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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二)

三,我对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认识过程之二,我是怎样地研究中国近现代通史的?
   在从1997年到2010年由于生活的压力几乎全部心力都放在了自家小食店的经营上,其他的一切梦想都归依平静。只挤出了一星半点的时间,2005年至2006年间去了几次城南的大学图书馆,搜集了法兰克福大学查卡教授所著的《形式逻辑和科学哲学,经济科学导论》一书,发表于2006年05月08日大纪元报上的《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是我于 2005年至2006年间读《形式逻辑和科学哲学,经济科学导论》而写的一篇读书笔记。主要的论据,即关于真理的三大学说,一为一致与符合说,二为关联说,三为普遍接受说,是引自于法兰克福大学查卡教授所著的《形式逻辑和科学哲学,经济科学导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源于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真理的一致与符合说。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关联说,这一学说可追溯到,或讲源于辨证法大师黑格尔。这学说认为,一个定律若是真理,它必须与已知的其他的定律相一致。相一致就是指逻辑上的无矛盾性。价值理念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文化科学范畴的理论,比如法律、历史等,是极为重要的,它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为普遍接受说。这个以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为代表的学说认为,一个理论若为真理,它必须是为普遍所接受的。
    到了2011年我病愈后得知,那个头号难题依然如故,还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吾一介书生,岂可避难就易哉!自知身染重病,上天留给我的,来日不多了。只好干一段时间、休一段时间地开始撰写起了《陈智淙 “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 --- 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评论文集。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充分的历史史实,严谨的逻辑推理,精准的价值判断。 这是我始终牢记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
    但当我写完了《“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 --- 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四,两次将稿子寄给《纵览中国》 网站陈奎德处时却遭到陈奎德无情的拒绝,要注意一点,我在第一次投稿时就向陈奎德声明,我不要稿费。经过了遭受一番多家网站冷遇后,最后总算找到了博讯和黄花岗网站帮我刊出。这样的一段经历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一堂现实课。我很快就摸清全部的原因和找出我自己应对策略。主要的原因就是,如同陈奎德等的所谓以民主运动为名义的海外大多数网站实行的组织原则是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其近现代史观是以余英时为代表的推崇 (李慎之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观,如同台湾多少年来一贯做的那样,自然对于反对者的意见实行封锁与打击手法。这就是我写《二零一八宣言》和本系列文章的主旨之一。这里就要求我一定要除了注意充分的历史史实,严谨的逻辑推理,精准的价值判断这三条准则,更要注意立论的系统性和哲学基础以及申述方式方法,还须注意别人的思维方法及接受能力,最主要的决定是尽快地将自己的研究重心转到思想史上并由思想史的角度进入中国近现代通史研究。因为〔下〕之六就是讲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的问题,故立即终止了该系列的写作,并将〔下〕之六内容扩宽而改写为专门论述评判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的《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一文。
    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是怎么样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正确地认清中国历史?怎样才能正确地认清共产党毛泽东在中国历史的作用?梁启超曾于1901年写过一篇文章,叫《过渡时代论》,讲了我们所处在的“过渡时代”之希望与危险所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回望刚过去了的一百年,中国是不是完全走错了路?中国是不是正处于了过渡时代之危险之中?

    按照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常常采用的一般地历史分段研究的方法,我也把近代历史划分成几个大阶段,一个阶段又分成几个小阶段,一个小阶段又分成几个事件,一个事件又分成几个小事件。只是对某个具体事件,比如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究竟是属于前个阶段的呢?还是属于后个阶段的呢?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一切以事实为准,以史定论,绝不搞以论带史的那套把戏,这就是我认为的,一个史学家之史德的最起码最集中的表现所在。根据这样的精神,尽管它发生在1949年后,但由于该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欲想解决的历史反革命是由前一个大阶段中的国共内战所遗留下来的,故必须要将它划归为前一个大阶段中的国共内战这一大事件来一并考虑,这需要说明的第一点。
   另外,一般历史学家采用的是‘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的研究方法,而我由于研究的对象是一个较大幅度范围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的通史,并且按照我的经验采用简单的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的研究方法是无法取得正确的探求历史真相的结果,故我采用的是来来回回和探求真相的研究方法。这是需要说明的第二点。这里我详细地介绍一下2012与2013年内我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我在《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五)》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历史学家式的认知路径(作为事件的历史认知路)
   “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不知道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什么,而历史学家是知道的。实际上,重塑历史的过程普遍是以已知的结果为起始点,接下来就是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结果。因而,虽然历史学家的‘作品’(他或她写的史学著作)通常始于过去的某一时刻,然后往下推,而历史学家的要‘意识’则始于其后的某一时刻,然后往上推。正如埃尔顿指出的历史学家成功的秘密‘在于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
   我先将中国近现代史分为了……⇒ 五四运动与共产党成立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内战时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时期⇒ 反右斗争时期⇒ 大跃进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 ……
   在2012年前我对五四运动与共产党成立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这三个大阶段的认识先采取不定性的、尽量取中性的态度,而对反右斗争时期,大跃进时期,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阶段都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在这样的前提下在2012年时来审查 〔国共内战时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是否有非正义之处。对〔国共内战时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这一大事件,先将之分成内战爆发前,内战爆发,内战进行,内战后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小事件这几个链接着的小事件。
   在对前面几个小事件的调查一直处于没有明显的结果的情况下,但面对镇压反革命运动小事件,由于我有十多年对法哲学和法律刑法的学习,特别是德国对纳粹历史审判过程进行的多年研究,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中间问题严重性。我不能不说一下,在这段时间我看到了张君劢1924年出版的《国内战争六讲》,现在回想起来,有二句话一直给我很大启发。一是“数百年来,欧洲学者中,有自道德立论,以图国际战争之废止者,如康德辈是也。”二是“自卫之战也,主义之战也,我所谓有意义之战也,其他则无意义之战也。若问意义安在?则试究战争动机,是否为保障一国或大多数人之自由独立之权利而已。”为了慎重起见,我又一次地花费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学习了几本德文大学法律教科书有关章节,又重温一遍对纳粹审判过程,以及有关东京大审判过程的许多回忆录,反复考证,反复思考,(除了思考中国历史问题外,还思考到,为什么在东京大审判有一条规定,严格禁止检察官和法官之间有任何联系,这样做有什么作用?检察官和法官的理性思维上有何区别?怎样能使纽伦堡审判过程经得起子孙后代的历史检验,成为世界历史上的经典审判?中国的未来极需要一大批高质量的检察官和法官,怎样地造就出这样的检察官和法官人才呢?等等问题。)确定绝无误解之处,并开始再次向前推进,和向后推进,取得较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再考虑明确叙述方式,到了2013年才决定公布于众,
   就向前推进而言,借助和结合了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1937-〕的《正义战争和不正义战争:借助历史例证的道德论辩》所提出的正义战争理论,我花费了仅一周的时间,完全地吃透了沃尔泽的正义战争理论,并分辩出沃尔泽的历史例证与我们中国国共内战在是否正义论证上的区别之处,之后就寻找出解决之道。他强调正义战争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人权。其理论主要将战争分成三个子系统:开战正义、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他首先围绕“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这两大传统范畴来展开道德分析和论辩。前者指一场战争是否是人类生命值得为之牺牲的战争,主要通过考察战争的理由来判定战争本身是否正义;后者指一场战争的进行方式是否只限于人类生命之最小程度的正当损伤,主要通过考察遵守或违反战争惯例或规则的情况,来判定战争是否正义地进行。至于对第三个子系统战后正义,沃尔泽几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论述。这就是我与沃尔泽的分歧点。而我最强调的恰巧是第三个子系统战后正义。我并由这第三个子系统战后正义的确定,即最先确定必须彻底地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小事件的认识,从而以此来向前回推开战正义、交战正义。
   因此,我像一名检察官,从浩瀚如海的史料,细心搜集、鉴别、整理史料,寻找出明晰而准确的无可争辩的证据。这就是,我的《正义战争鍳别理论》中实证和证据二,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晰而准确的无可争辩的证据 。
   事实经过是,1945年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驻东北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贝鲁罗索夫中校(其他文电又译为卫斯别夫中校)及翻译谢德明,乘飞机从沈阳经多伦到达延安。 1945年9月14日,延安王家坪。由刘少奇紧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下午1点准时召开 。此会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尽管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国历史和国共内战的历史上是很小很小的事件,但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五》一文中, 我评点说道:“这表明了,①假若没有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以及斯大林的具体指导和实施,就不可能有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谋略上的成功。②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对中国内战命运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两个阴谋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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