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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六)

八,“通史”的最高境界是“通”
   1,谈谈余时英的兴趣所在
   谁都知道,余时英是个历史学家,我们要研究一个历史学家的思想,那就得考察他的人生道路,就得了解他的学术成就,就得了解他的知识结构,甚至于他的专业方面的兴趣爱好。那么,余时英专业方面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
   先请大家来听听余时英,他本人是怎么说的,“对历史和文学,我的目的既不是追求杂而无统的“博雅”,也不是由“专”而“通”,最后汇合成一部无所不包的“通史”,“博雅”过去是所谓文人的理想,虽然有妙趣,却不能构成有系统而可信赖的知识。“通史”在中国史学传统中更是人人响往的最高境界,大概可以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来表达。但现代的学术系统中,这样的著作只能求之于“玄想的历史哲学”(Speculative philosephy of history)中,如黑格尔的《历史研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或汤因比的《历史之研究》。现代史学实践中所谓“通史”,不过是一种历史教科书的名称而已。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和我的兴趣不和”。(引自于张建智《儒侠金庸传》426页)
   从这一段余时英的自我表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对“玄想的历史哲学”(前者)还是所谓“通史”(后者),“都和余时英的兴趣不和”。

   也就是说,一门有关历史的学科,历史哲学,余时英是不问不闻的,不单如此,余时英还蔑视之为“玄想的”。我在《张君劢VS胡适》北京之春(2014年11月5日) 一文中写道,“法国学者阿隆曾将历史理论专著的学者分成两类,一类是“读过哲学的史学家” ,另一类是“那些不动或不懂,总之不重视哲学的史学家” ,并用“工匠” 称呼后者。而中国人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软肋则是法律,欲想认清当代的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于法律,法哲学和法哲学史,故讲, 我们还需要从哲学和哲学史(特别是法哲学和法哲学史)的哲学维的观点来看中国。”
   另外一个“通史”,无论是历史理论教育还是历史研究都是一项重头戏,连余英时的 恩师钱穆在著作中也讲了,“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王家范(1938年出生) 在《史林》2013-04-30 发表的《中国通史编著作百年回顾》一文开头写道,“在20世纪,编著新式中国通史是新史学建设的一项重头戏,出现过个性各异、流派纷呈的精彩对局。许多史学大家在民族遭遇厄难之时,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以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赢得了学术的声誉(如夏曾佑、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等)。即使以考据精细和断代擅胜的陈寅恪,据其姻亲兼哈佛同窗俞大维的回忆,“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引),可见学界的志士仁人当时把此事看得何等紧要。”
   由此看来,余英时这位历史学家专业上的兴趣所在既不同于其恩师,也不同于陈寅恪等诸位大家所公认的史学重头戏的通史,又不同于众多的历史哲学家而甘心做个为法国学者阿隆称作的“那些不动或不懂,总之不重视哲学的史学”“工匠”。那余英时的兴趣何在?其知识结构为何种为何类?其一生的专业成就是什么?其在一生中为所有中国人提出的“有系统而可信赖的知识”又是些什么样的知识?是不是有系统,是不是可信赖呢?只好留到以后再说。
   2,“通史”的最高境界是“通”
   从上面谈论余时英的兴趣中,我想,大家都知道了,通史是史学中的重头戏,也知道了,“通史”的最高境界又在于是一个“通”字,在历史的专业圈内这似乎是人人尽知的事了。原因,大概可以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来表达。按一般人的理解,通史,是相对于断代史,专史而言的。那么,为什么在这百年的中国市面上会出现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通史,而且各本通史对同一问题的理解,有些是大同小异,有些是截然不同的?在亿万读者看来,哪位历史学家的通史是可信赖的呢?是正确的呢?这个问题本身由许多方面的因素所致,有历史学家,媒体宣传方面,读者理解方面的,但在这里,我把这个疑问归为对历史学家而言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能写出通史的人是否是都搞清楚这个通字了呢?没有搞通这个“通”字,那写出来的通史只能是一部“秽史”,“ 神话史”。下面我先介绍一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各位最有名气的通史的撰写者的一些理解与故事。
   3,王家范(1938年出生)论述中共通史学家和“通”这个字
   大部分的资料来源于王家范(1938年出生) 在《史林》2013-04-30 发表的《中国通史编著作百年回顾》一文。
   1)对吕思勉(1884一1957)与钱穆的评议
   吕思勉执教常州府中学堂时,钱穆曾在其门下受业,故两人有师生之谊[32]。然笔者细品两先生学术风采迥异,冒昧陈言:若说钱先生身上犹存文化贵族气息(当然陈寅恪先生更是典型),那么吕先生却是属于平民气息较强烈的一位。两人在贯穿通史“一贯精神”上取向的异同,由此或可获得一二通解。
   即以20世纪通史编著最享盛誉的两大家吕思勉、钱穆的事迹而言,吕先生自1905年至1910年,先后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常州中学堂和南通国文专修科任教员,教授国文、史地,弟子赵元任、钱穆对其爱戴备至,印象至深;其时教学积累即为后来所编白话本通史之滥觞。
   吕思勉自述其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孟泳新註,即46岁时)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他对马克思的“大同”理想与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两点最为服膺(于阶级斗争一说则颇有保留),而这恰恰是与先生内在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并非随风跟进。因此《吕氏中国通史》的“一贯精神”,却在指示社会进化以制度的缓渐变迁最为紧要。政治、文化均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异,各种制度也就显示出可以分辨的历史演化轨迹。因此,在先生看来,把握制度的细微变化,理清社会生活各方面来有因、去留迹的变迁路向,是史家阐释和理解人类历史不断渐进的重要依据,中国自不例外。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评述中国通史的撰述,到张荫麟就嘎然而止。可是,著者显然没有充分关注到,就在钱、吕、张三氏通史写作的同一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向通史编纂阵地发起冲击,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三大家通史,在1941年至1943年期间先后开始亮相。正像毛泽东所说的:这是一件大事,“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 (这是毛泽东庆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时说的话, 转引自朱鸿召《范文澜:从顽童到革命历史学家》,载《湖南湘声报》,2000年11月28日。)
   不管是何种原因,今天看来,《中国当代史学》在前瞻性方面的问题,实际也透露出了史学史的一种“无奈”。它能有声有色地叙述“过去”,如要把握发展趋势,准确预见“明天会怎样”,多般是不成功的。事实上,不需要多久,政权的更迭改变了整个思想格局,这种没有能进入该书评述视界的通史体系,终于成为了引导下半个世纪中国通史编纂方向的主流。
   2)对范文澜(1893一1968)的评议
   范文澜自己是这样追述的:“我在五四前后,硬抱着几本经书、汉书、说文、文选,诵习师说,孜孜不倦,自以为这是学述正统,文学嫡传,看不起那时的白话文、新学说,把自己抛在大时代之外。后来才知道错了!错了!剑及履及般急起直追,感谢时代不抛弃任何一个愿意前进的人,我算是跟上时代了。想起那时候耳不闻雷霆之声,目不睹泰山之形,自安于蚯蚓窍里的微吟,如何不后悔呢!”(原文收入《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他对通史编纂真谛和困难的认识,与百年来诸多前贤还是有许多声气相求的共通点。他一如张荫麟,不约而同地发出编著中国通史“极为艰难”的感慨。在他看来,一本比较完好的通史,“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正与世纪前叶梁氏语遥相呼应。(按王文的[61]注释为, 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划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旁通,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要研究当时社会的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最后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的状况。以上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会通。原文见《中国通史简编》1955年版“绪言”。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则表述为由“纵集”与“横集”而为“总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
   百年的通史实践,证明范老此言不虚,没有断代史、专门史、地区史、民族史等等各种局部性的深入研究作为基础,浮光掠影而过,通史总难脱浅薄之讥;如若没有综合性的提高,水乳交融的会通,灵光闪现的评述,神散形枯,那更算不得具有时代气息的“完形”( 按王文的[62]注释为, 此处为借用。“历史完形论”是周谷城提出的历史理论,其所著《中国通史》(二册)(1939年开明版),即贯彻了这一理论。依笔者(王家范)理解,这正是今天所说的有机整体历史观的早期用词。周谷城是在共产党人之外,较早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著中国通史的又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极“左”时期,周谷城的通史两次被批判为“反马克思主义。” )
   通史。可惜我们当下的历史教学,也包括中国通史编著,往往未能好好体会自梁启超至范文澜等前贤语重心长的许多提醒(本文前后胪列甚多,不赘),这是不能不引以为憾的。
   3)王家范对吕思勉(1900一1980)的评价和对通的理解
   王家范在《对中国通史的考虑——《中国历史通论》绪言(上)》中说,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第一次提出,治史之“通”,古有二义。一为“绝地天通”的“通”,史学源于神学,后来便演化为“天人之辨”。二为“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易经》),史学降为人学,通古知今,以达天下。故史家必须能明“道”传“道”,这是中国古今史学不废江河的传统。
   太史公三句话,要数“通古今之变”最为核心。史学前贤多看重“通变”,即“原始要终、知所进退”,属史家的史识功底里最见深浅的。
   吕思勉先生一再感慨“通人之难得”,“读书之人百,通者无一焉”。他在1944年《论疑古、考古、释古》一文里,抨击当时史界的风气,尖锐地说道:“今之人往往通识未之具也,必不可不读之书未尝遍也,而挟急功近利之心,汲汲于立说,说既立矣,则沾沾尔自喜……舍正路而不入,安得不入于棘丛者。”先生的意思,历史通识乃是史家所必备的要素,而通识之所由来,必由读书长期积累而得。读多、读广而后方能不断产生联想,触类旁通以至于豁然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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