表现于外。为其事而不见其功效的,我还没看到过呢。所以今天是没有贤者。如果有,我必然认识他。

   孟子:孔子为鲁国司寇,不被信重。追随鲁君祭祀的时候,鲁君不奉上燔肉,于是孔子也匆忙离开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孔子为了那几块熟肉。知道的人则以为他是因为鲁国无礼而去。孔子愿意以小问题而离开,不愿苟且留下。君子的作为,世俗自然是不明白的。

   淳于髡说“夫子在三卿之中”,可见孟子在齐国,虽无大权实权,还是有相当地位的。但其地位,摆设的成分比较大,远远不足以实施仁政推行王道,所以孟子失望而去。高位不能行王道,不如回家著书去。

   上面记载的就是孟子离开齐国之前与淳于髡的一次对话。淳于髡与孟子同时代,得到齐国几代君主的尊宠和器重。齐威王时曾拜为政卿大夫。与孟轲同为齐国稷下先生。《盐铁论•论儒篇》说:“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崔述《孟子事实录》说:“孟子之在齐,乃客卿也,与居官任职者不同。”

   孟子说过:“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身居高位就要推行王道,否则是可耻的。无论什么原因,无论是内在动力不足还是权力能力不足,外在条件不行,身居高位而不能推行王道,就是可耻的。

   孟子又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儒者身居高位,道就应随之到高处,这就是以道殉身;道沦落草野,儒者就应随之在野,这就是以身殉道。儒必须与道同在,道在哪里,儒者就应该在哪里。

   孟子说“不用贤则亡”。反过来,用贤则兴则强。圣贤得位,德位相称,就可以建设王道,国治天下平,这就是文化决定论的一大证据。盖圣贤君子必仁宅义路,必自儒门出也。2019-4-29首发于浙江乐学堂

(2019/05/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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