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谢选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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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是对恩将仇报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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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联网之战看义利之辩

   谢选骏:从互联网之战看义利之辩
   
   《美国不该对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姑息讨好》(吴修铭 2019年2月12日)报道:
   
   随着中国和美国就可能的贸易协议展开高层谈判,谈判桌上的遗漏话题令人费解:中国的互联网市场。中国屏蔽或阻拦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外国互联网竞争对手,包括谷歌、Facebook、维基百科中文版、Pinterest、Line(日本主要的即时通讯公司)、Reddit和《纽约时报》。甚至连英国卡通角色小猪佩奇(Peppa Pig)和在网上引起轰动的相关影片也断断续续遭到审查;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曾一度在社论中警告,她可能会“毁掉孩子的童年”。


   中国长期以政治问题为由维护它的审查制度,称其为保护公民免受政府认为的“有害信息”(包括“传播不健康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的内容)侵害的合法尝试。但你无需是一名贸易理论家便可认识到,这种审查也是国际贸易中极其有效的壁垒。全球互联网经济至少规模达8万亿美元,并且在不断增长中,而特朗普政府却首要关注了制造、技术转让和农业,似乎没有在该议题上迫使对方让步。
   由于不受美国、日本和欧洲竞争的影响,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过去10年来已取得巨大增长。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企业中,中国占据9席。这种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工程师的技能和创新力、充满活力的创业文化,以及中国企业服务本国口味方面的成功。但很难相信这背后没有审查制度的功劳。
   此外,阻止外国竞争的壁垒不仅带来经济上的影响。没有了更好的选择,中国的用户被迫忍受腾讯(它拥有私人即时消息应用微信)和在线支付公司蚂蚁金服这样的公司。令人惊奇的是,它们的隐私侵犯行为比起Facebook和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更加让人不安。美国对中国审查制度的容忍,会鼓励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做法。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同意进行广泛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包括数据处理和电信服务。中国的互联网政策只能说违背了这些承诺。中国大概会辩称,其互联网政策为“保护公共道德或维护公共秩序所必需”,并援引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相关例外原则。但尽管这种例外或许能合理说明对赌博网站甚至对小猪佩奇的封杀,就中国互联网的大多数壁垒而言,其真正目的似乎在于保护本土商业利益。
   为何美国没有要求中国进行改变呢?我们并不像是缺乏手段。诸如腾讯和在线零售商京东等中国公司已经在美国大举拓展业务,寻求利用我们开放的互联网和开放的市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6年曾把中国的互联网屏蔽行为列为贸易壁垒。如果一个国家不允许我们在它那里做生意,为什么要允许它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互惠互利:你们降低你们的壁垒,我们就降低我们的。在互联网经济方面,美国单方面解除武装,是在被中国愚弄。
   尤为令人困惑的,是美国主要互联网公司的态度。作为中国互联网贸易政策的受害者,它们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姑息讨好。由于担心审查制度和工业间谍活动,谷歌的确于2010年退出了中国市场,也对中国的阻挠抱怨了一段时间。而在去年,我们了解到,谷歌实际上放弃了抗争:为中国市场开发审查版搜索引擎,乞求进入中国市场。
   同样令人失望的,是Facebook的做法。尽管Facebook已被中国封杀多年,但其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为奉迎中国主席习近平,做出令人尴尬的努力。(一度有八卦新闻称,扎克伯格曾请求习为他未出生的孩子起个中文名做纪念,但没能成功;扎克伯格对此予以否认。)
   姑息讨好无法成为有效的外交政策或贸易政策。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拥有最重要互联网行业的国家,美国应当利用其优势地位进行谈判。如果特朗普政府想要在贸易上对中国强硬,那么它应当要求对中国互联网市场的有意义准入,否则就拒绝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贸易谈判向来都是如这般进行的,互联网也不应成为例外。否则,我们就会冒赢得昨日之战、却放弃明日之战的风险。
   
   谢选骏指出:从互联网看义利之辩,其结论就是——没有义就没有利,丧失了义就丧失了利,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利的前卫和延申。川普先生不懂这个,如何可以治国呢。
   
   儒家主张义重于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朱熹曾经说过:“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而在为学之方上与朱熹有严重分歧的陆九渊也说:“学无深浅,首在辨义利”,可见,义利问题和义利关系在人类伦理思想与价值观中是极为重要的,而义利观就是人们义利范畴、义利关系以及义利取向等的认识和态度。
   
   诸侯纷争
   孔子首先提出义与利的分别,并把追求义还是追求利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认为一个真诚的君子应以义为原则,依照礼的要求去实行它,用谦虚的语言去表述它,以诚实的态度去完成它,这才是仁义的君子,而那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则不足以称为君子。但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利,他曾说过:“因民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孔子反对的是只追求个人的私利,要求君子“见得思义”。如果利不符合道义的要求,就应不顾个人利害、得失、甚至不惜牺牲个人之生命,舍利而取义。儒家思想中,义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利的追求与获取,不仅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因义而要放弃利,这就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荀子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孟子答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也把义和利看作是矛盾的,强调要贵义贱利。墨子的说法与儒家不同。他认为“义,利也”(《墨子·经说上》),主张义和利是一致的。西汉董仲舒概括孔孟的义利观,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论点,强调道义和功利不能并存。他的这个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宋代又就义利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程颢、程颐、朱熹等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二程语录》)陈亮、叶适则认为道义和功利并不矛盾,功利体现在道义之中,离开功利无所谓道义。叶适说:“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后来清颜元也认为义利不能偏废,应该并重。他反对董仲舒的观点,把董的话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
   
   谢选骏指出,由此观之,川普的水平还不及儒家,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基督徒呢。
(2019/02/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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