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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之死带走了什么?周强平安落地了吗?

   
   
   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4月19日去世,享年81岁。肖扬是继沈钧儒、董必武、谢觉哉、杨秀峰、江华、郑天翔、任建新之后,最高法院第八任院长。肖扬广东省河源市人,毕业于人民大学法律系。1998年至2008年间,肖扬任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大法官。
   
   肖扬是一个司法制度改革者和法治的推动者。肖扬任内的最大遗产是最高法院对死刑审核权的收回。在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对死刑案件的核准权进行严格控制,统一由最高法院进行。1980年代,最高法院将一部分死刑判决案件,交由省高级法院核准。1983年,邓小平开展严打活动,被告人的上诉期由10天压缩为3天。一些本不构成死刑的罪犯被核准了死刑,甚至出现错杀事件。刑法界人士一直呼吁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便少杀、慎杀。在肖扬的积极推动下,2006年10月《法院组织法》修改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7年1月1日起,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复核权。肖扬在任内做出了另一项改革,是推进中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2002年,肖扬提出法官职业化建设,如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方式选拔;制定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司法技术人员等分类管理办法等。肖扬的名言有三条,分别是1、“无知者不能当法官,无能者不能当法官,无德者同样不能当法官。”2、“迟到的公正也是一种不公正。” 3、“各级法院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臂’的气概,坚决彻底地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我们可以说肖扬的时代是八九民主运动后,中国出现的法治小阳春。


   
   2008年肖扬卸任,王胜俊接任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生于1946年,安徽宿州人,他早年就读于合肥师范学院,学的是历史专业,期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的学业戛然而止。后来他长期当政工、政法干部,没有法学教育背景和学历。90年代初,王胜俊调中央政法委工作。从王胜俊的教育背景看,他的确算不上法律专业人士。一个学历史的“法盲”却担任最高法院院长,实在出人意料。法律界人士之所以对王胜俊的评价低,根本原因还不是他的教育背景,而是他的反法治。王胜俊继任后,不仅不推行司法改革,反而反其道而行之。王胜俊上任伊始就提出法院工作的“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王胜俊提出的死刑判决理念是:“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
   
   他的“三个至上”指导原则和死刑判决观念,饱受法律界内人士的批评。王胜俊在最高法院最后一年多时间里,禁止下属各级法院受理敏感案件,包括征地强拆纠纷、毒奶粉索赔案、四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索赔案等,旧的寃案得不到申张,又出现大量新的寃案,致使访民如潮,民怨沸扬。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表示,王胜俊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中国司法改革陷入停顿,甚至倒退,司法独立被完全抛弃,司法改革追求更职业化、专业化的方向被彻底扭转。北京律师梁小军曾在微博上透露,京城司法界举行一个寃案研讨会,因为有人披露王胜俊得了癌症,会场上顿时掌声如潮。肖扬与党棍王胜俊的确反差太大了。但不久,法律界人士再次有了希望。
   
   2013年最高法院迎来一位法学科班出身的院长周强。巧合的是,周强还曾经是肖扬主政司法部时的秘书。周强生于1960年,湖北黄梅人。西南政法大学毕业,进入司法部工作,后到共青团中央,再后来成为湖南省委书记。此时中国已经进入习近平的新时代。但不久,法律界人士的希望变成了绝望。
   
   2017年1月14日,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对全国法院提出要求: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要敢于对西方司法独立亮剑。周强的话彻底打碎了中国法律人的法治梦。1月18日,北京法学界发起网上连署公开信,要求周强“辞职”。《要求依法罢免周强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大法官职务》的公开信指出:“周强身为最高法院院长和中国首席大法官,应当忠于职守,忠实于宪法法律、维护国家法治,却大肆宣扬法院和法官不要依法办案。”,“他假借反西方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实际是在推行权力至上、领导人至上、特权至上原则”,“这哪里是中国首席大法官,而是首席大法盲!由这样的人担任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大法官,不仅是中国法院和司法机关的耻辱,也是整个国家的耻辱。”
   
   但周强地位稳固,后他领导的法院系统开展了对709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枉法裁判活动。今年初,周强遇到了其仕途上最大的坎坷,那就是最高法院千亿矿产案卷宗“丢失”事件。王林清、崔永元将剑锋直接指向了他。此时的周强可谓命悬一线。舆论疯传上海市市长应勇已进京待命接任周强。但在周强快要支撑不住时,习近平对他伸出援手。联合调查组的结论使剧情彻底反转,举报者王林清成了贼喊捉贼的罪魁祸首。周强咸鱼翻身,逃过一劫,但他也已经被习近平绑架,中国法院完全变成了习近平的刀把子,公平正义荡然无存。下面,我就肖扬的时代和中国司法的演变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肖扬的时代是中国法治复兴的幻影
   
   很多法律人士怀念肖扬的时代,但我不得不说这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法治幻影。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邓小平为挽救已丧失执政合法性的中共,开启了所谓市场经济改革。江泽民、朱镕基扩大对外经济开放,暂时放松意识形态控制。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市场经济呼吁法治,司法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肖扬的时代到来了,中国的法治迎来了小阳春。但随着肖扬的离任,这个幻影很快就消失了。最高法院开始出现王胜俊时代,这是对肖扬时代的反讽和否定。周强的时代标志着中国法治的倒退,从邓小平时代后极权主义时代向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回归。
   
   第二,司法是中共的刀把子与公平正义无关
   
   习近平曾对政法体系官员说:“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刀把子”说法是毛泽东先提出来的。1926年5月,毛在广州培训农民造反时曾说: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 在邓小平时代,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斗争口号并未消失。江泽民在1998年提到人民民主专政时说:军队是专政坚强柱石,政法机关是刀把子。胡锦涛也在同年说政法机关是反腐败斗争的刀把子。习近平将司法机关的使命说得很直白,他说:“近年来,鼓吹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言论不绝于耳,有些人甚至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等同于司法独立,‘取消政法委’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习近平说“(这)绝不是一句闲谈,而是政法机关要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是政法机关为谁服务、为谁张目的原则问题。”可见,中国的司法机关的使命就是保卫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的法官就是执行共产党的命令的负责审判的政府官员,他们都与公平正义无关。
   
   综上所述,肖扬在中国特殊的时代营造了法治小阳春,值得尊敬和怀念。但随着中共恢复常态,他的时代也就过去了,中国司法又露出了它的“刀把子”凶恶嘴脸。共产党的最高法院院长与是否学过法律没有关联,只要听话就行。周强听话,王林清不听话,所以,周强继续当院长,王林清就监守自盗进监狱了。肖扬去世了,那留存在中国人脑海里的的法治幻影,也就从此烟消云散了。
(2019/04/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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