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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泳新/向大家推荐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二)

孟泳新向大家推荐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二)
   
   (二) 数百年来欧洲宗教、学术、政治方面学说之变迁
   
   自以上三点观之,胡氏徒知模拟西方文艺复兴后之三种步骤,而欲以之行诸中国。抑知西方自十三、四世纪后迄于今日,已有六百余年之久。有昔之所行,而今犹有效者。有昔之所行,旋认为错误而改之者。亦有尽弃旧日之成见,而惟新是从者。吾人奈何于六百年之经过,不加研究,而惟受文艺复兴时代之所行者为当,一一遵行而不变乎?

   
   吾人于以上三段中,但从历史上叙述三件大事之经过,对于梁氏、胡氏依样葫芦之论,既加以辩正,然此三件大事自有其真价值,自有对欧西文化不可磨灭之影响而不可忽视者。此三件大事之总精神,曰人智之大发动,曰人类理性之大发动。此时之学者与思想家认为凡关于宗教、道德、政治与学术,无一不可求诸人知,求诸理性而得其解决。故就此三大事之根本上言之,名之曰广义的理性主义运动可矣。因有此运动,而新科学新哲学以兴。又因此运动,而民族国家民主政治因以成立。亦因有此运动,而旧教重复振作,同时社会上达到信仰上之自由。此运动之功绩之伟大,即若是矣,然自十三、十四世纪迄于今日已六百余年,欧人对于宗教,对于政治,对于科学、哲学思想既经种种新研究,而旧说屡有修改,吾人若但循文艺复兴之旧辙而追逐其后,岂非人已进步而我反安于其初期之所为乎? 试就 (一) 宗教、道德 (二) 科学、哲学 (三)政治 、法制三方面而论之。
   
   第一 ,宗教。马丁· 路德之创新教,本为一种精神的革命,不忍罗马教皇之腐败,而思有以改造之,而卒底于成者也。及乎理性主义之哲学既兴,如笛卡尔 ( Descartes ) ,兰勃尼孳 ( Leibnitz ) 等,皆根据理性一名以说明上帝之存在。笛氏之哲学目的,在求确实之智识,以为一切事物皆可疑,惟“我思 ”为不可疑。我思即不可疑,则我之“存在” 亦不可疑。故曰 “我思故我在”,为一切正确智识之出发点,亦即笛氏哲学出发点也。笛氏推出此出发点以及于全宇宙,且谋所以证实宇宙之存在,以及创造宇宙者上帝之存在。其论辩法有四: 第一曰凡有的 (Ontological)论辩法。所以形容上帝者,为全知全能。上帝既称为完全,岂有不能存在之理?换言之,“全”之一字中,已包含存在于其中。第二曰伦理学的论辩法。世界事务必有一充足理由以为之先。人类自身既为不完不全之物,自不足为完全概念与是非标准之充足理由,此充足理由,惟有求之于上帝。第三(曰)宇宙论的论辩法。此世界与其中之人类事物,必有造成之者。吾人既不能自造自存,则所以造之者有舍上帝其谁? 第四曰道德的论辩法。人类为能思想与有道德之体,而此能思想与有道德之体,必有一至上之智慧的道德的体以创造之者,是为上帝。其次继笛氏而起者有斯宾挪沙 有兰勃尼孳。斯氏哲学系统中至高之概念曰本体,即自因、自在、自决、永恒不易之体。此本体即为上帝与否,学者中尚多争执。至兰氏所谓至高之单子,即为上帝。盖兰氏亦为信仰上帝存在之人也。
   
   其次,有华尔孚氏(Wolff)。华氏为兰氏之学生,确信理性主义,认为理性中有立论不能自相矛盾之一种公例,便为人类去非存是之标准。彼以相信理性主义之故,乃有 《 中国人之行为哲学》 一文,大意谓吾人持有理性,便可建立一国宗教与道德,而不须有所谓神之启示。华氏此论一出,宗教界大为反对,乃免职而去。盖欧人自马可·波罗仕元(世祖) 之后,颇倾心于中国文化。及明末清初之耶稣会人参与中国钦天监事物,窥见中国文化,尤服中国对于宗教之宽大,而免于欧洲教会排除异教之狭隘。其尤激动欧洲人者,则欧人所信者独为 《圣经》 。《圣经》一书所记,谓大洪水之日惟拿亚及其家族独生。孰知中国历史中所载各事,皆在《圣经》所记洪水以前之日蚀,经近来天文学家考订,认为确实,由此可见 《圣经》所言之不足凭。以《圣经》之言苟可信,则中国不应有关于人类与日蚀之记载矣。因此中国历史成为欧人攻击《圣经》之具,更成为启示的宗教不可信之证据,而大助长欧洲启示时代专理性为出发点至精神。华尔孚演讲之所以成立者,其背景若此。可知欧人当日因孔教但论人伦,免于迷信,而大尊之。乃吾国近十余年反目孔子为不足道,而欲推翻之,不亦异乎?
   
   康德继华尔孚而起,合大陆上之理性派与英伦之经验派于一炉而治之。其所以按排科学与宗教问题者,亦能独出心裁。康氏于《纯粹理性》中所穷者,为科学智识之所以成立。然而书中后半超验辩证论一章中,论人类智识不以分科现象为满足,更进而求所以合一之者,于是有三问题:第一,对于能觉能思之人,进而问其死后如何,于是有灵魂问题。第二,对于纷然之现象,更问其背后统一之总体,于是有宇宙问题。第三,对于一切被思之物,能思之人之上,是否有初因在,是为上帝问题。康氏认此三者为人类理性中所必起之问题。然在知识界中,对于此三问题不能解决。何也? 知识界不离经验,不离因果律,而此三者非经验以内之事,非因果所得而支配者也。康氏以为于知识中求此三问题,是为幻觉是为错误。然康氏其为反对宗教反对上帝之人乎?是又不然。康氏以为科学知识是人类本性中之一方面,然在另一方面虽与知识之公例不合,而心理上自有其要求,如人类希望中有死后灵魂不灭或极乐世界之说,此即宗教之所由所发生。康氏将灵魂、宇宙、上帝三问题,归人行为理性之中,于是对于科学知识所不讨论之问题,不反对,亦不放弃,乃为应另筹安置之法于行为理性中。于以见康氏虽受理性主义之影响,且为用心于自然科学之人,而于宗教及上帝问题,则不加排斥。惟一方认笛氏等以为理性可以证明上帝存在者为不然,他方又以为陆克等无征不信之态度适用于上帝者为非是。乃于此两派之外,另立一说。而其为说,于科学于宗教,各予以相当之位置,而不为一偏之论。此殆康氏深识宗教问题属于超自然、超现象之一界,非科学的理智所得而穷究者也。
   
   自康氏而后,黑格尔更自理智方面以穷究形上界与上帝问题。或者因此谓黑氏哲学视康氏为退步,或谓此为讨论宇宙全体时必引起之问题。其是非得失,暂置不论。吾人可以明言者,则欧洲近百年来之哲学界中,初未尝忽视宗教问题与上帝问题。即如实验主义之詹姆斯,亦有《宗教经验之种类》一书之著作。其思想系统中认为寻常人智中所认为不可能者 (如上帝),万一信之而有益于人事,则信之者不独无妨,而且有益。故吾人应支持上帝存在之信仰。其他如霍金氏(Hocking)之人类经验中上帝之意义,威伯 (Welb) 氏之上帝于人之关系中之问题,更无论矣。吾非耶教徒,更非信仰上帝之人,然以为文艺复兴时代之哲学家、科学家 ,以为宗教问题,可以一脚推翻,或更因耶教而连累以及于孔教, 则宗教问题绝非若是易于解决也。试问世间无宗教,而何有佛、回、耶?苟无佛教,何来此三藏? 何来此求法之高僧? 与其谓科学能解决宇宙奥秘,不如谓宗教之神秘性之吸引力更大也。一国之内既不能无宗教,则不能不求其根据于学理。而不能不求其根据于学理, 而自知识上言之,科学与宗教不免两相冲突。康德思之又思之,乃以一属诸知识,以一属诸行为理性,是为两全其美之一法,视文艺复兴与理性主义时代之但凭浅薄的理智论以反对宗教者远过之矣。
   
   第二,学术。胡氏以提倡科学为己任,然其所谓科学,只为哥白尼、加里雷与牛顿时代之科学,非能合最近六百年之科学进步而观其会通也。牛顿以前不知有力学以外之各种电热诸学,不知有理 、化学之新发明,不知生物学之演化论,不知有心理学,不知有相对论。胡氏局促于文艺复兴前后之思想,以为牛顿之机械主义可以支配一切。稍进焉则达尔文之进化论,为胡氏所乐道。然达尔文之外又有拉马克氏,以目的为物种变化之主因。更有毛根氏之突化论( Emergent Evolution )。胡氏将视之为科学抑否乎?由生物学更推广而为心理学,则有詹姆斯之心理学,明明推崇自由意志之说。胡氏其视之为科学否乎?惟胡氏只认牛顿氏机械主义与定命主义之科学,其他与之相反者,则一切排斥为非科学,或目之为玄学。此我所谓胡氏思想为理想主义的启智时期之机械主义、自然主义所束缚也
   
   近数百年之科学,除天文学外,应以家里雷、牛顿之物理学或力学之发见为最早。一时学者以为惟有走上力学之方式,将物质与力二者解释一切,庶几其所研究者为合于科学。誉之霍布士,认为宇宙之基本观念有三:曰空间,曰物体,曰动力。至于精神则为无意义之名词。除几何学与物理学外,霍氏更承认有伦理学与政治学。然其称伦理学曰心的运动 (Mental Motions)之学,其称政治学曰社会因果之物理学。盖一切以物质以力以运动为说明之法而已。因此之故,十七世纪中惟物主义盛行,专以物理学公例解释一切生物现象。譬之笛卡儿氏称植物曰机器,动物亦为机器,人体为自动器。以此时代中只有物理学,不知有生物学,而心理学更无论矣。霍布士氏所以解释人体感觉者,曰感觉非他物,乃物质的质点 (Corporeal particles )之运动,由外物运动有以使之然者。其不认感觉属于心理至显然也。拉曼脱里氏 Lamettrie 著 《人类机器》( L’homme Machine )一书,尤为以物以力解释人生之代表。其言曰:人之本身是一副机器,能自转发条,此即所谓永远运动之代表品。下至十九世纪中叶,德国惟物主义全盛时代,亦以为所谓思想,所谓精神,不过力之运动而已。由上所云,可以见一种科学之盛行,其影响于其他各界之现象解释者如何。如以雷布士氏、拉曼脱里氏之言为合于科学乎? 则于后来生理学、心理学家之言,固大异也。如以为不合于科学乎?则此二氏之言,故合于当时所祈向之机械主义的学说者也。可知甲时代之科学或合于科学之言论,未必即为乙时代之所谓科学或合于科学之言论。乙时代之所谓科学或合于科学之言论,未必即为丙时代之所谓科学或合于科学之言论。胡氏诚能多研究欧洲之科学与哲学,庶几不至拘束于物理时代之机械主义或理性时代之自然主义而无以自拔矣。
   
   几乎生物学、心理学发达,乃知生命又自为一种现象,心理又自为一种现象。如生物能生长,能复生,皆物理现象之所无者也十九世界(纪)为生物学成立之时代,所谓生物学 ( Biology)之名,始于一八0二 一一 一八0五年,德国学者脱立浮拉拿(Treviranus) 所著 《生物界之哲学 》一书中。然十九世纪最惊人之学说,无过于达尔文之《物种由来》 (Origin of Species ) 一书,生物自下等动物以至人类,所以渐变之故,因达氏之说而大明。其所推翻者为上帝造物之说(Theory of Special Criation),即一切生物皆由上帝造成,其定形亦一成而不变之说。自有物种渐变之迹象排列于人之眼前,其间有存者,有已死亡者,然故可排为一线以明其微变之经过,则天造之说,自不攻而自破。然达氏学说之大体固足垂万世。以云细节,则后来补充之者,有孟特尔 (Mendel)突变说,有杜里舒之生机主义,有毛根之突化论。依胡氏之言,以达氏为合乎科学,则必以其他二氏为非科学的,以其他二氏之言不合于达氏也。然所贵乎科学者,贵其合乎事实。然学说有先后,则节目之研究,后自胜利。然必心无成见,则各家之言,自能兼收并蓄,而不至有人主出奴之见。若必奉一先生或一派之言为已足,必至演为物理界之外不应有生物界,生物界之外不应更有心里界之结论。换言之,牛顿之外不应有达尔文。即承认达氏矣,则达氏之外不应再有拉曼克,蒙特尔与毛根。此为合于科学乎? 夫已曰反科学而已。若更进而求诸心理学,则一人之身,其生理现象故可以物理 、化学来解释。如反应,如刺激,如呼吸,故为一切动物之所同,然其心理上之高层,如所谓思想,所谓记忆,所谓道德观念,岂物理学之机械律、 生物学上生存竞争之说所能尽解,然胡氏深信牛顿氏与达尔文之说,必以为此等心理现象,最好能以物理来解释。如英之罗素,美之行为主义者华生氏,俄之包夫罗夫氏,均属此一派。其为物理原则不能解释之心理,则以动物界生存竞争之说,解释道德观念之由来,所以使人类不成高贵之动物,而降为一种求生之动物而已。此其结果,则不为承认有自由意志,有精神自由。而詹姆斯氏 、倭伊铿氏 、柏格森氏主张自由意志者,在排斥之列矣。由此言之,胡氏所崇拜者非科学也,非科学全体也,独有合于胡氏机械主义、自然主义之科学而已。此得谓为合于科学之客观精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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