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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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精神和君子责任

   《春秋》精神和君子责任

   为人为学有两大忌:一忌乡讪,愤世嫉俗,逮谁骂谁,既批盗贼小人也批圣贤君子,丧失了是非正邪的基本判断和标准。甚至将圣贤与盗贼等同起来,或者将盗贼纵横的责任推给圣贤,妄言什么“圣贤不死,盗贼不止。”

   二忌乡愿,见谁赞谁,见到君子赞君子,见到小人赞小人,见到盗贼赞盗贼,见到极权主义、极端主义分子也赞美不已。

   犯此两忌,便是自绝于正道,更自绝于儒家。也唯有儒家,对乡愿、乡讪最能明辨,最为警惕。因为儒家最重视是非善恶的明辨。司马迁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

   意谓《春秋》一书,上以彰明三王的政道,下以明辨人事的纲纪,分别嫌疑,明辨是非,判定犹豫,表彰善人,痛斥恶人,尊敬贤人,贱视不肖,保存已亡之国,继续已绝之世,敝者补之,废者起之,这些都是实践王道的重大事项。

   “人事之纪”,纪为纲纪,即人事的纪律,人伦的礼法。《礼记曲礼上》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太史公自序》后文有“春秋辨是非, 故长于治人”云,可见“明是非”之重要。

   “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是“上明三王之道”的思想前提和基础。接着,首先要“善善恶恶”。《公羊传》曰:“善善及其子孙,恶恶止其身。”东汉杨终建初元年上疏云:“臣闻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其次要“贤贤贱不肖”。《说苑•尊贤》:“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然后继之以“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等。

   这是司马迁对《春秋》内容的概括和精神的总结。《春秋》精神即圣人、圣经精神,每一个圣人之徒都有责任遵循之、维护之、弘扬之。儒者没有权位推行王道,不能在政治上表彰善良打击邪恶重用贤良排斥不肖,也有责任在理义上“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并赞美善良批判邪恶表彰贤良鄙弃不肖。这都属于“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的努力。

   本来,儒家最勇于善善恶恶,也最善于明是非,辨正邪。但现今马学在上,儒家刚刚一阳来复,本来面目尚不清晰。而一些儒生于儒经儒理一知半解,是非不明黑白混淆,甚至沦为乡愿乡讪而不自知,缺乏见识故。

   知识很重要,见识更重要。《中庸》诚之五法: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要知识丰富,博学既可,连审问、慎思都可以忽略。但若没有审问慎思的努力,知识就无法升为智慧,变成见识。无智无识,知识越丰富,所知障越严重。

   如果学习的是错误的文化道德知识,问题就更严重了。就像绝大多数大陆学者,不仅有知识无见识而已,而是思想反常,故正邪颠倒者有之,信邪颂贼者有之,认贼作父、认父做贼者有之。对这些学者进行正义批判,也是君子的责任。

   见识有赖于博学,更有赖于审问慎思。有见识方能明辨,能明辨方可笃行。明辨是非,明察人事,知人知法,笃行起来才不会离经悖道。此唯圣贤君子能够,非任何异端外道所能也。2019-5-2首发于崇儒学堂公众号

(2019/05/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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