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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八)


   十,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制的神话史学的总评议
   
   引论
   

   在民国时期,通史写作早已蔚然成风。在1941年至1943年期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已经向通史编纂阵地发起冲击,吕振羽(1900一1980)、翦伯赞(1898一1968)、范文澜(1893一1968)就先后开始公开亮相 ,编纂出版了他们各自的三大家通史。毛泽东在庆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时说,“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 (转引自朱鸿召《范文澜:从顽童到革命历史学家》,载《湖南湘声报》,2000年11月28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下于三、四十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出版了他们各自的中国历史通史版本,一直到现在还在世的王家范(1938年生)编纂的《中国历史通论》。那么多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写了那么多的中国通史,但到文革时期,突然一下子全都不顶事了,什么原因呢?却显有人去做这一方面问题的探求,就算文革初期,大概可以用当时在高干中普遍流行的跟不上,不理解的情绪,那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也强不了多少。
   
   但也还存在有历史通史评论群体。象陈廷湘在《从“革命史观”到“社会文化史观” ——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的演变与趋向》 (2018 一10一25)一文中说:“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在变与不变中不断演化前行。如果从与时代特征相关性更直接的角度看,已经历了由革命史观到现代化史观再到社会文化史观转变的过程。三个时代的史观并不截然相分,也不影响与其他史学流派的同时并存。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都经历了大潮澎湃之期,形成了各自时代的史学,且仍在继续延展其解释路径。形成于史学多元时代的社会文化史观尚未在众多史学流派中异峰突起,对近代史坛形成鸟瞰态势,但社会文化史毕竟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特征最为契合的史观,一个时代必定有一个时代的史学,“新时代”的史学,尤其是“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似乎更有赖社会文化史观解释体系的建构。”
   
   他们还评论得似乎十分带劲,但是他们却全忘了,通史的要求和讲究的是通,根本无法做到一个通字的通史,是无法进入到通史的范围。
   
   “通史不通”这一点,就连大陆的历史学家也都是承认的。请看,杨天宏在《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2010年《近代史研究》)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 这种缺失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通史不通, 没有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梳理清楚, 贯穿始终;二是专史过专, 失去了与其他方面历史的内在联系。比如政治史没有经济史的支撑, 细化到政治史内, 作为其有机构成的政党史、议会史、内阁史被割裂肢解, 而经济史也看不到政治的反作用, 这显然不是完整的历史观指导下的学术建构。就好比今天的经济体制, 是采用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能够离开政治甚至是国家基本制度的考量吗? 过去30年, 中国近代史的专题研究已经做得比较具体深入, 但历史复杂的内在联系却变得更加模糊。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严格的系统性很强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了, 在追求专门化研究的过程中, 历史被孤立化了, 全息的历史影像看不到了, 姑不论基本没有系统性意识的学者炮制的作品, 就连有着较高学养且学术认同度很高的学者的著作, 也或多或少表现出系统性的缺失。”尽管如此,但那些通史不通的中国通史却还是充满了整个中文世界。
   
   下面将他们集中起来,来讲一下,为什么在中国出现的这群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写出来的通史只能是神话史,只能是共产党真理部的宣传品,一文不值的“秽史”?主要有下列三方面理由,也就是从历史学家的本身的素质,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实践经验,从哲学的理论发展这三个不同的方面来分析之。
   
   1,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的单一目的的宏大叙事只能是神话
   
   在上面一段中我故意在所有的通史写作者之后加上他们各自的出生或死亡年,这是为了说明他们在多大年龄时认识历史和写作历史的,而在这样的年龄下,对过往的那段发生在外国的历史事件,按他们的年龄,他们中的个别人也许可成为这些发生在外国的历史事件的历史学家的观察途径,但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个也没有这样经历记录,故他们都只能是中国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来观察中国历史进程,以此他们都满足了美国学者柯文对作为经历的历史认知的路径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性的判断,只能是神话。
   
   下面我要对上面的这一段话作一说明。
   
   作为经历的历史认知的路径就是指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亲历者通过对历史过程的直接参与以感官体验认知历史的方法。也就是当代人书写当代史,和钱穆要求的那种随时增新地写的那种历史书写者认知历史的方法。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都无法事先知道自己所经历的历史事件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
   
   正好像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在1966年1月1日时根本就不知道今年从6月1日起全国都不上课,考大学也被取消了,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会把刘少奇给打倒了,再过十来年后刘少奇又被平反解放了,也不知道林彪会在五年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就是刘少奇和林彪其本人也未能料到的。那就更谈不上要对这文化大革命事件作出本质性的理解和解释了。
   
   从中国共产党的那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年龄,就可以看出,他们最大问题就出在怎样看待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并由这一个问题引伸出,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唯有这样,才能做到中外相通的通。
   
   从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真正地要认识列宁主义是什么,起码地说来,就要认清和搞清楚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之间的争论中谁对谁错。如果说,要真正地要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起码地说来,那么就得搞清楚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一直到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这全部世界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所起的作用,这是从实践的眼光出发,还要从学术的眼光出发,即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时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来作一全面的考察,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而从这一前题出发,我们来考察,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围圈,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范围圈,在整个中国人范围圈,有没有哪个人去亲身研究过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之间的争论的?另外,我们还要讲,不是每个亲身研究过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之间的争论的人都能从第二、三国际间的争论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取决于很多因素。仅单从研究者个人而言,这就要全面地考察他的前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分析能力、綜合能力等等的心理因素。
   
   为此我化费了好多年的时间,得出的结论是,在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用心认真地去研究第二、三国际间的争论的,更不用讲那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了。
   
   在中国人的范围圈中也只有张君劢一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具有此种认知能力。这里有个与其少年时期一个人知识结构、綜合能力等等的心理成长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在此我想补上一点。就英文和德文这两种外语而言,张君劢在他十二岁时为其父母送进上海江南制造厂广方言馆求学,学得一手流利的英文,这一点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而言是极其罕见的了。当然,他父母的这一举措也与他家居地真如近离上海人民广场也只有六公里之遥而无不相关。而写中国思想史和现代化通史的华东师大的许纪霖却能“考证”出,张君劢家居于离上海人民广场有六十公里的嘉定,华东师大原本就是从属真如所辖的一块农地兴建而成的,象许纪霖这样的历史研究的基本功,怎么能胜任起探索通史之大任呢 !岂不怪哉!
   
   2,从世界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实践经验来看
   
   对于每个从事当代历史研究的中国人、从事当代政治活动的中国人以及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国人来说,必须自觉地牢记住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点,那就是九一年苏联崩溃。
   
   如果说在九一年苏联崩溃以前,讲要坚持列宁主义,那还有一点情有可原之处,那还说是看不清列宁主义真面目的问题。但九一年苏联崩溃,竟然没有一个俄国人为之惋惜的。就那当时公开了的斯大林下令枪杀波兰军官士兵的绝密档案时,世界为之震惊,天下怎么还有如此无耻之徒掌控了苏联的国家政治大权呢 !
   
   九一年苏联崩溃事件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列宁斯大林主义从它的诞生,发展,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又取得了对德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巨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最后在九一年苏联全部崩溃。九一年苏联崩溃事件向全世界宣布了,列宁斯大林主义已经彻底地灭亡了。
   
   中国的一群历史学家象上面所提到的王家范、许纪霖之流纷纷地向世人交出他们各自的大一篇幅的中国通史或现代化通史,但对九一年苏联崩溃这样的震撼世界的大事件,或者只字未予提及,或者轻描淡写一勾了事,怎么能够做到中外相通呢?而这又与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中国共产党时形成一种明显的巨大反差。这样写出的通史或者现代史,废纸堆是它的唯一归宿。
   
   凡要书写中国通史的先生,在九一年苏联崩溃后的今日,就必须事先好好地研究,并确定了其如何认识九一年苏联崩溃这一事件的,如何认识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这二个重大的问题,之后才能起笔书写中国的历史。中国人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中国式的斯大林主义而已。
   
   3,从哲学认识论范畴理论来分析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二,先验方法论,第四章纯粹理性的历史”中写道,“至于那些遵循科学性的方法的人,那么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选择,要么是独断论地来操作, 要么是怀疑论地来操作,但在一切情况下他们都有义务系统地进行操作。如果我在这里为前一种方法举出著名的沃尔夫,为后一种方法举出大卫休谟,那么根据我目前的意图,我就用不着其他人的例子了。唯有批判的路子还没有人走过。如果读者曾带着好意和耐性和我结伴漫游过这条道路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可以判断,如果他情愿为了使这条人行小路成为一条阳光大道而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话,那种许多世纪都未能做成的事情是否有可能还在本世纪过去之前就得到完成:就是说,使得人类理性在它的求知欲任何时候都在从事着但至今都是白费力气的事情中达到完全的满足。”(引自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集,邓晓芒译,第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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