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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运动都是改朝换代的热身运动

谢选骏:民主运动都是改朝换代的热身运动
   
   《乔晞华与张杰的对话:如何看待中国未来民主运动?》(2019年4月29日 博讯首发)报道:
   
   本月,乔晞华博士与他的导师James Wright合作出版一本社会运动学著作《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为此,博闻社、博讯新闻网记者张杰博士对乔晞华博士进行了专访。

   
   一、您最近发表了一本新书,题为《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您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
   
   乔晞华:《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一书是我与导师、美国知名社会学家James Wright教授合写的。本书有中英文两个版本。中文版在今年四月出版,电子版在谷歌图书,纸质版在布乐图书网上有售。英文版还在进行最后修改和联系出版中。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12个省市自治区和军队中的文革群众运动情况。第二部分以社会运动学理论对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进行了分析。
   
   二、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乔晞华:我研究文革的群众运动有三个原因。
   (1)中共的恶意丑化和歪曲,使造反派成了文革罪孽的替罪羊。上层的罪恶是林彪和“四人帮”干的,下层的罪恶全由造反派兜着。许多人(包括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识精英)把造反派诞生前和群众组织已经解散后受迫害也算到造反派头上。
   
   (2)被歪曲的文革群众运动史,使得我们不能正确理解文革群众运动与后来的民主运动之间的联系。民运人士没有从造反派身上汲取血的教训。持不同政见的中国学生运动,更不愿将文革群众运动与后来的民主运动联系起来。这一错误的后果是令人痛心的。尽管中国的民运人士鄙视造反派,可是他们却依然在犯先驱们同样的错误:不包容、不妥协、无休止地争权夺利,最后走上自毁的道路。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Santayana)的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必将重蹈覆辙。”
   
   (3)在一些回忆文革的论文论著中,有一些人仍带有严重的派性,真正做到反思,检讨自己的并不多。有一些论文论著,语言和口气使我们又回到了文革的时代,他们连当年大字报的文风都没有变。文革结束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可是不少人依然带着当年的派性,站在当年的派性立场上。历史已经过去,现在争个输赢,争论文革中派别的谁是谁非,一点意义也没有。如果我们不能反思自己,不能深刻地检讨自己,就不能认真总结我们失败的教训,不利于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
   
   三、您能否具体谈谈这一问题和书中的主要内容?
   
   乔晞华:好的。因为这本书有30万字,400页,涉及较多的内容,受时间限制,今天我只谈几点与未来中国社会运动展望有关的问题。社会运动含义较广,其中包括民主运动。首先,我讲一下社会运动的定义和分类。社会运动是“一个有意识的、群体的、有组织的努力,试图以体制外的手段推动或阻碍社会秩序中大规模的变化。”该定义中的两个信息特别重要:“有意识的”和“体制外的”。“有意识的”指的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有意识的,不是盲目的。“体制外的”指的是社会运动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问题。体制外的手段,括示威、游行、请愿、静坐,甚至暴力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运动不同于政党和利益集团,因为后者拥有接近政权和政治精英的正常管道。
   
   如果从社会变化的对象和变化的范围两个角度来分析,社会运动可以分为四类,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与文革群众运动有关两类运动,即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改革运动只是对现有体制进行局部的改革,并非企图推翻整个现有体制。革命运动则试图推翻现有制度并创立新的制度。用通俗的话来说,改革运动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运动,革命运动是“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运动。
   
   四、听说你和导师以前曾合作发表过书,与现在这本书有什么联系吗?
   
   乔晞华:我们这本书是基于我们前一本英文书“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译为《文革的暴力、分期和定义》)。如果读者英文不太好的话,可以参考我的一本中文书《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现在这本书是前本英文书的续集。在前本书里,我们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1)文革的群众运动是改革运动,(2)文革是党内外激进派、温和派与保守派六个集团进行的一场非合作式的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新出版的这本书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论述文革群众运动的。
   
   五、你们如何分析文革的群众运动的呢?
   
   乔晞华:文革的群众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民众并非一无所获。民众在文革初期对基层党组织的冲击,对党组织的瘫痪起了重要作用。党组织的瘫痪带来党支部专政体制的崩溃,特别是身份等级制度的结束。在文革期间党组织瘫痪以后,党和党员的威信与作用受到严重挑战。从文革后期开始,基层不再进行划分左中右的政治排队,也没有听说什么人被党支部打成反革命。政治迫害当然还有,但是与文革前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遗憾的是,群众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群众运动是被自己的内讧打败的。不过,造反群众并非永远“死磕”,没有联合。例如,湖南、湖北和江苏的造反领袖们在遭受全军覆没的失败后,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联手作最后的挣扎就是一例。为什么造反派们以前在毛和中央一再号召大联合的情况下拒绝联合,打得死去活来、天昏地暗,非要到双方都被打翻在地后才想到联合呢?这一迟到的联合揭示了什么?
   
   六、我正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呢?
   
   乔晞华:在这场六个集团参与的混战中,作为激进派和温和派的造反派以前没有能够联合,是因为对形势发生误判。这是文革群众运动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一误判,部分源于他们没有分清真正的敌友。他们以为保守派已经完败,不可能死灰复燃。在对权力贪婪的驱动下,把曾经的同一战壕的战友当成敌人,试图一揽大权,独霸天下。这是致命的错误策略!正是由于这一错误的策略,才出现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裂。而一旦开打就很难收手,只能死拼到底。“善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需要智慧。敢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更需要勇气!”这是清华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革研究者、原清华大学“四派”第二号领袖孙怒涛先生的总结。我们认同他的观点。他是我们所见到的少有的具有冷静、理性、勇于反思、剖析自己的群众运动的领袖。
   
   文革群众运动的失败,在于民众缺乏包容和妥协。按照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拉斯韦尔(Lasswell)的说法,“政治决定何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法得到何物。”换句话说,政治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决定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无论一个人的目的多么崇高(例如为了天下劳苦大众的幸福),或者多么渺小(例如为了一己私利),争夺有限的权力和资源的斗争都是政治行为。要想做到在争夺有限的权力和资源的过程中不使用武力,只有通过妥协、合作、协商和争论(有时甚至通过贿赂和欺骗)来实现。由于资源有限,每个人对权力和资源的愿望不可能全部实现,因此在争夺资源的斗争中会有输有赢。“妥协”和“胜负难料”是政治的两大特点,但是造反群众却很少有人愿意通过妥协、合作和协商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七、这是群众分裂的原因吗?
   
   乔晞华:是的。文革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被许多学者忽略,这就是:(1)造反派为什么分裂?(2)他们的分裂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带来了哪些害处?群众运动的失败,加之中共的故意歪曲,使得造反派声名狼藉。1989年发生举世闻名的民主运动,当年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来到天安门广场,问学生领袖王丹:“假设我支持你们,会不会欢迎?”王丹答道,“你千万不要支持我们。 你们在我们心目中是什么形象?你们在我们心目中如果不是坏蛋,至少是笨蛋! 你们在我们心目中始终不是好人。”事实上,当年的大多数造反群众既不是坏蛋也不是笨蛋,他们是犯有错误的平常人。尽管有些人对造反派抱有同情心,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正视他们。更少有人认真总结他们失败的教训,为中国今后的群众运动探寻方向。如果造反群众在保守派失败后迅速联合,共享胜利果实,中国的当代历史或许会改写。
   
   八、总结造反派失败的教训与现在有什么联系?
   
   乔晞华:文革结束至今已有40多年了。文革结束后,中国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自从1989年民运遭到血腥镇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从未停止过。由无数抗议活动组成的社会运动,将使专制国家向民主化发展。这些分散并无联系的抗议行为其实是中国未来长期维权运动的组成部分。
   
   例如,2018年6月8日,为抗议高油价和官方削剥等,全国多地的车主及司机发起全国卡车司机大罢工。视频显示,包括重庆、安徽合肥、贵州铜仁、江西修水和山东聊城等地的卡车司机参加了罢工。大批卡车集结在公路和停车场,要求降低油价,提高运费,并要求交警及运管部门停止对大卡车的随意罚款行为。为了协调行动,各地卡车司机组成联盟,要求外地卡车司机不要前往装卸货物,以便为争取整体权益创造条件。虽然罢工很快平息,但是其影响不容忽视。
   
   更加引人关注的是复转军人的抗议。这些曾是国家专政机器的成员也走上抗议的道路,维护自身的权益。2016年10月11日,逾万名来自中国多个省市的复转军人,在北京八一军委大楼前举行大规模维权行动。中共高层紧急出动各路人马灭火,先后有中央军委、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委出面安抚。多省的省级官员及复转军人聚居的市级领导被紧急召往京城,地方官员向复转军人作出承诺。此次大规模维权行动,通过网络召集的方式,筹备半年之久。复转军人由原来的碎片化维权,渐渐走向聚合。
   
   令中共高层始料不及的是,上述抗议过后仅几个月,2017年2月下旬,大批身穿迷彩服的中国退伍军人又一次聚集在北京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楼前,静坐示威维权。示威者们索取被拖欠的退伍福利,要求解决住房和就业等问题。与2016年10月中旬中国退伍军人包围中央军委八一大楼示威的做法类似,这些退伍军人身穿作战迷彩服,在中纪委前的街道上示威。
   
   由于中国的专制性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根本无法生存。但是,如果我们将上述抗议行为看成是未来长期维权运动的组成部分,把这些分散无联系的抗议行为作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来研究,就有了意义。近30年来,中国的民主运动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对研究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不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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