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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四)


   六,简单介绍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1,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可以看成为,先从单一小事件的史料出发,经过筛选鉴别,得出单一小事件的历史事实,并作出它的历史解释,这已经在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三)中作了简单的介绍,以后就是从单一小事件的解释走向百年大事件的解释,直至作出通史的书写。
   

    “民国时期,通史写作蔚然成风,诸如吕思勉、周谷城、钱穆、邓之诚、张荫麟等史学大家都有通史著作问世。但通史写作因时间跨度、史料等问题,写作起来并不容易,难求理想与完美,能取得学界公认则更难。顾颉刚在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评述道:“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历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本段综合二文而成,张德明:《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书写 ——陈恭禄的中国通史编纂思想》,马勇:《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书写——从学术史视角看吕思勉的通史写作》)
   
   “据钱穆回忆:“从前我中学毕业,回学校请教一位老师吕思勉先生,一部二十四史如何读法?他说:这极省力。他便帮我计算,一天读多少卷,几年一部二十四史读完了。我这是学我中学先生的方法。现在诸位不这样,诸位看不起通史,要讲专史。不但只研究一部专史,而且是在一部专史中挑选一个小题目,来写篇几十万字的论文,才能通过博士学位的考试。这样便做不成学问。我们今天走的西汉人的路。诸位或说,我们今天是走的美国人的路,美国人的路其实便已走错了。”假如我们注意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的情形,但凡留学归来的,除胡适、张荫麟、蒋廷黻等极少数具有宽广视域愿意写作通史、通论,更多的学者无不像钱穆所讥讽的那样,选个小题目做个中等规模的论文。(马勇:《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书写——从学术史视角看吕思勉的通史写作》)
   
   从中可看出大多数的学子,像钱穆的学生余英时,面对写通史也只得望洋兴叹。那么,写通史的难处何在?关键何在?为此,我就得从介绍一下余英时的恩师,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讲起。应该说明的一点是,大体上讲来,写于四十年代的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写的还是不错的,故我本来也没有对其有什么非分之想,也没有全面评述的念头。只是对其在某些地方讲的不够,极容易出差错的地方,给予指出,而在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的以后的各节给出我的补充和理解,并介绍我的体会。
   
   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1)如何研究通史
   
   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
   
   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
   
   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
   
   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下面要有评议】
   
   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
   
     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我们就该添写一部中华民国史。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又如在此期间,有许多大事,亦该分别写。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如对日抗战,这些大事件,都可分头写。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所以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譬如过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断了。诸位研究历史,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去。【下面要有评议】
   
   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
   
   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又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政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2)“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
   
   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
   
     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
   
   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
   
   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
   
   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
   
   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下面专门一节第九节要补充历史哲学的一些知识】
   
   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
   
   3)略论治史方法
   
   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簏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
   
   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
   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不宁惟是,实为中国国民其知识地位比较在水平线上,与社会各界比较处于上层地位者,一种必要之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
   
   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有新史学之创建。
   
     所谓新史学之创建,此亦殊难一辞而尽。要言之,此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系统,而自能照映我们家现代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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