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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三)

四,我对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认识过程之三,我是怎样地认识“一分为三”命题的?
   
   这一思想火花怎么样在我的脑子中产生的?
   大概在2013年的7,8月份我寻找资料时,看到了张君劢《辩证唯物主义驳论》,特别是该书的《跋》给我深刻的震撼,因为这可以说,是张君劢的简略自传。我将之与原先研究过了胡适、陈独秀、张君劢三人的科玄之争一对照,马上迸发了用三分法来总结中国近现代史的思想火花。联想到当初我是如何认识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全部过程,以及历史给我定下的一道历史难题,历史使命鞭策了我去探索一个更新更高的思想领域,总之浮想联翩难以平静。
   之后我就紧抓住这一思想火花,查找了有关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三的文章、论文。由于多年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爱好,花费不多的时间我毫无费劲地了解了国内外知识界对一分为三命题的争论与认识,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粗略介绍海内外中国人认识“一分为三”命题的情况
   1,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分为二 ”以及文化大革中对“合二为一”论者的残酷迫害
    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很早就有人运用“一分为二 ”矛盾分析法,用这样的思想方法来观察、分析和认识事物,解决问题。
    老子说:“有天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老子二章》) 认为有天、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等,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
    在我国最早提出“一分为二”这一哲学观念的是北宋的邵雍。他在解释《易传 . 系辞》 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时,讲道,物是一个总的本体“太极”演化出来的,并说:“ 太极(心,道)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观物外篇上》)
    南宋的朱熹承袭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哲学命题。他说:“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明末清初的方以智,不仅提出了 “一分为二”,而且还提出了 “合二为一”的思想。他说:“合二以一者,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外传》卷五)
    在中国近现代若要对“一分为二”追溯源头,那就要算毛泽东了。他在1936年至1937年的哲学批注中,多次批注道:“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一物分裂为互相排斥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间的相互联结”。“将一体分裂为二的见解,是辩证法的基本特质”。“统一体底分裂为互相排斥的二对立方及其相互依赖的关系”(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2,169,167页)。他的这些思想在《矛盾论》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说:“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点, 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讲,“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同时还指出:“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谈的,……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我不过遵守他的指导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以上几段文字体根据远富,坚毅的《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一分为多》1992-10-27《社科纵横》 一文改写的)从毛泽东的这句话明明白白地证明了,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理论的源头是一个外国人列宁,与中国人的老祖宗没有一丁点的联系。
   
    从六十年代起特别是在中央高级党校及中国哲学界开始了有关“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讨论。名义上是学术性质的讨论,时隔不久,就变成了一场对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为
   首一群“合二为一”论者的残酷迫害运动。当时我还是个学生,也读了报上登载的许多有关讨论的文章,对这场残酷迫害运动总认为有不能接受之处,但终不得其解,还总是从纯粹的学理理念上去思考此问题。直至近几年看了意识形态的文章后才恍然大悟。究其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意识形态的党,如《二零一八宣言》附文所说,“列宁首创的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一切服从领袖,按基督教宗教的等级僧侣制模式,建立严格的金字塔形状的等级共产党干部(实为马克思主义真理教世俗传教士兼官吏)组织体制。”“列宁首创的民主集中制,其背后有个说不出口的逻辑前提,马克思和列宁是天才的天才,已经全部地掌握了整个真理。”其领袖如列宁和毛泽东认知了“一分为二”理论,岂能容他人说三道四,反对或删改呢,乃不忍于少数之嚣譟,欲以威力扑灭之。
   2,“一分为三”命题在中国出现时情况。
   1979年夏,刘蔚华发表《矛盾结构的多样性》(《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认为“一分为三”只是矛盾的基本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由三种对立因素组成的矛盾也是一种大量存在的矛盾形式,此外,还存在着由多种对立因素组成的矛盾统一体。1982年6月欧阳天然发表了《事物内部结构初探》(《求索》1982年第3期)也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这可以说是事物结构的一条普遍规律。同年7月,雷正良以坚毅为笔名发表《“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提出,不仅事物可以“一分为三”,而且矛盾也可以“一分为三”,并全面地论证了“一分为三”的普遍性和产生的根源及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与此同时,钱广华发表《论黑格尔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法》(《外国哲学》1982年第2輯),认为我国长期以来对“三分法”采取否定态度是受苏联哲学界的影响。同年11月,刘远东发表《矛盾本质的三位一体结构》(《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指出,矛盾本质是三个具体本质规定性方面的统一,这三个方面有机结合,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矛盾本质的三位一体结构。以上就是“一分为三”命题提出来的时侯的大致情况。
   此段主要是借助雷正良的《“一分为三”学术争鸣二十年回顾》一文(上饶师专学报2000年2月)改写而成。
   3,关于“一分为三”命题学术争鸣的介绍
   (3.1)“一分为三”论者是怎样提出他们的“一分为三”命题的?
   总的来说,“一分为三”论者是通过例举法,也就是举出他们的例子的方法来说明他们的“一分为三”命题的主张。
   其中我认为,最著名的例子就要数坦克,这种是把矛与盾集于一身的第三种性质的武器了。针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分为二”理论的代表作《矛盾论》的核心,矛盾二字,“一分为三”论者提出了,“矛盾典故”是战国时期韩非子说的,在那个时侯,对武器来说是“一分为二”的,分成了进攻武器和防御武器,可是到了1915年12月又出现了坦克,它既是进攻武器,又是防御武器,是把矛与盾集于一身的第三种武器。
   但也有不少的“一分为三”论者提出了他们理论的源头,如有的说是孔子,是孔子的中庸之道,也又认为孔子"过、不及、中庸"模式." 又有的从世界本源出发,提出了是黑格尔提出了“正--反--合”即否定之否定的“一分为三”思维模式,也有提出是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美德是一种适中”的观点,构成“过度、不足、适中”的“一分为三”模式, 也有提出老子的《道德经》所讲的 “"道"为"一"、为"无"、为"无为"、为"自然"”的一分为三的哲学内涵,也有人提出是《周易》……
   这中间的主要原因在于各位著作者对于“一分为二”究竟是什么,“一分为三”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一分为三”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什么是唯物辩证法,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基本概念的认识意见上各不相同而引起的。最关键的是,
   在中国大陆,显有人能识破贯穿于唯物辩证法,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辦證術的邏輯”都是些“幻相的邏輯”。张君劢写了《辩证唯物主义驳论》,许多中国人至今都闻所未闻。
    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严格的对“一分为三”的定义,故在下面的说明中,不仿暂时将所有的“一分为三”论者分成专有的“一分为三”论者与泛称的一分为三”论者。诸位读者可以看出,我是属于康德三分法者,也就是一个特殊类别的专有的“一分为三”论者。
   (3.2)认为列宁主义那里也有“三分法”,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也表现在: 他们蔑视学究式地玩弄新奇的名词、古怪的术语、狡猾的主义 ,而直截了当地说,哲学上有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而两者之间有各色各样的不可知论”。
   也认为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三分法”,例如敌、友、我;一般、特殊、个别;革命分子、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左、中、右;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
   
   (3.3)坚毅(雷正良)在关于《“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争论的方方面面》中写道,
   列宁有一段批语:“辩证法的“三分法”是它的外在的表面的方面。”(《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8页)坚毅(雷正良)在《从哲学史看“一分为三”的命题》中说:“对于这段批语,苏联的学者仍旧认为这是反对‘三分法’的态度,我国学术界也深受其影响。我们的看法完全不同。我们的理解,一,在辩证法中不仅有‘两分法’,而且有‘三分法’,‘三分法’也同‘两分法’一样属于辩证法;二,‘三分法’反映事物的外在的表面的方面,也就是说揭示了事物的存在、结构、状态,及其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两分法’则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的方面,揭示了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原因与动力;三,形式主义对于‘三分法’进行了歪曲,把它弄成没有概念和内在规定的徒具形式的公式;四,对‘三分法’要作具体分析,批判形式主义的歪曲,掌握辩证法的‘三分法’”。
   (3.4)现况,“一分为三”命题在哲学上得不到承认
   坚毅在发表于2006-02-20 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的《“一分为三”命题在哲学上为何得不到承认》文章中写道,“公开直接地提出“一分为三”命题已经20多年了,但在哲学上仍然没有得到承认,究其原因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具有权威的专家学者都没有说过“一分为三”,而它又与“矛盾只能分成矛和盾”、“中介不是独立个体与第三者”的普通常识相悖,以及把“一分为二”绝对化和对“一分为三”误解。当我们在分析并排除了这些原因之后,就理应在哲学上承认“一分为三”命题。”(以上段落主要是根据坚毅《“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争论的方方面面》一文改写而来)
   
   4,孟泳新对国内“一分为三”学术争鸣的评说
   (1)的确,“一分为三”与“一分为二”都是一种从整体划分为几个部分的方法而已,自然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们单单从哲学的角度,或者说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说,特别是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对所谓“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讨论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后的今天,再来分析,“一分为三”、“一分为二”所代表的各自的截然不同的哲学含义,那就首先要控诉毛泽东共产党那种武断地将学术问题阶级斗争化、政治化所犯下的恶行,也是毛泽东共产党本性的一次大亮相。(以后我还要对此事件进行深入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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