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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经过一百多年将又回到原点

   国民党的前身,是兴中会、同盟会。它们本由多个反清团体组成,目标很简单,就是革掉清王朝的命,彻底结束封建帝制,恢复中华,创立民国。

   

   国民党确立孙中山为民国国父,孙中山即孙逸仙博士,最早是在日本,后来到檀香山进行革命活动,提倡三民主义建立中华民国。

   

   历史已经经过一百多年,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到了民国108年。

   

   民国的历史,也是国民党的经历,自武昌起义推翻清廷后,国民党就一直是好事多磨。

   

   到今天,真正拥护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人在台湾恐怕已经很难立足。

   

   中共十九大习近平发表的对台政策,中华民国在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日子是否会即将结束,这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关心的大事情。

   

   那么,如果中共统一台湾,真正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有识的国民党人怎么办呢。

   

   看来就是要回到孙中山革命的起点,一切重新来过了。

   

   在这形势下,真正的国民党人应该效仿孙中山重视建立海外的党务工作,开展和组织海外的革命活动,如同孙逸仙博士当年的奋斗。

   

   和孙逸仙博士当年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华民国在世界民主国家中的影响还是存在,同情和支持三民主义的人士到处都有。中华民国不会消亡。

   

   

   

   看看国民党的历史发展,真正的国民党人应该抚心自问了。

   

   

   

   国民党的组织,从早期开始就有缺陷。

   

   

   

   有人说,从檀香山回来的孙逸仙博士,学了许多西方知识,他思索出三民主义,给出了思想;他呼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提出了目标。可是无论是早期的兴中会、同盟会,还是改组成的国民党,都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3万,登记注册的却只有3000,可是缴纳党费的却又是6000。

   

   那么到底有多少党员呢?答案是不知道。

   

   入党就很不严谨,只是按红手印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孙中山抬头仰望的是革命大计,心中想的是建国大纲,至于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他就不清楚了。

   

   1923年,苏俄驻华代表鲍罗廷,毫不客气对孙中山说,你领导的国民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听得孙中山大惊失色,此前从来没人跟他说过这种话。

   

   没有组织,就没法有效管理,自由自主之下,再一致的理想也势必各行其是。

   

   

   

   有人说,多数时候,国民党内部的运行还是依靠人脉,一旦超过人的关系圈子,国民党的号令就走调了。在民国军队里,交情至关重要。军官向心力,主要由一个个小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起来,在上如黄埔军校生,在下如老乡。在蒋介石的组织构架,浙江老乡关系、亲戚关系、恩情关系,至关重要。

   

   由于组织力的缺失,国民党始终飘在古老的传统社会之上,根本无力组织、动员起整个社会投入对抗中共的战争。

   

   抗战期间,出于用中国广袤的山川大地拖住日本陆军的战略盘算,美国援助了国民党大量战略物资与美元,但美国人却抱怨道,钱是花出去了,可事情却办得不怎样。

   

   这也难怪,美国的议员,怎能理解民国大山里的事情呢?

   

   时值雨季,当时还是连长的黄仁宇,随着驻缅远征军经过云南,部队拖在身后的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深陷淤泥。消失的可能是被偷了,陷进泥潭的也基本出不来了。

   

   因为运载工具主要是毛驴。而找毛驴的方法是这样的,先找到村长,然后用枪逼着他交出村里的毛驴。枪炮很多,村长却不好找,毛驴也有限。

   

   假如你要送一封信到隔壁的省,还是明清时代那样,在路上耗时一个月。

   

   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后,当中国军队一步步从东部,撤到西部内陆地区时,维持军队与政府开支的钱与粮食,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之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东部的关税、盐税、消费税、债券,退到内陆地区后,收入是全没了,仗却还得继续打。

   

   由于国民政府统治的手,之前并没有实质性地伸入到内陆乡村,等到负责征税的官员开展工作时,顿时傻眼了。征税是要按照户籍和土地数量来的,可是许多地方找出的户籍一看,原始资料竟然还是民国前留下的,数百年来既没进行过土地勘测,也没进行过人口普查,税收怎么征?

   

   对大片古老村落来说,国民政府与军队就好似从天而降的外人。地方官和村长背着税收任务,都不知找谁去。

   

   无论如何,民国中央政府竟然和社会基层没什么关系,听着总有点匪夷所思的感觉,而现实却又让人无从辩驳。

   

   

   

   其实,天平一开始还是倾向国民党一方的。

   

   1946年, “抗战”结束后,积贫积弱的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在与“列强”的对抗中成为胜利者一方。就算是在美苏帮忙下的惨胜,那也还是胜利。只要是胜利,就总比一本本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好太多了,何况“二战”中的英法两国,不也是在美苏协助下的惨胜吗?

   

   挟抗战胜利之威,蒋委员长领袖威望如日中天。甚至早在“二战”尚未结束时,他受邀参加了“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丘吉尔并为三巨头,一起筹划“二战”后的世界新格局。

   

   近代史第一次这么垂青国民政府。

   

   然而,到了1948年,“国共内战”才打两年,国民党溃败之快,就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是国民党没有人才吗?

   

   当然不是。

   

   比起另一方,国民党的人才只多不少。

   

   军事上的人才,光一个“小诸葛”白崇禧,就与林彪不分高下;别说比“小诸葛”还会打仗、三次击败他的陈济棠了,更别说入缅歼灭大量日军、又多次击败林彪的虎将孙立人了。

   

   国共双方都承认,国民党不是输在军事上。

   

   那是输在纵横捭阖的谋略上?

   

   国民党也不缺远见卓识的人物。比如杨永泰,世人知道不多,但他的能耐可说是当世无二。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统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全拜此君谋略所赐,甚至他还提前预估到了连红军自己都没想到的北上路线。

   

   厉害吧?像这样的智谋人物,至少还有林蔚、贺国光等一干高手。

   

   

   

   历史的迷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有人说了国民党的一些真实的历史真相。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行至桂湘境内,前有广东、广西、湖南地方军阀堵截,后有国民党中央大军围追,红军怎么可能逃出呢?

   

   毛泽东再怎么神奇,在四方大军合围前,也没有渡过湘江的道理。

   

   唯一的谜底,是有人让出一条华容道。

   

   红军是被人有意放走的,而不仅仅是凭自己作战英勇、谋略高超。

   

   广东军阀陈济棠,首先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只要红军不滞留广东,他就一路放行,最好笑的是,粤军甚至用有线电与红军互通情报。

   

   广西的“小诸葛”白崇禧,定的九字围剿策略也很神奇: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就盼红军早点离开桂境。

   

   执行白崇禧策略的两个军长甚至吵了起来,因为尾巴也有大小嘛,到底击大还是击小啊?

   

   白崇禧再次指示,小尾巴,意思一下就行了。

   

   这么小意思一下,就叫红军损失超过两万人,让朱德、彭德怀陷入极其险峻的局面中,林彪甚至对自己部队还能撑多久产生了动摇。

   

   等到在蒋介石重压之下,稍作合击,86000红军,渡过湘江就剩下3万,损失大半。

   

   白崇禧要是出力真打,红军是扛不住的。

   

   白崇禧这么干,倒没和红军达成什么协议,有的只是对自己利益的精心算计。

   

    “小诸葛”的算盘是,老蒋围剿红军的确,但借“剿匪”名义来收拾我广西也是真,所以“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留着朱毛,他白崇禧才有发展机会。

   

   直到败退台湾后,国民党也从没有在信仰上、组织上、人心上真正统一过。像陈济棠、白崇禧这样打着自己小算盘、蝇营一方的党国大员,何止成百?

   

   

   

   纵观国民党的一生,挑战领袖,老二、老三接连离家叛变出走的不断出现。

   

   辛亥革命后,深受礼遇的章太炎,忽然反对三民主义,从同盟会出走,另建共和党。

   

   1925年,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随后廖仲恺遇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遁逃。

   

   不久“西山会议派”反对蒋介石,另立中央。

   

   1927年,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三个月后,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即发动清党另立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两个中央。

   

    “宁汉分裂”事件,开启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即有实力者可以另立中央。这个噩梦,从此纠缠国民党一生。

   

   1930年,阎锡山在北平成立一个国民政府。

   

   1931年,李宗仁、汪精卫等各方反蒋势力成立广州国民政府。

   

   1933年,李济深、蔡廷锴在福建成立共和国。

   

   1940年,汪精卫叛国投敌,成立伪南京政府。虽然自1927年以来,每次分裂都少不了他这位白面奶油小生的影子,但这次公然跨越做人底线,还是激起共愤,四年后死于日本。

   

   1948年,随着国军战场失利,反蒋势力再次活跃,“桂系”逼蒋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

   

   国民党一旦有事,必有人从暗中跳出,捣腾一番。

   

   就算江山丢了,也绝不收手。

   

   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先是大搞拆迁,把国民党整得奄奄一息,后又暗中扶植民进党崛起。

   

   1993年,郁慕明竖起反李登辉大旗,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新党。

   

   2000年,被李登辉逼到死角的宋楚瑜,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另创亲民党。

   

   随后,蓝营的连战、宋楚瑜内斗白热化。

   

   2013年再出大事,党主席马英九宣布撤销“立法院长”王金平党籍,政争白热化。

   

   荣誉主席连战随后力挺王金平,公开责备马“总统”“公报私仇”。

   

   2015年,王金平胜诉,又恢复党籍。

   

   2015年10月,国民党忽然撤销洪秀柱“大选”资格,代之以党主席朱立伦。

   

   2016年3月,洪秀柱从头再来,当选第15任国民党主席。

   

   这些纷繁缠绕的纪录,看似掺杂了许多的是非难分的个人恩怨,实际上都是一个党缺乏现代组织力量的必然结果。

   

   

   

   国民党有奋斗和牺牲的历史,也有不团结、分裂、离合的悲歌,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革命创业史,理应放在中国历史的进程里继续向前。

(2019/04/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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