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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飞 : 中國正面國際形象的深度危機

自貿易戰正式開打以來,2018年的國際政治互動著實變成了中美地緣政治的“舞台劇”,劇情跌宕起伏又虛實交加。很多知名的國際關係學者、評論人士甚至預言“新冷戰”的到來(Kaplan, 2018;張博樹,2018)。無論是分析人士、政要、還是普通的觀察者,他們對中美貿易衝突的主要聚焦點都落在兩國的實力比較上——經濟活力和政治韌性。美中兩國的實力固然是未來貿易談判和貿易衝突走勢的最終底牌,這個底牌如何發揮作用卻深深受到兩國國際形象甚至“軟實力”的影響,而“國際形象”這個議題卻常常被分析人士和政要忽略或輕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國際形象自2018年下半年開始正在進一步惡化。
   
   中國國際形象惡化是一個讓人困惑的現象,尤其是在美國有一個形象很糟的總統的背景下。因為如果美國的國際形象不好,同是巨頭的中國不是應該國際形象提升嗎?一個很不受歡迎的美國總統,至少對國際主流媒體和世界上很多國家的人們來說,如何可以提升美國的國際形象和其世界領導角色呢?美國的國際形象問題不是本文的討論重點,但這個問題可以從中國國際形象進一步惡化的角度上間接獲得答案。
   
   如果一個人要和兩個相互衝突的巨人一起共事,最好是選擇那個不僅實力更強同時也是更不会欺負自己的巨人。在這個視角上,不管特朗普再怎麼不理性和具有攻擊性,特朗普背後的美國機構框架是一個更透明、也更公開接受國際批評的體制1。而在中國這邊,外人,甚至是國家的中低層管理人員,基本不知道上層的真實想法和決策機制,更別說批評體制。這種體制的透明或不透明、公平接受批評或是記恨/懲罰一切不同意見,將在進一步發展的美國貿易衝突上微妙地影響全球各國對美中的認知和選邊站。

   
   中國曾有的正面國際形象
   
   在2013年習近平上台之前(甚至直至2018年初習修改憲法之前),中國的國際形象總體上正面——中國人民勤勞工作、中國經濟強勁增長、中國對市場的干預也行之有效。很多西方學者2,甚至包括西方左翼的主流媒體和部分華爾街人士,認為中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市場干預成功地“刺激”並“拯救”了全球經濟——中國國內強勁的經濟和需求把全球經濟帶出了金融危機的泥潭(Bradsher, 2009; Wines and Wong, 2009)。3
   
   雖然在市場干預這個議題上,發達經濟體裡的很多自由主義者、政要、以及商業精英一直在指責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The Economist, 2012; Lawder, 2017),這個指責並沒有把中國拉下水。同時,中國也沒有要完全聽從發達國家建議、變成他們所希望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體”的打算。相反,2008年之後“中國模式”、“北京共識”(Huang, 2010)堂而皇之地成了一個被很多發展中國家積極效仿的“典範”——一個讓發展中國家既發展自身、又擺脫被西方資本控制和操縱的“正面案例”。
   
   這個正面形象在2018年年初中美貿易衝突爆發之前一直在持續地增強中國的全球“軟實力”。縱然國際上一直有對中國在人權记录、經濟干預方面的批評之聲,中國的發展模式總體上是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甚至尊重的(Arrighi, 2007; Bradsher, 2009; Huang, 2010)。
   
   當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初期堅持“貿易保護主義”和“美國優先”原則的時候,全球的政治領袖和商業精英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寒意”。大家並不知道美國要在多大程度上放棄“貿易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原則,畢竟美國在戰後的世界領導者地位是建立在這兩大原則之上的(Krugman, 2016; Krugman, 2017; Li, 2016; Saval, 2017)。而作為“貿易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框架的締造者和領導者,美國向體量更小、競爭力更弱的國家讓渡部分利益也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以及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但2017年起的特朗普政府不幹了,特朗普讓其他國家為美國的領導地位貢獻比以往更多的成本,就像一個黑幫大哥讓他領地上的“屬民”支付更多“保護費”一樣(Goldberg, 2018)。
   
   特朗普的這招攪局“險棋”明明可以被中國很好地利用以維護並提升中國曾有的正面國際形象。4但中國卻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國際形勢以及自己國內的經濟形勢,從而選擇了兩條錯誤的國際戰略。
   
   中國兩個國際戰略失誤
   
   從2017年開始,習近平公開推崇在現有國際格局和WTO框架下的“全球主義”和“多邊主義”(Campbell, 2017)。而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國際戰略失誤。
   
   雖然從2017年初習近平便開始主張“中國扛起了全球自由貿易的大旗”,西方國家在彼時也有批評中國,認為中國只是給出了一個偽善的口號,但這之中大部分的批評都沒有奏效。因為彼時的世界正在應對一個更大的“痛”——即如何去理解和應對特朗普對整個世界秩序的“擠壓” 甚至“言語威脅”(Krugman, 2017)。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不痛不癢的口頭承諾根本不是一個國際議題。
   
   2018年特朗普對“全球主義”的既有國際經濟秩序的攻擊由“言語威脅”變成了現實(Li, 2018; Mason, 2018)。而此時,中國仍然高調地宣稱自己將承擔全球自由貿易的領導地位。中國越是高調地宣稱自己的全球自由貿易領導地位,中國就越給自己國內的商業精英們以及國際的競爭者們積累更多的矛盾。在中國剛加入WTO的前十年,中國是一個經濟體量比現在小很多的國家。中國“相對負責”地遵守了WTO對發展中國家成員國的約束。西方的發達國家經濟體,在多重壓力下,接受並容忍了中國在既有國際體系裡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和角色。當中國在2017年強調自己要在全球自由貿易中擔當領導角色的時候,中國徹底忽視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中國要如何領導國際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是作為一個體量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和發達國家經濟體在WTO框架下執行不同規則的經濟體,還是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或是從經濟購買力PPP上來看的全球第一大經濟體)而应该遵循和发达国家经济体同样的规则?
   
   避開了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中國將從兩個側面同時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對西方和發達經濟體國家來說,中國只是在口頭上承諾全球主義和多邊主義,而在背地裡有效地推動著中國的國家利益5;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和他們的夥伴關係更多的是雙邊或區域性的貿易協議,並且這些協議大都傾向各國的精英團體和政要,從而很容易地受到這些發展中國家朋友們的“草根群體”的批評。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更激進地推行其比“馬希爾計畫”還要大尺度的“一帶一路”計劃,並且是在中國國內經濟持續惡化的前提下。“一帶一路”計劃本來就一直受到西方發達經濟體“嫉妒心滿滿”的詬病,這裏固然有西方國家的對華偏見——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和偏見。在西方主流媒體影響國際輿論的前提下,中國本應該更小心、穩健地推行其“全球發展策略”,但中國卻選擇高調地推動“一帶一路”。這便構成了中國的第二個國際戰略失誤。
   
   很多“一帶一路”項目都是中國的大型國企推動的,這些大國企在“一帶一路”沿线國家推動全球化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追求其項目的政治影響(對中國以及項目所在國)。更進一步的,中國大型國企的“一帶一路”項目大部分還是從中國“空運”僱員,這無疑讓“一帶一路”“朋友國家”的“草根群體”對中國充滿質疑,尤其是在國際媒體鋪天蓋地進行負面報導的時候(Balding, 2018)。
   
   全球格局的深度震盪和不確定
   
   在這兩個失誤的國際戰略——“全球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的領導者”和“一帶一路項目”——下,中國曾經有的“正面典範”之國際形象正在面臨深度危機。第一個策略很容易被人詬病為只是對全球主義和多邊主義做口頭承諾,第二個策略則易被批評為是“造福”夥伴國精英團體的“腐敗項目”。再加上美國對華鷹派人士——班農、纳瓦罗、甚至美國副總統彭斯——對中國更猛烈地“攻擊”,中國國際形象惡化速度之快讓人震驚。
   
   回過頭來看,一個經濟實力更弱小的中國(加入WTO的前12年,2001到2013年)更容易獲得國際社會的同情和青睞,不論是來自西方的左翼媒體還是來自發展中國家這些”老朋友”。而一個更強大的,同時也是更威權主義的中國(2013年之後,尤其是2018年之後),更容易刺激國際社會的敏感神經。固有的“嫉妒”和“質疑”終於在美中貿易戰的背景下深度惡化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總結一下,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深度震盪和不確定的國際環境。國際社會是會迎來一個新的美中冷戰(如同Robert Kaplan在他的2018年新書《重回馬可波羅的世界》所展示的)?還是一個和諧的美中共存(像Henry Kissinger基辛格所主張的那樣,中國更深入地進入並改造美國主導的全球格局)?亦或是某種第三條路徑?目前沒有人可以給世界未來的權力格局一個清晰的答案。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地緣政治的角鬥正在從“言語”轉換成具體的“實踐”,而實踐的雙方不僅在拼實力、更是在拼制度和形象。
   
   註釋:
   
   1 最新的國際案例莫過於2018年12月初華為CFO、創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在加拿大溫哥華被捕一事了。孟晚舟是在美國司法部的引渡請求下在加拿大被捕的,從被捕、到保釋庭審、到保釋在其加拿大的豪宅,美加方面都是按照法律程序行事、公開案件進程、並且保證孟晚舟的相關權利;而被中國報復性扣押的兩名加拿大人士(2018年12月中下旬又有第三名加拿大人士被逮捕),外界對中國的程序、扣押的具體時間和地點、以及這兩名被指控人的處境不得而知。透明還是暗地、依程序還是走超限,西方和中國的體制哪個更讓人有安全感不言自明。
   
   2西方左翼學者的領袖性人物,Giovanni Arrighi在其2007年出版的專著《亞當斯密在北京》中就曾為中國的發展模式給予了很積極正面的評價。他主要的觀點是中國在發展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種國家起領導作用的市場經濟在中國歷史上就長期存在,並很可能讓中國實現更高層次的經濟平衡點;同時基於中國歷史上“和平的朝貢體系”——即歷史上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貿易體系,中國的崛起將使世界的經濟更加平衡。
   
   3中國和國際上的學者對2008年溫家寶的4萬億強刺激有不同的看法。的確,強刺激讓中國的投資需求撬動了全球的供應鏈,從而“拯救”和“刺激”了世界經濟;強刺激也讓中國的GDP一舉超過日本並且直逼美國。但2008年的那波強刺激是基建和地產救國、興國,它並沒有與民讓利;相反,它給中國經濟本身帶來了更大的泡沫和金融風險,也讓經濟增長模式更不可持續——加劇了對房地產的依賴、城鄉二元對立、以及財富的兩極分化。
   
   4實際上,特朗普讓北約國家補繳北約的會費以及讓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一度使特朗普陷入了四面出擊、敵友不分的不離境地。中國也趁機在2018年頻頻聯歐抗美、聯日抗美,但這些倒美的舉動紛紛失效。一方面,中國的確是個比美國更不靠譜的巨頭,中國對國家利益的捍衛在歐日看來比美國更甚、更無法撼動;另一方面,歐日和美國之間共享的利益仍然大於他們之間的衝突,畢竟中國才是在當下的WTO格局下獲益最多的“特惠國”。
   
   5在2018年11月6日新加坡彭博新經濟論壇的一個題為“不確定的世界”(A world of uncertainty)的分論壇上,主持人歐亞集團總裁兼創始人Ian Bremmer(伊恩布雷默)和印度前外交大臣、Tata Sons 有限公司全球公司事務總裁Subrahmanyam Jaishankar,美洲開發銀行總裁Luis Alberto Moreno,澳大利亞前總理、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主席Kevin Rudd(陸克文),以及前日本外交與環境部長Yoriko Kawaguchi討論了全球企業如何應對政治不確定性。主持人在分論壇的一開始就問嘉賓和聽眾“誰相信中國已經成了全球主義和開放的領頭人?”,然而現場只有一人舉手表示贊同。在西方自由討論的語境下,“中國宣稱自己是全球貿易的揮旗人”是荒誕和反事實的。而在中國的新聞管制下,人們基本沒有討論“中國是不是全球貿易的揮旗人”的空間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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