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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七)


   九,“通史”的最高境界“通”字的理解
   
   1,对“通”字之我的理解
   

   “通史”的最高境界是“通”。但由于对这个通字之含义的不同理解,就带来了不同种类的所谓的通史写法。象翦伯赞(1898一1968)说, 史料譬如一堆散亂在地上的大錢,必須用一根繩才能把它贯串起來,這根繩就是馬克思主義。 他认为,通就是这样一根贯穿其中的绳子,有了这样的绳子,就通了。但他不懂得,各个事件的史料都不是同质同量的大钱,而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至于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与别人互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天知道,谁是正宗,谁是旁类。最后,落得个毛泽东批语,“现在的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而呜呼哀哉。 (引于《那時我們正年輕——北京大學歷史系系友回憶錄》,現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 )
   
   “通史”的最高境界是“通”。记得我在文革中一段逍遥期间时自学《中医学》,《中医学》有个“不通则痛”的理论。“通史”中的通和“中医学”的通是一个意思。“通史”不能达到通的要求,就是说,由一部“通史”所写出的各种历史事件的历史解释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之处。我心向往之的中国近现代通史之通,要能达到四个方面的通的要求,即中外相通,上下相通,纵横相通,性行相通。
   
   中外相通,指的是中国近现代通史要与欧洲公认的近现代通史,美国公认的近现代通史,等等世界大多数国家公认的近现代通史要互相相通,互相衔接,互相间不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之处。这就是我在《《二零一八宣言》 导读二》中反复强调的一点。
   上下相通,指的是中国近现代通史上下历史事件的历史解释之间互相相通,互相衔接,互相间不存在着严重对立,互不相容的矛盾之处。上下相通和中外相通实质上要求的是,从连续时间维和地域空间维这二个维度出发,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全面考察研究,确定一条贯通全局的主线轴,要求以证据为依据的主线轴作到上下相通和中外相通,以它通领整个历史大剧的跌宕起伏,构成中国近现代通史的主台戏。
   
   纵横相通,指的是中国近现代通史与王家范先生提的纵横似乎相似,王家范先生提的是通史的“通”为综合性的“纵”通,每一专门领域也有一个“通”的问题,则也可称之“横通”。 今之专史、断代史都可属于横通。但我在这里专门指出的,王家范先生提的是过于窄狭,仅是指各史、断代史而言并没有指出横通关系的要点何在,而我指的是与通史时间上平行的思想史,法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等等专门史之间要建立一种横通关系。
   
   性行相通。指的是中国近现代通史要研究各类杰出人物的人性与其行为之间所存在着的关联,以揭示出 “通古今之变”,以为后来人提供有益的历史知识。仅看重这一点,历史也可视为是记录过往的杰出者由心而发的各种自由行动的事迹故事罢了。从社会学科分类角度来讲,纵横相通要求的是主要讲述中国近现代通史要与作为辅助作用的思想史,法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等等专门史相通,性行相通要求的是主要讲述中国近现代通史要与作为辅助作用的政治心理学,社会群体心理学,以及传媒学等相通。
   
   2,为什么通史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通?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 “为什么通史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通?”和“通史追求的最高境界的最大难处何在?”这两个不同的问题。
   下面我想由浅至深地希望能从人类认识历史的各个层面来讲述第一个问题。
   
   1)毛泽东曾经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一个外国,俄国发生了的历史事件,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们要讲的是,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是谁都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事实说明了在中国历史事实与外国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内在的联系,这正就是我们要探求的中外相通的通。
   
   2)中国的历史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历史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
   
   上面我们例举过了如何评论中国历史上的义和团问题,用到的是柯文教授写的一本书,许多象文学平博士那样的中国学者给予了评论和写出了读书感,柯文教授就是个美国人。这一个现象就明确地说明了,中国的历史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历史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这一现象随着世界各国之间交往愈来愈增加,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愈来愈紧密,更显得明白化。
   我在《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于2006年05月08日大纪元报)一文中说,价值理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文化科学范畴的理论是极为重要的,它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为普遍接受说。这个以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为代表的学说认为,一个理论若为真理,它必须是为普遍所接受的。 此处为普遍所接受的自然就是说,不仅说是为中国人接受,而且也要为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全天下人所接纳所接受。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了中国这一个结论已经为中国和日本与世界所接受。
   
   这1)和2)点就说明了,中国近现代通史所欲想寻求的中外相通的通,是客观存在在那里,这只是时下还没有为中国历史学家所发现而已。中国近现代通史所欲想寻求的中外相通的通 ,同时它也是中外各国历史学家共同探求的他们对共同历史事实认识的共识,但这只是时下中国历史学家或者还没有提出他们的对共同历史事实认识,以与外国历史学家共同探求的共同对共同历史事实认识的共识,或者这只是时下中国历史学家所提出的他们的通史,与绝大多数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共识是完全相背道而驰的。比如,对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认识,绝大多数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共识是,它是左翼的极权主义,而中国的共产党却认为,它是真理,那怎么能取得共识呢。
   
   3)要认识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间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事件对中国的意义
   
   我在《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二) (2018年11月17日)中说,“《二零一八宣言》附文是这样回答的,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间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事件,第一次全面地肯定、承认了世界极权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希特勒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极权主义,它们的极权主义的本质是世俗政治宗教阶段的政治救世主主义。
   
   中国目前的问题和分歧焦点,大部分都集中在如何地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和历史,如何地认识由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历史这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事件也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具有历史“标杆”意义的经验和榜样。”
   
   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间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事件,其实质就是欧洲议会确认了欧洲各国历史学家们共同对世界历史事件的共同认识,并不可逆转地把欧洲各国历史学家们共同对世界历史事件的共同认识上升到欧洲各国人民的共识的地位。
   而中国共产党对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认识却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
   
   4)要看清世界潮流,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二十世纪的基本特征
   
   我在《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三)(2018年12月16日 )中说, 什么是二十世纪的基本特征呢?
   
   “研究十九世纪后世界发生的灾难及走向的思想家们称二十世纪是意识形态的世纪,后来由此更进一步看到,称这一百年是极权主义的世纪更为确切。这个不断深化的研究说明,意识形态问题和上个世纪造成将近两亿人牺牲的世界大战,极权主义专制,各类和反人类罪联系在一起的族群灭绝问题紧密相连。为此,这个研究让人们看到,在民主社会制造混乱,甚至导致民主社会崩溃的是“意识形态化”及其造成的对立及泛滥;在极权主义专制的共产党社会的特点则是彻底的意识形态化。
   
   “意识形态化”是党国社会的特点,“彻底的意识形态化”则是党国社会极端化后的一党专制的党文化的特点。”
   
   只有彻底地认清了二十世纪的基本特征,即二十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这一点,才有窥测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走向的可能。
   这里讲的是要看清世界潮流,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二十世纪的基本特征这一问题和我们讲的中国近现代通史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通这一问题,其实质是一致的。
   
   3,通史追求的最高境界的最大难处何在?
   
   下面我想深入浅出地希望能从人类认识历史的路径和方法来讲述第二个问题。
   
   文学平博士在《历史认知的路径及其限度一一读《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说道,
   “离开了历史学家式的解释,我们就无法理解作为整体的历史事件,解释的过程也就是历史意义的赋予过程。历史学家式的事后认知是知道结果的认知,知道结果,可使历史赋予在此之前的历史事件一些意义,一些在事情发生的当时并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所知(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能够猜测到)的意义。这种回过头来赋予某些事件以历史意义的现象在各个层面都存在。在比较具体的层面,每一个重大事件都是由较次要的一些事件组成的,这些事情在另外的情况下肯定会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一旦历史学家把它们当做某一更重大的事件的起因,它们就有了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旦简单的历史事件或复杂的历史事件被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局部整理进复杂的或更复杂的历史环境,简单的历史事件的组成部分,其历史价值也就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彭刚在《历史理性与历史感》一文中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人们有所理解,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有着相同相通之处。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方面,我们就无从理解他人,尤其是处于别的时代和文化中的他人。而我们之所以需要理解不同历史处境下的他人,一个重要的原由,就是他们与我们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预设的多样性。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过去与当下相通,因而理解历史成为可能;过去与当下相异,因而理解历史成为必要。”
   
   这就是说,历史学家写作一部通史的最高境界之一就是上下相通。而通史追求的最高境界的最大难处就在于寻找证据,以构成貫穿全剧的主线轴。
   
   一旦有人提出了以无可辩驳的证据为根据的历史全剧的主线轴时,那就勇于放弃自己原有的错误的预设,敢于“诚服于天下”。
   正如彭刚在《什么是历史?》一文的结束前的那段话所说,
   
   “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文本才间接地接触到过去,但真实不妄的过去对于史家的制约和束缚,却不断通过史料展现出来。在出现无可辩驳的史料对于自身历史构图造成质疑或颠覆的情况时,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必须勇于放弃自己的预设,这是史学研究实践中最常见不过的情形。这就表明,无论如何,过去实在并未因为历史学的文本性而丧失其效用和意义。最后,历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科规范、历史学家的技艺,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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