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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牺牲享受、享受牺牲


   
   
   
   蒋经国:牺牲享受、享受牺牲

   
   蒋经国一生的信仰分裂,史论无法将其完整归纳。叛徒、信徒、使徒?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称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无法归类”。他的一生都是在否定与背叛自己。他在15岁时,参加五卅运动,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而他的父亲则是当时政府的一个头面人物。这个激进的革命青年,受吴稚晖启发,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期间,他正式加入联共(布)。而在离开中国时,他的父亲蒋介石要他秘密加入了国民党。这个国民党员迅速地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是父亲的背叛者,不管真假,在苏联时期,小蒋公开与反共的蒋介石划清了身份,但12年后他回到父亲的身边,又重新加入了国民党。这种身份的互换并没有换掉小蒋与老蒋的亲情,也没有换掉他对于国民党的认同。其后在信仰问题上,据称已信教的老蒋也使小蒋归化。
   蒋经国终其一生都在两种倾向中晃动。他骨子里的苏式思维,使他在事实上与美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但表面上的亲美又使他对苏联有着深切的反感。
   这个中国台湾最复杂的领导者,曾用特务极权保固蒋家统治,破坏中共台湾地下网络,囚孙立人,驱元老,固地位,放张学良……但他却称,自他之后,蒋家人不再参与政治。
   他为什么会开放报禁、党禁?他为什么会用一生捍卫蒋家天下,但却在最后迅速打碎?
   幸运的是,在他身后,反对他与拥护他的人都称他:台湾最好的独裁者。
   他说:“今后,只有民族和三民主义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政府在哪里,法统就在哪里。”他承认,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
   “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38年的‘戒严令’是国民党的恶名与黑包袱,一定要想法解除与开放,否则永不安宁。”——蒋经国自述。
   
   蒋经国还有一句名言——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蒋经国深知,人民基本生活的照顾是国民党“执政”有无未来的唯一标准,他也花尽了所有的心思,在基层关怀与政治风气的导正上,希望能有所突破。
   
   小蒋正式就任后,就以不便参与私人宴会为由,与蒋方良深居简出,使得蒋方良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除了洗发、去妇联会、劳军,很少活动,充其量就是和蒋经国在院子里散步;她根本没有贵重首饰或珠宝,就算想吃些什么东西,也只托司机买回来。蒋经国只要没有出访,中午与晚间都会返回七海用餐。
   此外,小蒋不但厌恶社会大谈“豪华公寓”“豪华汽车”这些字眼,还指示台湾当局必须厉行“均富”的原则,把分配所得差距拉近。他强调官员要遵守不收礼的原则,如果有人送礼给他,蒋经国一律统一保存,到年终再决定分送机关学校还是由工作人员联谊摸彩。
   据说蒋经国因为节省,衬衫经常两三天才换洗一次,有时流汗弄湿衬衫,还自己把衬衫用衣架挂在书房,晾干了,再穿上去上班。七海的地毯变了颜色,蒋经国认为还可以用,十多年也不准换。
   七海墙壁发霉,壁纸破裂,椅子把手失灵。侍卫用三夹板挡住墙的破口,以免下雨渗水。蒋经国衣柜里也只有两三套衣服可更换,蒋方良有次给蒋经国买了双皮鞋,还被骂了一顿,说是浪费。
   
   当时台湾只要发生台风灾情,断电缺水就是家常便饭,台风结束后蒋经国总会迅速前往灾区巡视。回到家里,有时看到开着冷气,马上要蒋方良把冷气关掉,连冷气坏了修不修,也要由蒋经国做决定。
   蒋经国的节俭风格还反映在七海官邸的菜钱上。由于蒋经国担任公职,当时他的任职单位都会派专员,每个月固定把月俸、眷粮等一些经费和生活日用品,送到官邸给蒋方良签收。至于菜钱,则由蒋方良和总管阿宝姐共同管控。
   20世纪70年代末期,蒋经国家中每日菜钱约二百元,十几口人吃饭,连中等家庭都不如,往往一餐就是一顿蛋炒饭。就连全家聚餐,大厨杨焕金帮蒋经国准备爱吃的砂锅鱼头,吃不完一定打包,隔餐再吃。即便到了他晚年,台湾经济起飞,据说七海菜钱还是绝对控制在每天新台币1000元内,如果大厨采买超出预算,蒋方良还会亲自查账。
   
   蒋经国与妻子蒋方良合影
   
   以早餐为例,通常蒋经国夫妇只要一杯咖啡、几片烤面包,有时加点水果就能打发,一切以节省、俭朴为原则,更没有宵夜、点心。七海官邸餐厅的冰箱数十年不换,时常放着一包包吃剩的东西,头顿菜没吃完就加热隔餐再吃。采购的水果放冰箱,由旧的先吃,一旦烂了,削一削,蒋经国夫妇也照吃不误。
   当时七海官邸,每周一、周四由蒋孝勇全家陪蒋经国夫妇吃晚饭;周二、周五是蒋孝武全家;周三、周六是蒋孝文全家。每餐固定是四菜一汤的家常便饭。
   蒋经国在他任内前四年,共下乡197次,造访金门123次。在巡视期间,只要看见民众办喜事,一定下车看新娘,向民众道贺。到了地方,对饮食的要求就更随便,吃冷便当是家常便饭。
   影响所及,蒋经国时代,连商贾都不敢拿鱼翅燕窝等饮食在外招摇。郝柏村也说,蒋经国完全没有企业界的私交,穷苦的农民或是摆摊子的小贩这样的朋友反倒结识了不少。只是密集地下乡累了七海的侍卫,受不了每天奔波而求去者大有人在。
   
   蒋经国忙于政事,忽略饮食管理,不听医生专业意见,到了民间有什么吃什么,毫不控制饮食,自然埋下了不利因子,失眠问题也日益严重。
   熊丸曾说,蒋经国的就医态度始终是只要医生说这个病“死不了”,他就抱持着“死不了就好”的心态,能拖就拖。医疗小组曾建议增加医生人数,方便照顾,他也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回绝。
   
   由于服用太多西药、安眠药产生的副作用,蒋经国更出现视力问题,左眼微血管破裂,加上视网膜剥离与白内障等状况,导致视力极速恶化,必须两度动刀,最后还将左眼换上了人工晶体。传言蒋经国开完刀后还一度轻微中风,只是没大碍,亦未对外公布。
   
   自1983年年初,蒋经国已无法再下乡探访民众,时常躺卧在床,避免不适;只能在周末、假日固定时间召见俞国华、郝柏村、沈昌焕、宋楚瑜、蒋孝武、蒋孝勇等亲信到七海官邸谈话。当时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洁明,也是直接能到七海晋见蒋经国并辟室密谈的人士之一。
   
   朱嘉明: 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
   https://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letscorp_archive/archives/47425
   (一)
   
   中国国情是什么?“超大”无疑是最显著的特征,十几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然而,除了“超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变动”,经济发展阶段更迭、制度解构和重建、社会转型,等等。而造成“变动”的因素,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到国内,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利益,相当复杂。其中,发生过影响的各种主义就不下十种。所以,30余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各种因素的“杂合化”过程。
   
   中国当然早已经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更不是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无论“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甚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概括中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什么,竟然成为问题,以至很难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给以清晰的定义。古今中外,都没有观察中国的现成参照系。
   
   关于中国的判断,此时此刻似乎是正确的,到了彼时彼刻就会错了。所以,分析中国,仅仅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性是非常不够的。因为,连中国是不是一头真的“象”本身都是问题。当你事先假定中国是“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犯了“先验主义”的错误。退一步,即使中国曾经是“象”,因为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不断处于变异和演进之中,此“象”也已非彼“象”。
   
   总之,中国是一个处于持续“变动”之中的庞然大物。认知中国新国情,需要具有全面和动态的双重意识。笔者选择和讨论的八个问题,所要揭示的是,任何一个描述中国的概念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重新解读。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只要面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极端主张:一极是肯定政府干预,甚至主张由政府来控制市场和管理市场,以求产生超越自由市场的效率;另一极则倾向“市场经济万能”,反对政府参与和干预市场活动,认为市场可以通过公平竞争,避免资源配置扭曲、寻租机会、权钱交易。上述两种看似极端不同的主张,都隐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于中国。其实,这是最大的“幻觉”。
   
   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有标准的。如果以世界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可以从“国家”或者“宏观”,以及“企业”或者“微观”两大类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这些标准至少包括:产权的清晰程度;对私人财产权保护程度;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程度,决定价格、成本、投资程度,决定汇率变化程度等等,或者反过来说政府干预和控制市场经济运行的程度;劳资双方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企业会计制度达到国际规范的程度;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企业向国外转移利润或资本,以及决定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自由程度;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程度,垄断行为是否得以控制,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的完善程度,等等。
   
   上述标准中,市场决定价格、自由贸易和货币的可兑换最为关键。如果以这些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并没有形成市场经济。最多是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外壳,并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所以,诸如“市场失灵”和“市场失败”的问题,无从谈起。
   
   在中国过去30余年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0 年代,计划经济解体,政府作用下降,市场经济开始;第二阶段是 1990 年代,政府作用全面反弹,发育不久的市场经济遭到压制。在这个阶段中,既有对 1980 年代改革的“路径依赖”,也有对 1980 年代改革的背离。第三阶段是在 2000 年之后,政府彻底控制市场,市场沦为政府工具,不仅远离了市场经济,跳跃过自由竞争阶段,直接走向了国家垄断经济。其间,只有 1980 年代,曾经有过市场经济发育和成长的机会。那么,为什么政府在和市场的博弈中成为了赢家,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却没能使之建立市场经济呢?以下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政府具有天然优势,主导“市场经济”的创建。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企望通过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废弃计划经济。但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传统在 1950 年代被彻底摧毁和连根拔掉,重建市场经济需要政府主导。也就是说,新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然发育出来,而是要依靠政府培育和扶植。这是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初始“悖论”。问题是,政府原本是计划经济的核心,掌控着几乎全部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空间。而且,并不存在任何对拥有绝对经济权利的政府的制衡力量。所以,依赖这样的政府重建市场经济,划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完成行政资源转换为市场资源,从头至尾都是和政府的原有利益和意志相矛盾的。对于政府来说,市场不应该成为削弱政府作用的新经济形态,而是政府的“新领地”。当然,政府的意志是通过决策集团的意志和政策取向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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