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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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共产主义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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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生率的非洲、印度、伊斯兰世界能否替代中国崛起


   
   
   
   谢选骏:高出生率的非洲、印度、伊斯兰世界能否替代中国崛起

   
   高出生率的非洲、印度、伊斯兰世界如果不能替代中国崛起,那么,西、北部的中国也不能代替东、南部的中国崛起,因为这些地方的人种和文化其实并不相同。由此可见,人口学如果不能放在人类学的背景下予以审视研究,则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中心西移》 (2019-02-10 界面新闻)报道:
   
   为政一方,如果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人口发展,将人财两空;注重人口发展,才有可能人财两旺。
   
   2019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大批民众涌进四川成都武侯祠,逛庙会过大年。
   
   (文|易富贤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
   
   人口并非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是与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区位、政策等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年轻劳动力充足、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非人口因素还显得更为关键。但是人口这个必要条件是“活”的,可以改善其他必要条件,比如可以改善基础设施,优化经济结构,将“非资源”(如太阳光、氮气)转变为“新资源”(如太阳能、氮肥)。随着经济的发展,非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下降,比如中国的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19.1%降到2016年的1.1%;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的修建使得一些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区位条件得以改善;发展模式变得越来越成熟、趋同,小灶式的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比如近年各地出台了各类区域经济政策,虽然有一定效果,但都远不如当初深圳那么有效了。而人口(生产、消费、创新)越来越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中国是长期低生育率,劳动力在快速减少,人口结构在快速老化,人口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的制约因素。因此,本文聚焦于人口本身对经济的影响,也欢迎其他学者从其他方面予以补充。
   
   
   
   
   01
   
   历史上人口变局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
   
   中原地区长期是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中心。但是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难,导致中原地区人口减少,江南却因为相对安稳而人口增长较快,精英层衣冠南渡,加上气候因素,人口和经济中心不断南移。比如说安史之乱之前,江西只占全国人口的2.8%,而到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却占全国的24.7%了,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明朝后,随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人口占全国比例降至1381年的15.0%、1542年的9.8%、1776年的6.3%、1953年的2.8%,经济占全国比例也不断下降。
   
   唐宋时期,四川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唐天宝元年(742年),四川人口占全国的22%。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人口259万户,占南宋的20.4%。但是宋蒙战争导致四川人口锐减至1282年的12万户,民生凋敝。明朝时期,湖广(湖南、湖北)填四川,四川人口和经济恢复性增长,万历六年(1578年)人口增至310万人,占全国的5.1%。但是明末清初战乱使得四川人口再次锐减,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仍不足10万人。清朝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四川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685年的0.4%增加到1776年的2.9%、1820年的7.8%、1910年的12.8%,经济占全国比例也随之提高。
   
   在地理大发现后,美洲高产作物导致人口爆炸,“炸”得最厉害的是英国(含爱尔兰)和俄国。英国人口从1500年的474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5309万人。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美国人口更是从1776年独立时的250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1.52亿人。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人口爆炸引发了工业革命,随后传播到欧美地区。英美两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500年的1.5%上升到1950年的8.1%,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6%上升到34.0%。整个西方国家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500年的18%上升到1820年的25%、1950年的57%。
   
   俄国(前苏联)人口从1600年的2070万人增加到1820年的5477万人、1940年的1.99亿人,占全球比例从1600年的3.7%增加到1940年的8.5%,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从3.4%上升到9.3%,在1931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人口在鸦片战争后却增长非常缓慢,只是从1820年的3.8亿人增加到1950年的5.5亿人,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7%下降到1950年的22%,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33%下降到4.6%。
   
   欧美主导的国际海运贸易给上海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年轻移民蜂拥而至上海,上海的人口从1852年的54万人增至1949年540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13%上升到0.99%。1894年上海的对外贸易占全国的53%,1936年达到60%以上;1933年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50%;1947年全国主要城市有工厂14076家,上海占55%。
   
   俄国崛起后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迫使清朝政府于1860年解除对东北已经实行了200多年的“封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崛起的俄国和日本给邻近的中国东北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东北像吸水机一样吸引着内地移民。东北人口从1871年的330万增加到1911年的1800万、1940年的4000万;占全国的比例从1870年的0.9%提高到1940年的7.8%。东北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943年东北煤的产量占全国49%,钢材产量占93%,电力占78%,铁路线占42%。
   
   02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的崛起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国际人口和经济结构再次冲击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欧盟、北美。以现值美元为标准,1980年这些地区占全球GDP的71%,主导着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
   
   1980年美国、欧盟的中位年龄只有30岁、33岁,年富力强,经济充满活力。日、港、台、韩1980年的中位年龄为33岁、25岁、23岁、22岁,作为整体,经济占世界比例从1960年的3.8%上升到1980年的11.1%、1995年的20.8%。1980年美、日、港的人均收入分别是中国大陆的65倍、48倍、29倍,这些地区的小商人到中国大陆都算是大老板。
   
   也就是说,当1979年中国打开国门的时候,外贸、外资、技术、管理全来自东部海洋,加上海运的廉价,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10%上升到2006年的66%。
   
   而中西部却因为远程贸易所带来的“冰山”成本,经济落后于东部,年轻劳动力不断涌入东南沿海,经济中心也一再东移。广东、江浙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79年的5.3%、11.6%上升到2006年的11.4%、16.1%。
   
   比如广东、贵州1990年的0岁-19岁人口占全国的5.84%、3.39%,而2010年的20岁-39岁人口占9.33%、2.25%,2015年的25岁-44岁人口占9.36%、2.41%;以1990年0岁-19岁人口为基准,2010年、2015年广东流入了60%、60%,而贵州却流失了34%、29%。
   
   2000年的0岁-4岁儿童到2010年是10岁-14岁,1990年的45+岁(45岁及以上)人口到2010年是65+岁(65岁及以上)老人,各地占比变化很小,说明儿童和老人基本都留守原籍。中西部劳动力的外流,导致留守老人“老无所养”、留守儿童“幼无所靠”。
   
   03
   
   2006年:中国经济中心开始往西南转移
   
   1979年以来,中西部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滑,然后在2006年开始触底反弹。比如湘鄂、云贵桂、川渝、皖赣、陕甘宁的经济占比从1979年9.3%、5.5%、7.3%、5.9%、4.5%下降到2006年的6.6%、4.8%、5.4%、4.7%、3.3%,然后回升到2017年的8.3%、5.9%、6.6%、5.6%、3.85%。而东部的沪江浙、京津冀、广东的经济占比则从2006年的20.6%、10.3%、11.4%下降到2017年的19.6%、9.6%、10.5%。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更是从1960年的18.0%下滑到1979年的13.3%、2006年的8.5%、2017年的6.5%。也就说,中国经济中心在2006年开始西移,尤其是往西南移动,这是唐朝以来最大的转向。笔者在2005年-2008年,预测了这种转向: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化,导致经济减速,给中国东南沿海的经贸机遇减少;中国中西部内需市场在崛起。
   
   笔者在《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12期的《中国大陆当下人口实证研究》中论证了2016年中国只有12.8亿人而非13.8亿人。本文假设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将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2(难度很大)。除中国大陆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未来生育率则按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的中、低方案平均。
   
   年轻人越多,创新活力就越强,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创新活力不断减弱。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比如日本的中位年龄从1965年的27岁增加到1985年的35岁、2015年的46岁,五年平均GDP增长率也从1963年-1967年的9.5%降至1983年-1987年的4.2%、2013年-2017年的1.1%。
   
   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年化是经济发展的阻力,20岁-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反映了经济活力。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随着劳动力/老人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比如韩国的劳动力/老人从1990年的11.3降至2005年的7.4、2015年的5.2,五年平均GDP增长率也从1988年-1992年的9.1%降至2003年-2007年的4.5%、2013年-2017年的3.0%。
   
   日、港、台、韩的中位年龄从1980年的33岁、26岁、23岁、22岁增加到2015年的46岁、43岁、40岁、41岁,人口在快速老化,经济增长率在快速下降。欧盟、美国的中位年龄也从1980年的33岁、30岁提高到2015年的43岁、38岁,经济增速也有所下降。加上中国大陆的经济占全球比例在提升,日、港、台、韩作为整体,经济占世界比例从1995年的20.8%下降到2016年的9.5%;欧盟、美国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2003年的60.3%下降到2016年的46.3%。
   
   在2004年之前,与日港台韩、欧盟、美国的贸易一直占中国大陆总外贸的70%以上。这些地区的经济减速,使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66%不断下降到2016年的37%,东南沿海的经济优势下降。而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从1980年的8%,上升到2006年的27%、2016年的80%,经济从过去的出口驱动转变为内需驱动。而人口和消费中心仍在中西部,内需给中西部带来了机遇。并且西部地区的生育率高于东部,人口结构年轻,劳动力相对丰沛。这些因素驱动中国经济中心在2006年开始西移。
   
   日本、欧盟中位年龄将增加到2030年的52岁、48岁,2050年的55岁、50岁,人口占全球比例也将下降,GDP总量占全球比例必将继续下降,给中国的经贸机遇将继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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