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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一部分)(一)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一)
   
   一,引言
   

   从每个活着的中国人各人对当前中国各种各样事件有千奇百怪各种不同的理解、解释与看法,可以看出,每个活着的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他各自互不相同的中国近现代史观。略加分析,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人只是没有达到符合学术意义上的专业研究、系统性的近现代史观,而只是一星半点,零零碎碎、仅仅现做现答的、人云亦云的、半掩半露的、各式各样的表现罢了。倘若对此问题作一粗略的考察,也不难发现,目前在中文世界中,主要有共产党的“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并要实现马克思中国化、领导中国人经历第二个“一百年“中国梦””的历史史观霸占了绝大部分舆论界,或者也有像袁伟时那样“追寻中国现代化受挫的根源”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觉醒”的觉醒史观,推崇晚年的陈独秀以及顾准和李慎之,讲陈独秀“在自己生命最后几年回归现代主流文化的大彻大悟,则开启了三十年后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觉醒的端倪。作为这个觉醒过程先后飘扬的两面旗帜,还有顾准和李慎之。”或者也有像以余英时为顾问、陈永发编写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为代表,借用李泽厚的革命夺权、不断革命、告别革命的思路来书写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史观。也许有人会认为,只是出于各自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社会地位、权力、利益出发,或是出于各自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认识途径、视角、深度、宽度出发而产生的不同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从而各自主动地向中国人呈现了各种各样、种类繁杂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观各种层次的各类问题的解释方案。像余英时在去年11月出版的「余英时回忆录」中提出了,儒家思想传统中「为公」的价值和尚「均」的观念奠定了一种心理基础,使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人拥抱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中,儒家思想扮演重要角色。
   
   在中文世界中由于有各种各样的中国近现代史观的出现与存在,自然而然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之间的碰撞与争论、批判与反批判,在条件成熟时就会出现对决,从而产生出新一轮的共识,这大概可以说是学术界中对某个专业大课题研究领域的一般性现象吧。
   
   二,善于提出问题和问题史学
   
   记得1963年我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在入学之初学校邀请了老学长茅以升给我们刚入大学的新生们讲怎样在大学中进行学习,茅以升老学长就给我们讲了要善于提出问题的学习方法。从这以后我一直是按着茅以升老学长要善于提出问题的学习方法去学习,去从事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及历史学(特别是我从事了多年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问题的探究,可以说,茅以升老学长的这一方法为我的一生带来的收获匪浅。
   
   当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10月我取得了有关否定我唐山铁道学院第一把手顾稀是走资派的第一手确实证据时,我为自己提出多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如对唐山铁道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对唐山铁道学院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有什么推测?什么时间我才能公布我手中的证据,公开我的立场?等等。如怎样保证我的认识是正确的,还有更是一般普遍现象,凡单位的第一把手都给揪出来当成走资派被批斗,是否单位第一把手都是走资派?如何区分走资派与好干部、犯错误的干部?等等。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我得知北京大学校长兼第一书记陆平原来也是铁道部调出的并年龄上比顾稀年轻、经历上更没有任何问题,我甚至思考起陆平是不是属走资派这一问题,如果不是,那毛泽东批示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又该做何解释呢?等等。在当时有些问题,我很快就认定了,有些问题,如若像陆平这样的人也被解放了,那毛泽东是否应该认识到,自己是错了呢?我却疑惑了好多年。这就是我在文革时所大概思考过了的问题。
   
   另外我专门写了《《二零一八宣言》的《八问》》,其中有一问是,
   
    “宣言说,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间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事件,第一次全面地肯定、承认了世界极权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希特勒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极权主义,它们的极权主义的本质是世俗政治宗教阶段的政治救世主主义。我们中国民主运动应该以世界极权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来重新思索中国民主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民主运动中出现的重大变动与革新也必须要符合并遵循世界极权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您是否赞同此论点?”
   
   年鉴学派第一代的费弗尔和布洛赫也都提出,要以问题史学来取代叙述史学。那在历史学研究中,问题从哪儿来,问题怎么解决?你必须有足够的理论意识,你必须有足够的理论自觉才能够提出有效的问题。历史学和我们所学的其他学科一样,最杰出的研究者都是最善于提问的研究者。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费弗尔(Lucien Febvre)就说“没有问题, 就没有历史学”,因为“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所要寻找的是什么,他就不能真正认识自己所找到的东西”。彼得•伯克也说:“要做一个优秀的史学家,首先最为必不可少的,就是想象力、穿透力以及提出恰当问题而又知道到哪儿去寻找答案的天赋。”问题的提出,离不开理论自觉;而理论自觉的养成和获取,既来自于历史学家对自身工作性质和论题性质的反思,也来自于对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资源的汲取与利用。
   
   面对中国近现代史,可能在中国有不下千人把它作为自己终生所往之事业。自然谁都知道,其最现实的结果就是每个有志者都应该向社会提交他独立的与众不同的中国近现代史的文本。这里如同一个博士生当他刚从他的博士指导导师手中领取到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时,这位博士生必然应该想到论文题目里很多很多的问题。由此我想,在这书写中国近现代史文本中间起码有三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必需要想到的。一是怎样书写中国近现代史的文本?二是如何去识别或确认哪个中国近现代史文本是正确的或最正确的?三是书写正确的中国近现代史文本的关键何在?2011年我病刚愈,准备投入人生之最后一博时,阅览民运众人众论,结果发现显有人思考类似于上面的第二个问题的。即很少有人去思考,怎样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毛泽东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叫《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直至今日,在国内还仍受人吹捧,并且没有什么真正的反驳性的文章出现。实质上,毛泽东只是提出了问题,但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解答此题目。就算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讲,毛泽东只是以“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答案来解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是答非所问。其实,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还有更多的是无法确认对错,或者根本就没有对错的思想,都是来自于政治生活(当时被绝对简单化地人为地提高到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又是毛泽东的一个错或是一条罪。)、生产活动和科学实践,正确的答案还应该包括有人的婚姻生活、娱乐生活、读书生活、体育运动、商业贸易等等所有的人类活动。对在形形色色的思想之中怎么样的思想才算得是正确的,他浑然不知,却还要俨然摆出一副伟大导师的样子,其实,我在早之前就曾听说,在苏联科学院那群院士们的眼中,毛泽东最多只能算硕士(副博士)水平。当时,我还不理解,入了大学后,问题还在我的头脑里。后来就基本想通了,什么样的文章够硕士?什么样的文章才够博士?等等,得有个尺度,了解了这一尺度,就了解了这一问题的全部。我认为,人家是从你写的论文之独创性来评议的。连什么叫学术上的独创性都不明白,毛泽东可心比天高,还想要当什么导师呢。
   
   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是否会出现象苏联那样全面的修正主义复辟现象,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现象?出现了,怎么办?……这一连串的问题确实早就出现在六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舞台和某些报刊杂志上了,当时我听说,也引起了上层人士的思考。本来这一连串的问题的求解,有三种途径,理论的途径,实践的途径,另外就是,只要证明,这一连串的问题根本上是一伪问题,应该立即终止,但需要有论证。由于我生性喜欢于理论思考,并很早基本上得出了倾向于伪问题的答案和对此的一部份理由,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能进一步地深究之。但我把此问题串更改一下(这是理论研究中通常为一些行家所经常运用的方式),即改为,如果毛泽东发动的世界上第一次的文革在发动之初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必然失败的原因何在?谁能有本事去求解四个没有的此类问题,或者说,根本没有人能求解此类问题……
   
   遂有了我于2015年6月13日民阵斯图加特会议讲的一段话:
   
   “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在根本没有搞清如何分辩有错与有罪的界线、根本也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应采用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来确定某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罪、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应施行怎么样的行政和刑律处罚等等重大的法律秩序原则问题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毛泽东处心积虑、精心谋划、妙使请君入瓮之计,于六六年发动了史无先例的文化大革命。”(参见孟泳新《从法制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法律现况》)
   毛泽东在没有进行学术理论途径上的探究,就贸然发动全国几亿人参加的群众运动来实践他的天大的狂想,去解决一个根本无解的问题。我的这一段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总结,是不是目前处于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最前沿,这将由历史作出它的决定了。
   
   又如对许多人研究文化大革命来说,事先对如何才能正确地研究好文革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又联系到对共产党是怎么个组织的认识问题,没有搞清楚,就花大力气用在史料的拼接上,误认为只要拼接成型就大功告成了。因此,这些研究最多作为真正的研究的资料储备而已。
   
   回到上面讲的书写中国近现代史的三个问题,问题一、二我早就解决了,问题三由于我身在德国,搜集核心证据的时间只能延长了,时间到2015年,我已经搜集到最最核心证据,当时心想,是否可以再搜集到更多核心证据后,再着手进行二次加工,另外也要考虑到民众的接受能力,这样就拖了下来。
   
   三,本文的按排。
   
   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的第一部分主要解决上面讲的第一问题怎样书写中国近现代史的文本?我始终是这样地认为,欲要书写中国近现代史的文本,首先就解决怎样来写才是正确的写法,怎样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方法才是正确的,关键问题在哪里?方法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如果未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像所有的马克思史学家如范文澜、 翦伯赞、尚钺、郭沐若、白寿彝、吕思勉等那样,为了迎合共产党真理部意识形态的需要,不惜篡改历史的真相或已经获得所谓的公认的历史解释,编织起共产党的中国通史,那只能是部共产党的神话史。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历史进程中,这些共产党的神话史由于没有能为任何一个中国人提供以任何一丁点的资助而自行走入了坟墓。因此,在本系列文章中,所有的马克思史学家的中国近现代史观只需要用第一部分第八节讲解评议通史时对其进行一总体性说明,指出他们之问题所在,并由这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能在中国的出现来说明该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我们再无须考虑进入我们的对手的范围,这样也可使缩少本系列文章的篇幅。若哪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还存有疑问的话,只需先回答,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只要其求解江青的疑问,(我在《必须批判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一文中讲,我们在此要讲,天下的共产党人是永远也回答不了“江青的疑问”的。)如果承认了,阶级斗争理论是个谬论,那不可能再有什么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中国通史的存在的可能了。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大前提,任何一个祈使句的涵义都不是思想,都不是理论。小前提,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文提法是三个祈使句。可以得出结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思想,不是理论。你能还要,坚持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个重要思想吗。特此说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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