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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四)

   五,我对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认识过程之四,海外黃鶴昇发表的《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 (2012-12-15 )给我带来了一个深刻的启示。
   旅居德国的黃鶴昇先生发表的《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中说,
   “康德在他的《判斷力批判》一書的一段注腳里說,“有人曾對我的純粹哲學的劃分幾乎總是得出三分法的結果感到困惑。但這是植根于事物的本性中的。如果一個劃分要先天地進行,那么它要么是按照矛盾律而是分析的,而這時它總是兩分的(任何一個存在要么是A,要么是非A。)要么它就是綜合的。而如果它在這種情況下要從先天的概念(而不像在數學中那樣從概念相應的先天直觀中)引出來,那么這一劃分就必須按照一般綜合統一所要求的,而必然是三分法的。這就是:1、條件,2、一個條件者,3、從有條件者和它的條件的結合中產生的那個概念。”(康德:《判斷力批判》33頁。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康德的哲學為什么總是三分法而不是兩分法,其原因就是在現象和意識之間,還有一個先驗邏輯的形式在那里。就是說,我們不能只看到是現象決定意識,還是意識決定現象,它們的後面還有一個先驗邏輯形式在起作用。”
   
   六,我对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认识过程之五,从思想火花到三分法立论的发表


   我在《民主中国首发》12/10/2014的 《发动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一文中写道:“若按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二分法,即认为是蒋介石国民党与毛泽东共产党之间的斗争,蒋介石是正统,你毛泽东是匪,我蒋介石是剿匪,我蒋介石是正义的,你毛泽东是非正义的。而毛泽东则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双方都自称自己是正义的。其实笔者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注意到了,双方均称自己是革命党。作为后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进路来分析与解决此问题。一种就是简单的举手,即赞成蒋介石是正义的,或赞成毛泽东是正义的。另一种就是采取用脑子独立想问题,后再用自己的脑子来说话,即独立的理性分析方法,特别首先是搞清什么才叫是革命等等。就解放战争而言,谁是真革命的,谁是假革命的, 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 谁是在说真话,谁是在说假话。
   
    按简单的数学排列组合有四种可能:
   
    A、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在说真话;
    B、毛泽东是在说真话;
    C、蒋介石是在说真话;
    D、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在说假话。
   
    按逻辑分析,由于A种可能是违背了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被视为是不可能成立的。而我作的工作只是,也仅仅是,运用哈贝马斯提出的三个有效性要求理论,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证明了B种可能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是在说假话,毛泽东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性的。最后使人能清楚地理解到张君劢在1946年时的决策和立场,即要反对蒋介石的党国独裁,更要坚决反对即将到来的如同斯大林般的毛泽东的党国独裁。而在某些人眼中,难道我的关于“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的证明只是多余的重复一样吗?至于我的理性分析方法是否是符合理性的要求,那就有待于公众的评议了。
   
    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基本的认识,可分为二分法与三分法,即把它仅仅看作为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蒋介石与毛泽东双峰对峙的斗争史,此为二分法,或把它视为是,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三峰既对峙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的斗争史, 此为三分法。又一次地说明了,唯有采用了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三分法,才能清楚地明白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七, 我对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认识过程之六,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完成
   自三分法史观公开以后,我一心扑到了对张君劢、陈独秀、胡适之间的科玄之争,到梁启超、张君劢,陈独秀、毛泽东, 孙中山、蒋介石之间北伐时期的争论,直到抗日战争,三年国共战争,这一连串思想史和通史的变化,想从思想史和通史的角度出发,探索出隐蔽在其背后的本质性,联通其中的主线条。所得出的结果令人惊讶地发现,康德三分法是完全与历史事实相符合,不仅是从纵向上看,各人的思想变化都符合其自身的思想发展路径,也从横向上符合从康德三分法出发的分析结果。
   我的全部工作正如同,在大半个世纪之前,英国史学理论家沃尔什(W.H.Walsh)所提出的,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主旨,“乃是要从他所研究的事件中构成一个一贯的整体。……他做出这一点的方式是要寻求某些主导的概念或指导的观念,以此来阐明他的事实,追踪这些观念本身之间的联系,然后表明事实细节是怎样由于对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各种事件构造出来一种‘有意义’的叙述而(就这些观念看来)成为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用来将各种事件构成为整体的主导性概念,沃尔什称之为“综合性概念” (coligatory concept)。在这里我将我研究百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有的事件所构成的整体的主导性概念,即为沃尔什所称之“综合性概念”定名为“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
   在张君劢、陈独秀、胡适之间的科玄之争中间,张君劢站在康德先验哲学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上流行的独断论和怀疑论,怀疑论在中国的代表就是胡适了,而独断论在中国的代表就是陈独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二,先验方法论,第四章纯粹理性的历史”中写道,“至于那些遵循科学性的方法的人,那么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选择,要么是独断论地来操作, 要么是怀疑论地来操作,但在一切情况下他们都有义务系统地进行操作。如果我在这里为前一种方法举出著名的沃尔夫,为后一种方法举出大卫休谟,那么根据我目前的意图,我就用不着其他人的例子了。唯有批判的路子还没有人走过。如果读者曾带着好意和耐性和我结伴漫游过这条道路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可以判断,如果他情愿为了使这条人行小路成为一条阳光大道而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话,那种许多世纪都未能做成的事情是否有可能还在本世纪过去之前就得到完成:就是说,使得人类理性在它的求知欲任何时候都在从事着但至今都是白费力气的事情中达到完全的满足。”(引自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集,邓晓芒译,第561页)
   至于那些遵循科学性的方法的人就是指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在科学派中又分成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独断论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怀疑论派,而张君劢则选择了康德所指出的批判的路子,情愿为了使这条人行小路成为一条阳光大道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还可以将此扩大到整个百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以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独断论地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 孙中山、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则采用怀疑论派的手法,推崇以怀疑论、实用主义为核心的胡适思想,至今全盘地实行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唯有梁启超、张君劢派坚持康德先验哲学,既批判以独断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核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批判以怀疑论、实用主义为核心的胡适思想。可以说,唯有采纳康德三分法,才能正确地梳理清楚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的基本脉络。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可具体描述为,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肆虐中国百年为主线轴、以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三峰既对峙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的斗争史, 以及毛泽东其个人思想、心理的发展及与其所有的政敌的争斗、夺权、建国的历程为主要副线轴,这主要副线轴和主线轴共同通领整个中国百年历史大剧的跌宕起伏,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通史的主台戏;从而真正地达到中外相通、上下相通、纵横相通、心行相通的历史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
(2019/04/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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