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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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四

关于五四十几年来,陆续写过一些关于《五四》的文字。因看法与当局格格不入,国内网络已经基本删除干净。今特将《清算五四》《驳资中筠的“五四”观》《五四微论》三篇集中在一起发于《独立评论》和《博讯》专栏,留给后人吧。2019-4-30余东海于南宁

   清算五四

   五四运动不是什么启蒙爱国运动,而是一次捣乱社会、自毁传统、自残文化的蒙昧主义、民粹主义乱国运动。社会影响、历史意义都是负面的。它促进了马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暴民运动的结合,直接为北狄逐鹿中原创造了社会、思想和干部条件。从此,乱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登上了政治舞台。

   因此,必须从思想精神、恶性影响等多方面对五四进行清算、批判和重新定性。我给予如是定性: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因反动知识群体煽动、由学生工人为主的一场民粹主义运动。它发展了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增加了知识界的反儒主义,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误导运动,揭开了全民动乱的序幕。

   总说五四反帝反封建。所谓反帝,是将外交问题诉诸民粹运动,掀起民众强烈的仇外情绪;所谓反封建,就是反孔反儒反政府。五四参加者许德珩认为,五四以北洋政府为封建势力代表,以儒家文化为封建思想,将两者树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死敌”,煽动人们“为了救国救民必须与之作殊死的战斗”。

   五四之中和之后,学生中充满大量负面现象,视法律如无物,动辄运动起来,或者自选教员,对哪位教员不满便罢课要挟。查毓瑛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北大学生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从学生和知识群体开始,社会越来越激进化和民粹化。

   五四运动重要思想资源的《新青年》就是民粹主义大本营。五四运动后,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向社会主义。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由民主主义性质的刊物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改组后的《新青年》向广大读者进行了彻底的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蒙启教育”。所谓激进的和彻底的民主主义,其实就是民粹主义。

   五四提倡的科学,其实是科学主义和伪人文科学。《新青年》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不多,更重要的是“倡导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人生”,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提出要打破一切“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将此称为“科学的精神”,恰恰是反文化反科学的愚昧表现。将民主和科学“主义”起来,走向了自由主义的反面。

   民主主义反民主,科学主义反科学,这个道理,启蒙派大多不懂,西方自由主义者懂的就不少,自由大腕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对民主主义有严厉批判。另外,社会主义反社会危害社会,这个道理启蒙派大多也不懂,西方学者懂的就比较多,兹不赘。

   翻看《新青年》的一些文章,哭笑不得,悲怒交集。那都是“三昧”经典呀:昧于中华文化、文明和历史。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带有发刊词性质的政论《敬告青年》提出六方面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口号挺响亮,但内容大谬,因为六方面要求是“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的。依陈独秀提供的方式奋斗,只能沦为反儒反华反常的三反分子。

   陈独秀写道:“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 (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云。服不服从,因事因人而制宜,岂可一概而论?把忠孝节义和谦逊服从视为奴隶之道德反掉,必然以不忠不孝不义不谦不逊无节操不服从为荣,个人像尼采一样疯掉,到了最后,社会像文革一样疯狂,就是必然的趋势。

   五四反对专制,这没问题,问题在于将专制与儒学捆绑在一起。殊不知儒家强调时中原则和制度的时代性,并不抱着君主专制不放,而且,儒家自古就是恶性专制即极权暴政的反对者。专制有良性与恶性之别。儒式君主制良性而开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

   将儒家等同于专制,进而等同于恶性专制,这是启蒙派的一大恶习。鲁迅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似是而非。儒式君主制下,是真儒者,无论为君为臣有权无权得势失势,都有一定的道德气象,都能接受礼制约束,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先贤的称谓可以休矣。五四启动的是反儒学、反圣贤、反道德的运动,是反文化运动,掀起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反华高潮。激烈否定中华文化、否定圣贤、误导社会、毁人不倦的一群恶知识,有什么脸面称先贤?先贤之间要加一个不字,或者称为反动派才名副其实。

   反儒就是最大的反动,是通往丛林的捷径和百年来自由运动从失败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导致的无序大自由和恶习大解放,最有助于极权主义的成功。回首看文革,最大的共同点是愚蠢,然后才是凶恶。无论干部群众,高层底层,工农兵学,无不愚得不可开交不可思议,蠢得惊天动地惊神泣鬼。那样的人与社会,其所由来渐矣。冰冻三尺,寒风就起于五四。倒孔反儒导致乾坤翻覆,愈趋愈下遂致不可救药。五四就是文革初级阶段的预演呀。

   遗憾地是,“彻底打倒孔家店才能使人民自由解放”,这种五四妄言依然在知识圈和民运圈流行,将马列文化及其政治制度造成的恶果说成儒家的问题,成了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和政治版的认父为贼。反孔灭儒,无异于文化弑父和道德自残,为极权主义认贼作父作了最好的思想配合。

   一个以弑父拜魔为荣的人,灾难深重、命运恶化是必然的,要救它的命,首先必须千方百计疗它的愚,让它能够辨别父和贼,不要再认贼作父和认父作贼。救人如是,救族救国亦如是。这就是文化启蒙的重要和儒家群体的责任。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无论要建设新礼制还是民主制,都必须从复兴儒家开始。这是社会重建、道德重建、中国新生的唯一希望,别无选择。2014-12-14于南宁

   驳资中筠的“五四”观

   资中筠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使文化断裂,而是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新思想结合起来了。理由有三:一曰“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的方向是向前进的;二曰“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传统文化修养非常深的一批知识精英;三曰:实际上他们选择的新文化并不是否定所有的传统文化、所有的传统美德。

   三个理由都不成立,是“非常错误而且是荒谬的”。

   一,反传统的方向是历史性的文化、道德大倒退。科学和民主当然是好东西,进步的东西,但反掉传统,它们在中国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注定求之不得,关此,历史已经做出严厉证明。

   资中筠错误之一,是把传统与科学和民主对立起来,把传统等同于“顽固的旧礼教和僵化的思想以及风俗习惯的束缚”。她不知道,某些制度、思想及风俗习惯的不良,正是清政府偏离中华道统、政治严重失德造成的。正确的做法是回归中华正道而不是打倒孔子反掉儒家。

   资中筠说“三纲五常底下怎么可以讲民主和平等”,殊不知五常乃是仁义礼智信,反掉五常,别讲民主和平等,连基本人性都会丧失。至于三纲,完全可以进行现代性转化,况随着君主制的消失,其中“君为臣纲”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

   二,“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半吊子小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后来的鲁迅等,无不缺乏经学修养,昧于儒佛道,昧于历史真相、文化真理和心性真谛。胡适西学不错,中学同样一知半解。

   他们中或有人能写旧诗,或有人饱读古书,但说到“饱读经书”通经致用,那是半个也没有。以中华标准衡量,在“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大人)”序列中,他们连君子甚至士都算不上,因为君子是指具有一定经学修养而建立了基本人格者,士也要“有志于学”,特指儒家经典和六艺。这些人完全没“有资格来说什么是应该保留的,什么是应该扬弃的。”

   三,不论是从效果上、事实上还是“道理”上来说,中华文化都断裂了,断裂得空前彻底。儒家是华文化主统,孔子是儒文化代表,打倒孔子反掉儒家,就否定了中华文化的根本,否定了传统道德的原则。主体不立,还奢谈什么“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复兴我中华的精神。”

   当然,相对文革而言,五四倒孔反儒还是比较“文质彬彬”的,而军阀和国党也不乏传统修养,故“五四”以后教育和文化事业并未完全学绝道丧。相对“解放后”的知识群体,资中筠的老师辈们的文化道德水准普遍高些。不过智慧也已经普遍低劣,丧失了辨别学说高低优劣、人物善恶正邪的能力。马家帮问鼎中原,就得到了众多知识人的信仰和追捧。

   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了一些新思想,却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打断了,把正知正见和正常价值观打掉了,为歪理邪说泛滥和马主义成为主流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

   文革在政治上固然无双无对,在文化立场和态度上则与五四一脉相承。《易经》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可以说,文革的恶果,就植根于五四倒孔倒儒的反传统运动,是五四在政治上的逻辑结果。

   资中筠提到“贵族精神里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很好。这种精神和责任感,西方传统中有,中国传统中更丰。儒家内圣学和“天爵”说,强调的正是道德良知的高贵和尊严,儒家外王学,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承担。2012-5-2

   附资中筠:不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 现在有一个说法,我经常听到的,就是说“五四”批孔过分,“文革”的批林批孔和它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五四”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开始断裂了,使中国人不知所从,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而且是荒谬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使文化断裂,而是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新思想结合起来了 我一直是“五四”精神的坚决捍卫者。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说1919年5月4日大家上街游行这一下,那是为了巴黎和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爆发点,并且我觉得它的做法,把人家赵家楼烧掉了,不见得是可取的,以后也不能鼓励。但是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晚清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寻求变革图强之道达到的一个高潮,一个里程碑。“五四”只是一个符号。新文化运动这批人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还有后来的鲁迅等,都是延续了鸦片战争以来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的努力。他们的反传统跟“文革”对比的话,我觉得有一些非常鲜明的不同特点。 第一,方向问题。“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的方向是向前进的。当时为什么要反传统呢?因为他们感觉到如果那些顽固的旧礼教和僵化的思想,以及风俗习惯的束缚如果不打破的话,新思想进不来,民族无法新生,所以他们特别感觉到这些束缚需要打破。那么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什么呢?很明确,科学和民主。如果传统礼教不打破的话,科学就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民主根本说不上,都是在“三纲五常”底下,怎么可以讲民主和平等呢?光是一个婚姻自由,就做不到。 第二,主要力量。“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传统文化修养非常深的一批知识精英,他们哪一个人不是饱读经书的?你看鲁迅的旧诗写得多好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很深的旧文化底蕴,然后才有资格来说什么是应该保留的,什么是应该扬弃的。如果连知道都不知道,还谈什么该放弃、什么该保留。现在高唱“弘扬国学”的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根本都没有念过多少古书,连繁体字都不太认识,就来讲我们应该恢复孔孟之道。我觉得“五四”这批人绝对是从旧文化中走出来的,才知道它的弊病在什么地方。 第三,从效果上来说,我觉得文化并没有断裂。实际上他们选择的新文化并不是否定所有的传统文化、所有的传统美德,比如,我的父母辈和师长辈就是受到“五四”精神洗礼的人。我觉得我自己至少间接受益于“五四”,虽然我自己够不上这个年纪,但是我母亲就是这个年纪的人。我母亲因为这样的新文化运动,才有资格上学。作为知识妇女,她是1900年生的,那一代的妇女有机会上新学堂,因此她有了新思想,有男女平等的思想。我也受惠,母亲不会说我是女孩子就在家里呆着算了。我国现在的教育和文化,包括许多名牌大学,都奠基于那个时候,是从晚清废科举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创立的。 拿我自己来说,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教育课本,当然是“五四”运动之后的,里面文言文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初中一是念先秦的文章,初中二就要选一些秦汉的文章,初中三就要选唐宋的文章,并没有说不让我们念这些东西。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得到的传统文化修养,远比后来要多,所以我觉得并没有断裂,并没有因为“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或者说打倒孔家店就断裂了传统文化。 还有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我的老师辈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教授都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来他们在抗日战争之前生活是非常优越的。日本侵略,大批学校迁到内地去,后来连饭都吃不饱,经过了最艰苦的时候,他们都坚持下来了,而那个时候最出成果、最出人才,所有的教学、科研以及人的骨气都表现出来了。 前不久有许多纪念西南联大70周年的文章,我觉得西南联大的精神应该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恰恰是证明了“五四”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新思想、新的民主科学的思想结合起来了。所以从效果来说,你也不能够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文化断裂了。 “文革”的批孔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文革”呢,是完全相反的。“文革”首先把批孔和批林放在一块,暗含着批周恩来,这是上层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全民跟着瞎批,不知道孔子跟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五四”运动是一批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无权无势,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认识,变革图强,因旧势力太强大而大声疾呼。而“文革”的批孔是从最高掌权者发动,群众完全是盲目的。“文革”的批孔与“五四”反对旧传统文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其二,“文革”发展的方向是走向专制。一头是高度集权,搞个人崇拜,另一头是群氓的无政府主义。批儒扬法,树立的是秦始皇。 其三,“文革”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真的文化断裂,就是有一代人没有多少文化了,没有多少机会再受到教育了,而且对于历史很无知,根本搞不清楚了,就剩下几个符号,几个口号,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文革”这一代人受害,“五四”那一代人受益,这一点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但是认为“‘五四’搞糟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把“五四”和“文革”批孔相提并论这种说法还是相当普遍的。我就要借这个机会,强烈反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现在的民主和科学还并不很多。所谓科学,我指的是科学的思想方法,用事实来说话,而不是需要什么样的框架,就必须要说什么样的话。   “五四精神”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复兴我中华的精神 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一些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讲民主和科学,就像祥林嫂一样,使那位作者很厌烦。我今天还要做一次祥林嫂,我觉得就是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当然不仅仅是民主和科学。但是这两样东西还是“五四”运动的健将们提出来的,是我们先贤们提出来的,至今还没有完成,同胞们仍须努力。 讲到西化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人不会全盘西化,不用害怕,因为有这么根深蒂固的,不管是好还是坏的传统,13亿人不可能全盘西化。问题在于向西方学习什么,是精华还是糟粕,永远是个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听说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搞了一些所谓的贵族学校,学费一年好几十万。有一些特别有钱的人,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受封闭式的所谓的英国式贵族教育,包括学骑马等等。他们所想象所理解中的英国贵族做的事情,他们就要学。不知道这样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这姑且不论,但是还有一点,贵族精神里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为什么英国王子非要去参军?他觉得如果不做这件事,显不出来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无愧于皇家荣誉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在是女王、那时候是公主的伊丽莎白,也到军队里做最普通的事。皇家贵族有一种责任感,那才是荣誉。萧乾作为唯一《大公报》驻伦敦的记者,写的一篇战时通讯给我印象很深,他写到空袭警报来时大家往防空洞跑,但是就在逃命的时候,他发现英国绅士还是让妇女和儿童先走,不失其风度,他感觉到这样的民族和这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我想暴发户家长们都不会想到这一点,结果培养出来的都是纨绔子弟,皮毛都学过来了,能说非常地道的英文,也会骑马、打球等等,可是责任和荣誉意识这样的精神就是学不过来。 这只是顺便想到的例子,回到“五四精神”,我认为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复兴我中华的精神。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原所长,此稿为作者“岭南大讲坛”演讲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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