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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家推荐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一)

二零一五年间我收到了托人从国内买来的由翁贺凯编选的《张君劢卷》一书,欣喜若狂。马上翻了翻书后,让我第一篇细读的就是这篇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文章。当时我就认为,这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篇文章之一,尽管它写作于一九四零年,但它的论证的视野角度和深度,深深地折服我这一后来的学子。时值我发表《张君劢Vs 胡适》一文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我都起了再写作《张君劢Vs 胡适续篇》的念头。几年过去了,但我一直也没有找出时间去实现之。
   谁都知道,张君劢与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争论的事实。但没有人明白,可能连胡适也不知道,胡适思想的根子上错在何处?张君劢站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上流行的独断论和怀疑论,怀疑论在中国的代表就是胡适了,而独断论在中国的代表就是陈独秀。这就是隐蔽在《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这篇文章背后的全部内容。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二,先验方法论,第四章纯粹理性的历史”中写道,
   “至于那些遵循科学性的方法的人,那么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选择,要么是独断论地来操作, 要么是怀疑论地来操作,但在一切情况下他们都有义务系统地进行操作。如果我在这里为前一种方法举出著名的沃尔夫,为后一种方法举出大卫休谟,那么根据我目前的意图,我就用不着其他人的例子了。唯有批判的路子还没有人走过。如果读者曾带着好意和耐性和我结伴漫游过这条道路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可以判断,如果他情愿为了使这条人行小路成为一条阳光大道而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话,那种许多世纪都未能做成的事情是否有可能还在本世纪过去之前就得到完成:就是说,使得人类理性在它的求知欲任何时候都在从事着但至今都是白费力气的事情中达到完全的满足。”(引自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集,邓晓芒译,第561页)
   若你理解上面这段话的全部含义,那么你就理解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发生过了的张君劢与胡适、陈独秀互相之间争斗的全部。

   张君劢先生在《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中无可辩驳地批判了胡适思想,无论你是何种观点,承认与否,《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张君劢与胡适之争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另外,张君劢先生在《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之引论中,写道,“凡以求中西之通,以达到吾国学术自主之地位而已”。我也依此为据,尝试着书写《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以此为争执了百年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议作一历史性的总结。
   为了让诸位能目睹《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一文的全貌,我依据翁贺凯编选的《张君劢卷》一书中的《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不惜工本,逐字打入上网,以供诸位细读之。
   孟泳新写于二零一九年三月一十一日
   
    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一)
    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
    吾国思想界应超越欧洲文艺复兴而过之
    ( 1940 )
    目录
    自序
    引论
    (一) 胡适心目中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之三步骤与其真相
    (A)欧洲古籍发现
    (B) 新教勃兴及对宗教之怀疑
    (C)新科学运动
    (二) 数百年来欧洲宗教、学术、政治方面学说之变迁
    (A) 宗教及道德
    (B) 学术
    (C) 政法
    (三)胡适思想之要点及其对于中国文化之评价
    (A) 孔子
    (B) 宋明理学及清代考据学
    (C) 宋明理学与戴东原哲学
    (D) 传统与理智
    (E) 中国文化之优点蜕蜕蜕
   
    结论
   
    自序
    梁任公尝言一种思潮之流转,常分四期: 曰启蒙期,当佛家所谓生。曰全盛期, 当佛家所谓住。曰蜕分期,当佛家所谓异。曰衰落期,当佛家所谓灭。西方学说之入中国,远者可推之百年之久,近者亦三四十年,而尤以胡氏之文学革命、疑古及其打倒孔家店之说,为能风靡一世。同时,梁任公亦为之先后附疏。有任公唱于前,而适之和于后者,如以是非讨论孔子问题是也 (详本文) 。有适之唱于前,而任公和之者,如白话文是也。适之思想以欧洲文艺复兴为出发点,尤富于欧洲起智时期( Enlightment ) 理性主义之彩色。其论孔教伦理教论疑古,一切以欧洲前人为蓝本。此文索之欧洲思想史中,为之疏通证明,以明其渊源所自。然吾以为吾国思想界之在今日,非仅仅重知识非怀疑非批评非论真伪或高唱打倒所能济事也。今日之所急需者,为建立为决定为意志。有此出发点,则对于各派科学家之学说,对宗教、道德对历史对传统之态度,将大异乎适之所云云矣。此后时代将为何种时代乎? 曰西方思想输入后,吾国学术建立时期独立自主时期,亦即任公所谓第二时期也。其所有事,在吞下西方学说而消化之,重复吐出,如蚕之吐丝,蜂之酿蜜。则对于西方科学学说之各异者,不应如适之挟启智时期之观点而多所排斥,以妨碍自己之取精用宏(詳见本文)。尤不应忘却自己传统,以自陷于蔑视数千年之历史根据,而自毁其特色自忘其根本。必如是,而后吾国学术之建立,乃有基础矣。昔飞烈大王在位之日,号为普鲁士之启智时期,飞烈大王折节与伏尔泰 ( Valtaire ) 交,并为文以表彰拉曼脱里 ( La Mettris ) 之一 “人类机器论” ,是怀疑与启智时代之象征也。及康德、黑格尔出,而德之思想界之空气为之大变。英自斯突林 ( Stirling ) 、 格里恩 ( Green ) 、蒲拉特拉 ( Bradley ) 起,竟取根深蒂固之感觉主义、 经验而推翻之。可知思想界之变迁,是在人之努力。苟自信以为真理,不避毁誉之见,而大声疾呼以出之,则 “ 柳暗花明又一村 ” 之境,自涌现矣。此文以批评胡适为主,然胡氏思想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之思想为背景,故同时不能不叙述欧洲思想界之变迁。其在欧洲,浅薄的理性主义之流弊,经康德后而大明。则此类同样浅薄的理性主义,绝难维持我国今后不待言矣。我何敢自比于康德与格里恩之转移风气? 然抗战以来,时闻中国学术思想独立之声,则适之在思想史上所留之痕迹之矫正,应为今后思想界前进之出发点,必如是,而后思想界乃有转向之可言。此则本文所为作也。海内識者,对于本文或同或异,幸赐教焉。
    民国二十九年八月张君劢序于云南大理民族文化书院
   
    引论
    中国今日所处者,环球交通时代也,科学时代也,民族争存时代也,反而言之,非一国闭关时代,非埋头古书时代,非一国独自为主时代。处此环境之中,吾人自学方法,不能不顾到世界各国之学术。吾人之政治方案,不能不顾到现代各国之政情。然吾人非以人为尽是,己为独非,甘心崇拜外人,而自处于为奴为隶。凡以求中西之通,以达到吾国学术自主之地位而已。
    (一) 胡氏心目中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之三步骤与其真相
    近百年来之中国,因中西交通而受西方政治学术上之影响者,世人分为若干时期:第一,曾、李之船坚炮利时期,是受西洋技术方面之刺激。 第二,为戊戌政变 、 庚子后预备立宪及中山先生之革命运动,是受西方政治方面之刺激。 第三,为胡适之文学革命及其打倒孔家店运动,是为受西方学术思想之刺激。胡适之所努力者,简单言之,追随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步骤,而欲推行之于中国而已。胡适提倡中国白话文学,常以之与西方各国之国语文学之产生相提并论,如但丁之创意大利国语,马丁 · 路德之造德意志国语。吾人试一想之,吾国现时之白话,远则已行之于宋代,近则行之于元明以来之小说。胡适用之以著 《哲学史》 殆亦等于韩昌黎推倒南北朝之排偶而另创一种文格。是乃文调之变更,不得与但丁 、 路德之新造国语相提并论者也。然胡氏心目中所欲转移中国思想界者尚不止此,直欲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思想改造之三种步骤移用于吾国。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之第一事,曰古籍发现。欧洲中古盛行经院哲学,除治亚利斯大德之伦理学一书外,亚氏其他著述,无人道及。柏拉图之书,更不知去向。即罗马各大家如西西罗 ( Cicero ) 、达西都 ( Dacitus ) 之拉丁文原本,亦沉埋地下。及文艺复兴之日,或求遗书,或取久不读之书而读之,或取希腊文重译为拉丁文。因是中古局于神道之思想,一变而为新智大启之时期。梁任公偿以欧洲此段史实与清代时之治经相提并论,其言曰:“‘ 清代思潮’ 是何物也耶? 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 为其职志者也; 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 文艺复兴’ 绝对相类……”
   适之对于清代经学家之考据方法,亦不胜其高山仰止之感,与任公同。
    文艺复兴运动后之第二大事,曰宗教革命。马丁· 路德见罗马教皇之骄奢无度,发赎罪状令人出钱购买,谓可自赎罪过。路氏起而鳴其非,乃以树立耶稣新教。其后更有怀疑派之哲学家,不仅如路德之攻教皇,更并耶稣教与宗教而反对之,目之为迷信。胡氏采用其法,乃有打倒孔家店及吃人的礼教诸口号。其目的,与欧洲无神论同。以为世间万事,可以取决于理性,而不承认更有束缚人心之宗教。
    文艺复兴后之最大成绩,是为新科学之产生,如哥白尼之天文学,格力雷、牛顿之物理学,及后起之生物学等。胡氏效之,乃大提倡科学,更提倡科学的人生观。缘是引起人生观之论战,并及论战之文为一书,而自为一长序。其心目中所谓人生观,即欧洲理性主义哲学家与科学家之所谓人生观。兹将欧洲文艺复兴前后之三大事,按当时事实而叙述之,以观其是否能为中国对症之药石。
    第一,欧洲所谓古籍发现者,乃思想内容思想方向之变更,与清儒之注重古经真伪与文字训诂者,绝不相类。欧洲中世纪所谓学术,即对于耶稣之启示 ( Revelation ), 予以哲学的论据。斯时也,希腊罗马之哲学既已衰亡,所讨论者不外三位一体与共相等问题,其注意点为宗教。将古代之哲学与科学问题,一切搁置,故在思想史上名之曰经院主义。此时经院中,人手一编者为亚氏伦理学一书,所反复推求者为亚氏之范畴论。此时之欧洲,与吾国之只知四书古〔五〕经者,非无相似之处。及十三世纪君士但丁堡陷,十字军东征,于是欧亚交通大盛,人智大启。昔日之专以宗教为讨论中心者,至是而一变。先是欧里几 《几何原本》 早于十一世纪自阿剌伯文译为拉丁文。印度之代数与算数,于十二世纪经阿拉伯人之手输入于意大利。盖欧洲学术之复兴,得力于阿拉伯者如是其多。及十三 四世纪,则有柏拉图原本 、亚氏伦理学以外之名著作之发现,濮加齐氏 ( Boccaccio ) 及伯脱拉希氏 (Petrach) 、 求得西西罗 ( Cicero )、 达西都 ( Tacitus ) 之遗书。此种种者不外使人舍中世之宗教讨论,而移其心思于人生,于美术,于自然界。故曰文艺复兴之特点在人之发现,即舍上帝而言人事之谓也。文艺复兴时代之代表人物为但丁 ( Dante ),为伯脱拉希 ,为利那特文栖 ( Leonar da Vinci)。 但丁氏为 《 神曲 》 之作者。伯氏为诗人,为人文主义之创始者。利氏为画家,为工程家,为哲学家。欧洲所谓学术复兴,始于古籍复见时代之情形如是。以云清代汉学家,其所凭借者犹为汉代以来儒家之典籍。其所不同者,惟有文字考订之方法而已。与欧洲之一则舍宗教而转向人事,二则由古籍而产生新思想,三则其所发见之书有关于数学,有关于哲学,方面既多,故新学术思想由以产生者,安以同日而语 ? 梁氏取其一二点之偶同,而自清代经学家之所为,谓等于欧洲文艺复兴中之古籍发见者,实未能将欧洲所谓古籍发见之内容而深考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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