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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讨论:胡平魏京生的64反思,客观上是帮土共误导民众

   


   
   徐水良

   
   


   
   2019-4-9日

   
   (一)、原帖:

   

   
   胡平魏京生的64反思,客观上是帮土共误导民众

   
   

   
   徐水良

   
   

   
   2019-4-9日

   胡平发了他和许多人以及魏京生对89民运的反思(见附3、4)
   
   近三十年来,我一再强调:89民运失败的主要责任是赵紫阳不敢抵抗。
   
   胡平魏京生等各位,把责任推给学生,完全错误。
   
   其次,根本的责任,根本的原因,当然是暴君邓小平毫无人性,大开杀戒大屠杀。没有这个原因,就没有其他的一切。
   
   学生对失败不应该负责任。他们仅仅负一部分策略失误的责任。而学的生策略失误问题,最终只是影响失败得大一点小一点而已,不影响运动的胜负,对运动的失败还是胜利,不起决定作用。
   
   胡平这些人非要在无法控制很难控制的群众运动中,要求严格控制,要找出控制失误的责任者,完全是胡扯蛋。
   
   魏京生竟然对胡平不求胜只求死的策略,即“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也即“见好就收不要胜,见坏就上去送死”持正面看法,完全荒唐。
   
   如果六四当时,他们这类思想和反思,认为早点撤退,能避免更大损失,也许还有一定意义。但到今天面临即将到来的与土共的决战,不向赵紫阳不敢抵抗导致89失败的方向总结教训,却向相反的方向不早点撤退总结教训,完全是搞错了方向,至少客观上,是帮助土共误导未来的决战。
   
   而且,即使胡平他们自己的总结,那么“见好就收”,427游行已经见好,就应该收,收了,就根本不会有89民运。他们的总结,就得否定427以后的整个89民运。而“见坏就上”,那六四屠杀后,无疑是见坏,大大地见坏,胡平当时为什么不鼓吹学生和民众在镇压后迎着土共的刺刀机枪去上,去送死?所以,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荒唐的而且是虚伪的胡话!
   
   所跟帖:胡平:“六四”三十周年纪念与反思学术讨论会在法拉盛举行
   
   徐水良:你和魏京生,至少客观上是帮土共误导民众。理由见我楼上帖。
   
   leebai:六四感言失败主义
   
   徐水良:胡平就是最大的不断散布失败主义的人之一。赞李白兄好文!
   
   附件目录:
   附1:曾节明:“六四”再反思:
   附2:leebai:六四感言失败主义
   附3:胡平:“六四”三十周年纪念与反思学术讨论会在法拉盛举行
   附4:胡平:魏京生谈反思八九民运
   
   以上为原帖。但略去附件。
   
   
   (二)、继续讨论:

   
   杨巍:民运若把“失败责任”推给赵紫阳,就是一种典型的失败主义。
   
   一个成功者不是没有失败,而是失败时都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都是自己的错,没有别人的错。一个失败者失败时则是说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永没错。
   
   你很难去改变别人,你只能改变你自己。如果你没错,那就没啥好改变的,那就永远只能乖乖接受失败的命运。那就是永远的失败者。
   
   如果反思的主体是民运,那么把责任推给赵紫阳或其他人,甚至推给学生,都是失败主义者。因为赵和学生都不是当时民运的组成部分,都是民运的“别人”。
   
   六四三十周年即将来临,反思总结的东西不会少,希望另有机会谈谈其中的反思总结的主体角度问题。
   
   曾节明:还原事实怎么是失败主义?真正的失败主义是忽悠别人不去对中共统治造成威胁,包括只讲体制外,不讲体制内的片面,共产党国家变天离不开体制内外两方面因素,试问:苏联的变天,叶利青起了什么作用?不讲叶利青的因素行吗?如果叶利青象赵紫阳一样逃避,819会有什么结果??
   
   徐水良(答杨巍):我这里说的是对89民运的全社会整体教训,而不是仅仅说运参与者自己的教训。因为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当时引导运动的知识精英(不包括学生)把希望寄托在赵紫阳身上。使赵紫阳实际上成为被寄予希望的统帅地位的领导人。所以,与苏联对比,那就是明明白白的,叶利钦敢于抵抗,苏联胜利了;赵紫阳不敢抵抗,中国失败了。明明白白!
   
   如果仅仅从运动参与者的角度吸取自己的教训,这里的讨论才进入你说的这些问题。仅仅从运动参与者的自己的角度论理,那么,89知识精英把希望寄托到一个中共官僚身上,而不是完全立足于自己,本身就是荒唐错误的。这就是89民运参与者的最大的教训。
   
   但是,当时的知识精英,能够有自己反共独立性独立反共的极少几个人士,都关在监狱里,外面的人士,则没有立足于自己的独立性独立反共的能力,更没有引导运动的能力。如果方励之是一个实际的政治领袖,有高度的反共自觉,还有高度的魄力和能力,也许能够一定程度左右当时的运动,那么,运动的情况可能会不同。但方励之自我定位是独立知识分子,不是政治领袖。把他当政治领袖寄予高度希望,不是他的错,而是把他当政治领袖的人自己的错。至于方励之以外的其他人,则没有这种条件和声望来左右运动。
   
   所以,今后的运动,参与者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立足于自己,立足于依靠自己和民众的努力,去推翻中共,绝不要把不切实际的希望,寄托到中共官僚身上。
   
   你提出的问题,当然有重大讨论意义。所以,我这里对你提出问题的回答,可以作为本人上面评论的重大补充。
   
   铁梅:把責任推到趙紫陽不敢抵抗這更是廢話!趙本來就是趙家人,把希望寄託在它老人家身上才是失敗的原因呢。屠刀在頭上正往下砍呢,還捨不得逃命,要等六月二十號開人大會。這些孩子真守信用!估計後來中國道德淪喪就是因為這些守信用的孩子都被殺了。
   
   徐水良:我是从当时实际出发与苏联对比得出的全社会教训。怎么是废话?你和杨巍一样,把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铁梅:鄧小平要殺二十萬,你幫著把人按在那兒讓鄧小平殺才對嗎?如果當年給鄧小平一個空城計,讓它殺不著,鄧小平及匪共不會有現在這樣發財的機會。鄧深知這一點所以千方百計也要在最熱鬧的地方在世人面前殺個血流成河。
   
   鄧的殺人叫囂不是六四後才提出來的,早在物價改革開始人民的不滿剛冒頭的時候就已經說出口了。
   
   徐水良:我已经明确指出根本原因在邓小平。但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你又是把它与“见好就收”这种机会主义问题混为一谈。
   
   第一,给邓小平一个空城计,你就能保证邓小平不镇压不杀人?第二,给个空城计就能保证胜利不失败?
   
   实际上,早点撤退,最多也只是有可能败得不是那么惨而已,不可能取得胜利。
   
   而且,从长远的角度看,尽早撤退,不予抵抗,未必比坚持抵抗更加有意义。那意义,主要是少流血而已。至于发扬我们民族大无畏的精神,赢得全世界的尊敬,以及唤醒中国人,奋起反共,树立全民族抵抗邪恶的正气和道德榜样,尽早撤退显然不如坚持抵抗。所以,不同的策略,都有利有弊,也不能一面倒谴责不肯撤退者。尤其是今后与中共的决战即将来临的时候,情况与64时代完全不同,我们更需要呼唤大无畏的抗争勇气,而不是总是思考避免风险,避免冒险,永远胆小退缩的机会主义思想。没有大无畏奋战精神,永远不肯付出,永远避免风险,是绝对不可能取得决战胜利的。
   
   至于根本原因是邓小平镇压,没有这一点就没有其他一切问题,这是明明白白的问题,所以上面帖子我没有详细论述。
   

此文于2019年04月0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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