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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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守经可与权

   可与守经可与权儒家有经有权,经权相反相成。正常情况下,儒者行为必须有礼,依礼而行;与人交往必须守信,言而有信。这是坚持原则。但是,某些特殊情况下,又不妨违礼失信。故孟子说:“嫂溺叔援,权也。”又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是灵活性。

   经权关系,即原则性和灵活性之关系,两者相反相成,矛盾统一。

   《论语子罕第九》: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此章论交友之道和人生四层境界,涉及权道,以之为最高。既有原则又灵活,可与守经可与权。这是圣贤君子的境界。

   朱子集注引洪氏曰:“易九卦,终于巽以行权。权者,圣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权,犹人未能立而欲行,鲜不仆矣。”朱熹把权道视为圣人之大用。同时指出,首先要能立,立定脚跟,坚定原则,然后才有行权的资格。否则是要跌倒的。佛教重视方便善巧,同时也有“方便出下流”的警示。没有原则坚持,只讲通权达变,容易丧失原则,沦为歪门邪道。

   皇侃《论语义疏》:“权者反常而合于道者也,自非通变达理,则所不能,故虽可共立于正事,而未可便与之为权也。故王弼曰: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尤至难者也。能权量轻重,即是晓权也。”

   《皇疏》虽然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但保存了大量梁以前《论语》古注,包括汉儒之注。“权者反常而合于道者也”就是汉儒所说。程子认为其说不当:“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

   其说两种说法,言各有当。经权不二,通权达变,与时偕宜,与时消息,因地制宜,都属于智德和义德的范畴。智和义属于五常道,五常道就是五原则,大经大法。程子说“权只是经”,没错。

   但经权不二而又有别。在礼信与仁义产生冲突的特殊情况下,君子就不能顽固不化,而需要灵活处理,貌似无礼失信,其实不违仁义。仁义是更高的原则,原则的原则。汉儒以“反常合道”诠释权道,自有其理。

   例如嫂溺叔援,貌似违反礼制规定,反常;但合乎礼的精神,合道。如果死守礼制嫂溺不援,恻隐之心丧尽,不仁不义之甚。又如孔子过蒲,貌似失信,反常;但无违仁义,合道。因为那是“要盟”,武力要挟威胁之下签订的盟约没有遵守的必要。

   行权有道。关于权道,《公羊传》说:

   “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权道是什么?权与经相对,但有很大善益。权道的施行,除非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能施行。施行权道是有原则的:贬损自己来施行权道,不损害他人来施行权道。杀害他人而让自己活着,灭亡他国而让自己保存,这是君子不做的。

   《公羊传》提出了行权的条件,首先,反经而善,动机和结果必须是善的,“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这是总原则;其次,行权的前提必须是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第三、“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必须贬损自己,不伤害无辜。如果“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那就有违仁义,不是权道,君子不为。2019-4-26首发于浙江乐学堂公众号

(2019/04/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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