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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弯曲的膝盖 (转载文章)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胡适
   
    跪的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站起来那一天开始,人类才算彻底脱离了动物。又经过二百万年的发展,人这种直立行走的双足动物才成为高贵的人类。站立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证明。天地之间,人类几乎是唯一直立行走的动物,并没有跪的任伺动物性理由,因为跪这种姿势,仅仅出现在牛羊一类食草性的哺乳动物中,灵长目并没有跪的习惯。牛和羊是非常相似的动物。小牛小羊落草初生要吃奶,往往前腿下跪,接受牛妈妈羊妈妈哺乳。当牛羊被人类屠宰时,牛羊因为恐,也常常会不自主地下跪,甚至哀鸣着流出眼泪。

     
   鲁迅说过:中国人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中国人最早应当是以跪代替坐,跪就是坐。因为没有家具,以跪的姿势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直起身子,这就是常见的半休息状态。后来随着孝文化的滥觞,跪逐渐被引申为四种意思:
     
   
   第一种是崇敬感恩。人类仿模牛羊的跪,以表示感谢对父母的哺育之恩。牛羊孕期衔草,幼雏降生落到柔软的干草上。中国也有“跪草”的传统,即丧母时需跪在干草上,守灵七日,以谢母亲生育哺乳之恩。这种感恩推而广之,就出现了跪的滥用,任何感谢都要下跪,才能显示诚意。第二种是尊重。中国新人拜天地中“夫妻对拜”、江湖儿女的兄弟结拜、中国传统礼仪中的单腿跪地“请安”、西方骑士时代的求爱之跪,都属于尊重和郑重的礼仪。第三种是祈求。这种跪常见于宗教活动中。在负罪清求谅解时也会以跪来显示诚意。廉颇对蔺相如的负荆请罪,就属于的道歉认错。第四种是羞辱。如果说前三种跪都是自发的、主动的,那么四种就是强加的、强迫的。以对方下跪来显示一种奴役、惩罚和征服,使下跪者显示出其臣服之心。这种跪是前三种跪的引申,由自觉转向不自觉,由自愿转向被迫;由感恩、乞求转向被羞辱。下跪使其比正常身高“矮下半截”,如果再加上双手拄地、俯身叩头,那么跪着的人几乎成为一个四肢动物,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可以一下子使自已得到一种“人”的尊严感和被尊重感。这种羞辱,最典型就是岳飞庙前的秦桧跪像,人们以跪着的秦桧塑像,来羞辱秦桧。中国传统上,处决犯人也是让其跪着,如引领就戮。
     
   中国人的跪,从感恩、尊重、道歉开始,逐渐还发展到乞求,差辱的意味开始变浓。跪至此成为权力时代一种不可或缺的“礼数”。中国人被分为“小人”和“大人”,自称“小人”的人,向“大人”下跪。
     
   
   人是一种尊严动物,用盂子的说法,尊严是人的本能和天性,或者说是本心。孟子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尊严的确立,形成了中国的“礼”,中国传统其实是一种礼教文明。对中国古人来说,“礼”首先是一种文明和秩序,但并不必然象征着不平等。在礼文化中,尊严依然是一种奢侈品,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尊严,有时候尊严必须用生命来换取。“礼”是文明的产物,或者说是反暴力的,但却常常需要用暴力捍卫“礼”。《史记》中记载了一段“礼”与暴力的遭遇:因“怒发冲冠”、“完璧归赵”而成名的蔺相如,“跪请秦王”,亦不能打动其心,“秦王不肯击缶”。但当蔺相如怒道,“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在暴力面前,秦王终于认输了。这证明了一个道理,至少在死亡面前,人类是平等的,生命也因此而显得高贵。
     
   一株植物如不能按自己本性生长,则会死亡;一个人也同样如此。对人类来说,死亡常常体现了最后的正义。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有一句名言:“人是可以被打败的,但人永远不会被征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有人奋不顾身,如同堂吉诃德冲向风车,用自己的生命去证明人的高贵和权力的无耻。
     
   
   春秋战国时期既是一个礼的时代,也是一个暴力时代,这也是中国文化最为灿烂的出处。尽管“春秋无义战”,但那时的中国是正义的中国,舍生取义者不计其数。当其之时,即使贵为国王太子,对“国士”亦当以礼相待。《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
     
   《战国》中有一名篇《唐睢不辱使命》——
   
   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剌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
     
   在动物界中,弱者以匍匐表示臣服,人类社会同样如此。在人类社会中,下跪作为一种臣服姿态,几乎是没有国界的,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共同语言。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礼教不仅强化了这种贵贱等级,也强化了权力的本身。
   
    膝盖的进化
   
   在锯子发明之前,人类几乎是没有家具的。因为制作一块平整的木板极其艰唯。在春秋战国之前,连铁器都尚未普及,更何况家具。当时中国人坐的标准姿势,实际是跪,即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释名》云:“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阢也。”正襟危坐实际就是跪得笔直,以示严肃。孔子说,“席不正,不坐。”古人的坐,其实就是跪在席子上,所渭“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即为跪拜。  
   
   跪在礼仪中并无屈辱含义,只表示礼节与尊敬,臣拜君,君也还拜;礼尚往来,体现了一种平等。这种坐姿一直延续到唐朝的胡床传入。随着佛教的兴盛,盘腿坐逐渐取代了跪式坐姿。宋代以后,木工工具已经完备,家具式样发生革命性变化,人们的双脚也离开了地面,椅子桌子上都有放脚的踏板,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东坡椅”。从《韩熙载夜宴图》可以得知,凳子和椅子类的坐具巳经非常普遍,彻底改变了当时人们生活,人类文明似乎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汉唐时代的床类似现在的凳子或沙发,坐在这种“床”上叫做“踞”;与正式的“跪”坐相比,“踞”坐是极为不雅的行为,孟子甚至因为妻子踞坐而想要休掉她。《史记》中记载,“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在当时,踞床见客是极其无礼的,更何况还在。由此可见刘邦是多么缺乏教养。
     
   事实上,物质的文明并不必然导致精神的文明。“礼”兴起于春秋时代,然而“礼”的基本原则却是“尚往来”,文明必须相对于文明才有意义。“礼贤下士”是中国“礼时代”的基本社会文化。实际上直到盛唐时代,臣下对君主施礼,君主也是要还礼的。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汉刘邦为了聘请穷书生韩信,需要斋戒沐浴更衣,筑台拜帅,才能显示其诚意。刘备“三顾茅庐”,聘请一个“山野村夫”,更是成为千古佳话。
     
   中国古代有“乡饮酒礼”的传统。“乡”本为“饗”,《说文》释义曰:“饗,乡人饮酒也。”《礼记·乡饮酒义》载:“乡饮衲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也就是说,在传统饮酒礼中,只有六十岁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坐。“乡饮酒礼”在汉以后消失,但后来所谓的“三老五更”其实也属于乡饮酒礼的传承。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北周武帝在太学对于谨等元老大臣举行“三老五更”仪式。《周书》记载,于谨等入席而坐,“皇帝跪设酱豆,亲自袒割”;吃毕饭,皇帝又“亲跪授爵以酳”。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
   
    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鼗,过若豪釐,而既已备之也。”(刘安《淮南子》卷九《主术训》)
   
    唐宋之际,椅子逐渐普及,中国人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惯,礼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当时,人际之间巳极少用跪礼,包括臣见君,通常情况下不需要跪,作揖即可。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古者拜礼,非特首至地,然后为拜也。凡头俯膝屈手动,皆谓之拜。按《周礼》辨九拜之仪,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注: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拜,头叩地也;空首拜,头至手也;振动,以两手相击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肃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耶?
   
   《资冶通鉴》记载,唐朝初创,李渊建议官员们与他一起商议政事时,平起平坐,直呼名字即可;结果遭到刘文静等大臣们的反对,他认为这样会乱了君臣纲常。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宋朝皇帝常常请大臣们进宫,参加皇室御宴,与普通人家的家宴并无不同。宋仁宗时代的一次朝会中,寇准对皇帝出言不逊,皇帝气得拂袖而去;寇准竟然冲过去,抓住皇帝的袍子将他拽了回来,直到朝会结束。仁宗亦无可奈何。
     
   《宋史·唐介传》记载,御史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指责仁宗用人不当,说文产博乃“因贵屺而执政”。仁宗很生气,要罢唐介的官,唐介回道:“臣忠愤所激,鼎镬不避,何辞于谪?”后来唐介虽遭貶,但却得到举国赞誉。仁宗怕唐介想不开,专门派出宦官,一路陪伴他到英州就职,不久又提拔到知谏院。
     
   在今天人们印象中,那种动辄跪倒磕头的屈辱场面,始自蒙古征服的元朝。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古典文明时代从崖山之后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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