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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家推荐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三)

(三) 胡适思想之要点及其对于中国文化之评价
    数百年来欧洲学说之发展既已如上述,而吾人对于胡适思想之要点可得而言矣。第一,胡氏之所谓科学,只知格里雷 、牛顿之物理学,即进而上之,亦但知有达尔文进化论。第二,胡氏之所谓伦理学不外边沁之苦乐说。第三,胡氏之所谓宗教,不外休谟氏之“自然的宗教 ”(Natural Religion)。而其最要之动机,则为反对权威 (Authority ), 反对传统 (Tradition),盖以为一经承认先圣先贤之教义,便缚于古昔之旧贯,而无以达于推翻与改造之目的矣。吾人以为胡氏欲改造旧日之学术,旧日之政治,旧日之社会,吾人不特与同情,且当引为同调。然其所凭借之学说,所指示之途径,实有未尽。此则吾人当为胡氏之诤友而力矫之者也。吾人以为胡氏心中但知有理性主义的启智时代 (Rationalistic Enlightenment)之哲学与科学。故凡与之相反之学说,则为胡氏所排斥。 (一)胡氏相信达尔文,故对于杜里舒之生机主义则反对之。(二) 胡氏但知有机械主义或联合主义的心理学,故对于自由意志说则反对之。(三) 胡氏最崇拜乐利主义,对于严格主义之道德论,如陆王之理学,康德之伦理学,则反对之。 (四) 胡氏视宗教为迷信,不外休谟氏之自然宗教,与夫无神论对于宗教之态度,其于宗教之根本精神,不特不了解,且亦不求了解。惟胡氏之心理如此,(一)胡氏名为提倡科学,而对某部分之科学新说则借非科学之名以排斥之,将何以大开门户一招来世界上之各种新说乎? (二) 建立一国之文化,不能但恃理智,同时须包含希望在内,如灵魂不灭,极乐世界,即为希望一种,试问今后新文化之建立,但知有理智的科学,而忽视宗教, 安在其可? (三) 学术宗教与政治之改造,不能不顾到历史背景,但知旧习惯之可恶,而不知由历史背景迎机以导之,恐其所建设者,不移时而旋毁。试取法国革命之成绩与英国宪政而比较之,所以一能持久而一不能者,亦历史为之也。
    吾人之所望于今后吾国学术者:第一,抛弃启智时期对哲学对科学之浅薄的理性主义。此时但求知识进步,科学发达,自然以理性或理智为最重要,然行为、意志二者皆忽视之,而吾国今后于理智之外,同时须顾到意志主义 ( Voluntarism )。 惟承认各个人与团体之意志,则对于国家建设与道德、宗教问题,自然有一中心方向。第二,对于各种哲学科学不执成见,则可大开心胸,以招来各派学说。第三,一国文化之建立不离道德、宗教与政治。 (A) 若所谓道德者,但知避苦就乐,此商人国家之所谓道德也。在国难当前之日,生死且不计,岂有斤斤较量于苦乐之间之理? (B) 人群不满于现世界,而另求一安心立命之所,故宗教为心理上自然之要求,不可以“迷信”二字了之。(C) 以云政治,苟其制度不合于一国国情,缺少历史根据,则不终朝而毁灭。由此言之,如欧洲历史学派之学说,非今后所应大昌明者乎? 惟历史,乃知有传统,而所谓传统,在经过精确研究后,加以选择,自无一切推翻之说,而去留之之际益精当矣。
    上文所言,乃就胡氏对于欧洲哲学与科学之态度上之偏陂言之。然其观点之病不独限于欧洲文化主奴之见,尤其胡氏对于中国旧文化之估价,因其偏于知识,偏于机械主义、自然主义、乐利主义之故,而抑扬高下之差,更有为吾人所不及料者矣。
    (A) 孔子为中国文化之柱石,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者也。其言内诸夏而外夷狄,树立各国民族主义之基础。其所谓正名定分,确立吾国社会上之秩序观念。其一身之学不厌,足见其爱智之切。其所谓祭神如神在,表示其对于神道不确言其有无,然亦不忘慎终追远之义。其删《诗》,《书》,定礼乐,修 《春秋》,将中国文化典章,大加整理,以垂诸今日而不废。即在西方哲学家如华尔孚氏,以亦孔子之道德论自人类理性出发,故近于人情,而免于西方宗教上上帝为万物主宰之说,与夫因此引起对于异教徒之排斥,与宗教战争之残酷,而大称扬之。孔子之功在中国如此。乃胡氏倡为打倒孔家店之口号,是可谓为对于中国文化,对于孔子有正确认识者乎?即曰孔子君臣之大义,为后世专制君主之凭借。然世界何一国而无专制君主之一级? 即孔子有尊君之说,亦犹今日服从政府之说,安见学说之有害于国民?至如因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致有多少不再嫁之节妇,在愚夫愚妇或有行之而过乎其度着,又何能以此归罪孔子与其所倡之礼教乎? 由孔子之学说,而中国立国已达两千年以上,乃谓如此足垂久远之教意,反不如欧洲之自然宗教与乐利主义乎?胡氏之《中国哲学史》上卷,是一篇知识论,或名学思想之发展史,绝不能道出孔孟之注意人伦,注重行为之真精神。诚以西方之长在知识,在名学,所短在人伦与心性之修养;中国之长在人伦,在行为,而所短在知识,在名学。挟彼所长之观点来衡孔孟以来之知识论,则吾国思想家之精神与吾国文化之精神,何由而表现乎? 此胡氏之抑扬高下之未当者,一也。

    (B) 国之所以立,不能无若干条之义理,如逻辑,如方法学,此今日欧洲学术上之义理也。如自由平等与立法监督、司法独立,此今日欧洲政治上,法律上之义理也。一国学术上、政治上而无义理,犹之行舟而无指南针也。吾国思想界经魏晋南北朝而消沉已极。宋儒受佛教影响之余,转而求思想之独立,乃发为无极太极之宇宙论,进而为天理心性情欲之分析,更近而以德性学问立一己修养之力。其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论,一本孔孟之成规,自宋而元而明,绝无出入。然宋元明清四朝代嬗递之际,其忠臣义士生死患难之际,每能大节凛然,不为民族之玷者,诚宋明儒义之学有以养成之也。宋明儒于中国文化之功罪,在平心静气之人观之,自有公评。若以宋之亡归罪于程朱,明之亡归罪于阳明,乃颜习斋激于国破家亡之痛而为此言。习斋何尝能自处于三德六行之外? 惟宋儒之言德行偏于静,习斋之言德行偏于动。出之于动者岂必尽是,出之于静者不必尽非,此所谓见仁见智之各殊而已。若以亡国之罪归之,自不免轻于责秦韩与明之宦寺,而重于责程朱阳明矣。胡氏习闻清代学者之遗风,以亦反对空谭心性号于中国,追随清儒之后,称其治学方法为能实事求是。清儒之学在西方观之,谓之为语言文字考据之学,自为一国考古学者之不可缺。然与理学之注重以知识上辩真伪之考据,代道德善恶之标准,安在其可乎? 此胡氏抑扬高下未当者,二也。
    (C) 由胡氏对于宋明理学与清代汉学家之态度言之,似乎胡氏尊考据而抑理学矣,实则胡氏心目中另有一种理学,是为戴东原之理学,即为顺情的快乐主义哲学。戴氏反对宋儒言理之言曰:
    程朱以 “理为如有物焉” ,得于天而具于心,启示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 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 “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岂理祸斯民哉?不自知为意见也。
   戴氏之推崇情欲之言曰:
    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
    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如有别物焉,凑泊附著以为性。由杂乎老释,终昧于孔孟之言故也。
    夫理学家之言理,所以求诸理而不求诸欲者,非不知欲之当顺,特以求道德之标准于欲中而不可得耳。惟其求诸欲中而不得,乃不得不求诸理,亦犹康德舍边沁之苦乐说,而以先天之良心为标准也。然任公与适之均推崇戴氏之书。梁氏关于评《疏证》一书之言曰:
    《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右所录者未尽其什一也。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感情哲学”代“理学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所束缚,痛苦无,即反平人理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已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室之 “希腊的感情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
    梁氏称戴氏书为一大翻案。然以吾人观之,戴氏以理比诸纹理。如其果为文理,宜其迹象之可求,而奚待乎争辩?惟其不在外,而在内,所以有赖乎去人欲存天理以求其自然不可易者。若谓标准即在情中,即在喜怒哀乐中,则何必更求所谓未发之中乎? 此胡氏抑扬高下之未当者,三也。
    (D) 传统与理智。虽然胡氏以上各种立论,皆由于过信理性主义,以为孔子传统可以推翻,犹之欧洲怀疑主义者之对于宗教也;以为道德标准可以求诸欲中,犹之边沁氏苦乐说也;以为义理不必要,犹之欧人过信知识而忽视道德。此种种立论之根源,由于其以为传统可任意推翻,而社会上一切现象可以凭知识标准或曰真理标准以得其解决,至于社会传统不在知识范围或真理标准下之所能讨论,则非适之所能想像者也。譬以宗教论,社会传统之一也。世间应否有宗教,虽在讨论范围之列,然既有宗教,虽加以讨论而无法廓清之,以其已成社会的制度,虽讨论而无用也。其次专制制度,亦社会传统之一也。当其既成制度,只有其成为制度之理由,虽不表现于君主专制之中,而今又表现于贫民专政或法西斯专政之中。此又虽讨论而无法以廓清之一例也。以云私有财产,或者依公道原则言之,不如共产主义。然社会上袭用私产制已久,虽在苏俄国中,亦不得不准许私人小工厂之存在。其集合农场中,仍以私人田亩多寡为分配利益之一种标准。何也? 私产制亦久已成为社会传统之一故也。由上所言,可知社会上,自有种种问题,不在理智讨论内,或即讨论亦无用者。然在理性主义的启智时代,往往用理智过乎其度,将一切传统加以讨论,且从而是非得失之。胡氏之打倒孔家店,为其尤显之一例,即起于但凭理智已定是非心理中所由出也。此种心理实亦不始于胡氏,而任公固已开其端矣。试观任公之言曰:
    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 某某,孔子之所曾言也。…… 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诸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 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故吾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者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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