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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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士对《儒学七宗罪》一文的批判

    吴元士对《儒学七宗罪》一文的批判
   朋友转来一文题为《儒学七宗罪,或者论每个人都是恶人》,罗列了儒学七宗罪:曰崇拜假神、伪善、实用主义、理性自负、皇权制度、地上天国幻想、身份歧视等。全是门外乱弹,全是无知无畏的误解混扯。作者或许写得很认真,动机在启蒙或商榷,但由于完全昧于儒家圣贤、文化和文明的三昧,想不混扯,不可能也。东海本来置而不论,想偷一下懒。然元士老婆心切,依据仁本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于所谓的“儒学七宗罪”逐一破斥。特将其文章附录于后,供作者和误入思想歧途者思考。2019-5-3余东海
   
   吴元士:《儒学》
   有人写文章,罗列了儒学七宗罪:曰崇拜假神、伪善、实用主义、理性自负、皇权制度、地上天国幻想、身份歧视等。这好像是很多门外汉的“共识”,尤其是自由派人士,本人未深入学儒之前也或多或少有过类似的想法,所以对这些言论的来龙去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略指陈如下:


   
   1、崇拜假神,其实是不崇拜神。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这不是假崇拜,更不是崇拜假,这恰恰是一种成熟的情感表达方式。就像拿着父母爱人的照片思念对方一样,这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情感,也是一种普遍行为,你不能说这是假思念或思念假的吧。这一看就是神本主义宗教徒的论调,自己崇拜假神而不知才可悲。
   
   2、伪善。伪字去掉。儒家最讲性善,性善论是儒学的根坻,这个只要稍读经典即可知。有伪善之人,但无伪善之学,任何学都有伪人学,视善为伪或为性恶论所蛊惑,或自己本身伪善。
   
   3、实用主义。务实而不主义之。儒学理想高远但态度务实,儒者是务实的理想者,但绝不理想化,中道而立,中道而行,此确非任何外道能够领悟也。宗教徒认为凡是没有虚幻信仰的,皆是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实乃坐井观天之言也。
   
   4、理性自负,恰是理性自信。圣贤君子无疑无惑,不忧不惧,当然理性自信。孔子说“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儒学能让人自心光明,不借外力而认清世界的本质,有此自信,不亦宜乎。宗教的没有这个功能,宗教徒更没有这种能力,此又是蚂蚁测象之论。
   
   5、皇权制度,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经过程,每个文明都走过,非但儒家也。儒学本知天重时,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做相应的事情很正常。当然,现代有些学儒的人思维不清,思想中还有这种专制余毒,这是学问未通的愚腐之人,这也是哪个学派都有的现象。
   
   6、地上天国幻想。应是大同世界理想。天上的天国才是幻想呢!把人类社会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幸福的大同世界怎么就是幻想了?儒家不仅有此理想,还有实现此一理想的整套方案,历代儒者就是此一理想的忠实信奉者和诚肯实践者。如果把这个世界建设好都是幻想,那还有什么是理想?升天国?成神佛?这才更是幼稚的幻想吧!
   
   7、身份歧视。是正视身份的差异。平等,只能是人格平等,生命平等。身份如何能平等?身体如何能平等?能力如何能平等?责任如何能平等?无视身体身份能力责任的不平等现实,而强调一律平等的错觉,不仅虚伪而且危险。就像唆使孩童反抗师长的管教,这不是真的要成就他,而恰恰是在毁灭他。人类社会中有先知先觉者,有后知后觉者者,能力越大就责任越大,这是天经地义又合情合理的。让后者与前者谋求身份上的平等,恰恰是断了其上进之途,开了其堕落之门的毁人之举!——元士随笔2019.5.3
   
   附:《儒学七宗罪,或者论每个人都是恶人》
   按照思想史的一般意义的观念辨析,关于儒家,首先需要给定的观念秩序前提是:如果一种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没有解决“人是什么”的基本问题,那么试图要求人人都要做君子的道德呼唤,其实是鼓励人人都要做骗子。反过来说,如果儒家传统一开始就已经界定了“人是什么”的命题,已经对人性的有限性和幽暗性给予了足够的辨析,那么儒家传统关于君子理念的表述应该是:人人都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小人,没有人真正是君子。
   可惜一部儒家思想史,居然没有一个人这么表述过。恰恰相反,所有的儒生都以“假装是君子”为人生志业。这才是一部儒学思想史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观念秩序前提,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对人的理性的绝对高估。儒学从起初就理所当然地处在巨大的“理性自负”状态,表现在观念秩序的维度,就是把有限之人君子化、崇高化、圣人化、神化。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史没有形成对人性幽暗性的绝对怀疑传统,失去了对人性的最基础的怀疑能力。这构成了一种思想的灾难,表现为儒学的典范意义上的七宗罪:
   第一宗罪:崇拜假神。
   由于遗忘或者远离真神,儒家思想最大的工作就是不断制造假神,崇拜假神,由此把人推高到圣的位置。从知识分子的君子想象,到君王的天子想象,到家庭范围之内的权威父权想象,其内在的观念进路,就是无所不在的假神崇拜。整个儒家文化圈包括韩国、日本都在这种假神崇拜的观念秩序之中。重要的是,这种习惯性的假神崇拜,给予那些异质的无神论崇拜传统预留了广大的空间,类似于佛教这样的无神论传统由此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国,以至儒学与佛教合流成为思想史的重大事实。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上帝信仰传统,犹太教和基督教一直被阻挡在外,以至于中国人普遍无法接受真实的上帝信仰。
   第二宗罪:伪善。
   儒家的作为个体之人的伦理道德秩序前提条件,就是每个人的伪善。伪善是人处理自己的人性幽暗性的一种必然反映,一个人在事实的层面不可能靠自己变成君子,如果一个人对君子的境界是如此渴求,则这个人能够想到的惟一方法,就是伪善,靠谎言度日,欺骗自己,欺骗别人。
   第三宗罪:实用主义。
   儒家的知识境界就是实用主义。由于缺少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儒家缺少对时间、空间和范畴的界定能力,进而导致知识人缺乏问题意识和对知识的细分能力,因为只能关注历史的经验和经验的历史,试图在历史中找到实用主义的工具,这是导致儒学虽然历史悠久却缺乏知识涌现能力的原因。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说儒学缺乏对时间、空间和范畴的界定能力,从而导致儒学只能走向历史的实用主义和相对的历史主义,那么道家的问题是,由于缺少对时间空间和范畴的界定能力,道家走向了模糊、虚无,神秘主义和反智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儒学和道家在思想史上能够合流。当然也可以解释儒学的思想资源价值在实际的涌现过程中明显高于道家,以至于人们基于对实用主义的考量,终于走向了独尊儒学,统治者占据儒学话语权,道家学说沦为民间思想。
   这样的辨析让我们发现一个重大的思想史事实,无论是主流意义的儒学思想,还是民间意义上的道家思想,都处在非常肤浅的状态,都无法涌现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与自由精神。
   第四宗罪:理性自负。
   从经济发展的层面考察,儒家的市场观念就是计划经济。人性意义上的君子界定,主要基于知识的自负和德行伦理的自负,因此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人性,必然强调自己具有计算市场的能力。所有的计划经济都是一种知识的自负和德行的狂妄,儒家传统发展出盐铁论之类的计划经济思维,就是君子加皇权的经济学面相,君子加皇权的双重致命自负所导致的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双重破坏。
   第五宗罪:皇权制度。
   儒家的制度给定就是皇权中心主义。这依然源自于君子的人性想象。当君子想象成为一个事实,作为思想者的知识人就走向自命清高,这种源于知识的清高,把儒生推到了帝王师的位置。其内在逻辑是,相对于君子的知识与德行,帝王之位并不是最重要的事件,对帝王的教化,才是知识分子最大的工作。面对皇权,儒家采取的方法不是怀疑与批评,而是逢迎与合作。由此,儒家的君子们终于变成了皇权制度的帮凶。
   第六宗罪:地上天国幻想。
   儒家的大同社会构想就是典范意义上的地上天国想象。然而常识告诉我们,真实的天国不在地上,所有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思想和行为,无一例外都把人类带进地狱。天国不在地上,这是基督精神给人类最重要的忠告之一,但真正理解这一忠告的人们少之又少。思想史上充斥着人类的思想家们想象出来的地上天国思想体系,柏拉图的理想国,罗尔斯的正义论,都是这种地上天国思维方式的不同表现,儒家的大同社会想象,和那些看上去很美的理想主义图景近似,都是人性的主观偏好。
   
   然而真实世界的演进与发展,主要依靠苦难的力量来推动,这是人类灵魂层面伟大的悲剧精神。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些儒家思想的后人,依然无法理解这一点。
   第七宗罪:身份歧视。
   儒家思想的社会结构是一种身份意义上的等级差别秩序,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天子君王在顶端;知识人作为君王的老师紧随其后,知识人既有既担负起知识启蒙的角色,又成为官僚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由此涌现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君王和知识人的身份地位界定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身份链开始向下细分,成为“士农工商”的差序结构,然后又按照“上人、中人、下人”的方式排列,由此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身份歧视链。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儒家思想的七宗罪,并不是表现为一种历史的现象、社会的现象和知识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人性的现象,均衡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秩序之中,从而构成一种“平庸的恶”。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是这种恶的学习者和继承者,也是这种恶的建设者。

此文于2019年05月03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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