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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一定要西伯利亚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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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才会往马来西亚这个的低处流
·水才会往马来西亚这个低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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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如提倡尊重知识、为“臭老九”脱帽、恢复高考(取消领导批准)、开放自费留学,等等,不必赘述。
   
   (三) 如何接受苏联解体经验教训?
   
   在那个关键时刻,中国决策者采取的态度不是“兔死狐悲”,而是与之切割开,提出的经验教训是:因为他们没有改革,没有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所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改革开放,改善人民生活。于是而有著名的“九二讲话”。对外关系强调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转移。继续重申:不当头,永不称霸,韬光养晦。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不当头”的含义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后,克制自以为引领“主义”“舍我其谁”的冲动。这一明智的决策,使中国经受了考验,继续前进,而不是倒退。
   
   以上粗略概述笔者体会的几点促成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因素,在今天的形势下特别值得强调。
   
   当然还有开放市场经济,农业包产到户,农民进城务工,承认民营企业、利用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努力与国际接轨,参加WTO……,才有后来的GDP连续上升。这方面方家论述汗牛充栋,姑从略。
   
   步履维艰,阻力何在
   
   18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国的现代化前赴后继,但是似乎总是走不上康庄大道,往往进两步,退一步,或进一步退两步,甚至大倒退,走上歧途。在“崛起”的呼声高涨的今天,又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险阻。前一节提到的几个亮点,似乎每一项都在反转。何以至此?
   
   历史痼疾
   
   自“睁眼看世界”以来,每一轮的变革遇到的挫折,有一以贯之的相同点,近二百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1. 永远在“急起直追”之中。由于痛感落后差距之大,需要“迎头赶上”,急功近利成为惯性,把民间智慧“磨刀不误砍柴工”丢弃一旁,就是不肯下磨刀的功夫。行“拿来主义”,貌似捷径,称之为“后发优势”,实则为劣势,因为创造发明的艰苦探索不能由他人代劳,真正的“秘笈”并未学到手,结果每一个阶段都是夹生饭,而且永远在追赶之中。
   
   2. 未能以法治代替人治。重大改革措施依赖掌权者的意志和权威,通过政策、法令推行,而未能以立法固定下来。而况整个法治体系未能建立,即便有法也可以凭长官意志选择性执行。无论多“英明”的决策,免不了人亡政息,甚至前功尽弃。
   
   3. “体用”的情结挥之不去。改革到一定的程度就遇到“夷夏之辨”的坚硬内核,对“西化”的拒斥和恐惧油然而生。在士大夫是文化观念问题,在当政者更是特权利益问题。“拿来”器物或制造器物的技术(不是科学)非常顺利,而进一步触及现代文明的制度和思想文化,就百般阻挠。在这方面头脑清醒的先行者往往境遇不佳,甚至蒙上“叛徒”、“汉奸”的污名。从晚晴的郭嵩焘到今天,都是如此。
   
   4. 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走向社会公正,普惠黎民百姓,包括物质和精神,包括人权和尊严,还是实现大国、强国梦?与外国交往重面子,还是重实惠?“宁予外夷,不予家奴”,一掷千金实现万邦来朝的“盛况”,对温饱尚未解决的小民有何意义?与此有关的,就是一切施政的目的是保民,还是保官,保权?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就失去方向。
   
   5. 官民关系主次颠倒(民当然包括商)。这是最根本的。归根结底,谁是国家的主人?谁养活谁?实质上,从亿万富翁到升斗小民,都需要仰官府的鼻息。从晚晴以来,不论名义上如何称呼,终究是专制制度,没有健全的法治。只是有些时期内乱、外患,削弱了官府力量,客观上掌控力不够强,没有达到无孔不入的大一统,舆论没有全部归顺,执政者还有所忌惮,所以民间力量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一度思想活跃,文化多样化。
   
   除了历史的痼疾之外,还有几点新因素:
   
   1)曾经一度从理论到实践消灭私有制,倡导阶级斗争。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四十年前启动的一轮改革必须解决对私有资本合法性的承认问题;
   
   2)权力空前集中,官府掌控能力空前强大而无孔不入;
   
   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前三十几年改革开放积累了空前丰富的资源,支撑了上述第4点的虚骄的“强国梦”。不受监督的权力与资本结合达到空前强大。
   
   4)“体用”的含义,最初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薛福成语)。现在“体”是什么?有好事之士正在致力于把两千年前祖宗之学与后来新认的祖宗——一个十九世纪的西方人——180年前的部分言论相结合,经过裁剪,任意诠释,迄今尚未见能令人信服的“体统”。
   
   这些新旧病源四十年前的改革都未解决,留下倒退的隐患。当时为克服阻力,提出“不争论”、“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务实的取向对扭转积弊,跨出第一步有其必要性,但是许多基本观念没有取得共识,在继续前进中没有进一步澄清思想。例如:
   
   ——私有财产问题、民营企业与国企的地位问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始终未有定论。官方“调子”时松时紧,忽而打压,忽而优沃有加,都带有权宜之计的性质。在私有产业受法律保护的诉求上,亿万资产的企业与被城管粗暴驱赶的小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只是大企业家在得意时意识不到这一点。
   
   ——思想界乐道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事后证明也仅适用于一时,不久“两个凡是”就回潮,只不过主语随机变化,于今尤烈。说真话的权利又被收回。
   
   ——在大家记忆犹新,最易取得共识时,未能彻底否定“文革”。仍为尊者讳,特别是没有从制度上总结教训,以致这样一场祸及全民的浩劫,竟在一代人中被遮蔽,被努力忘却、淡化,甚至似曾相识的言论、思维方式又在某种契机卷土重来。
   
   ——在旧的信仰和阶级斗争为纲的价值体系崩塌以后,没有建立新的全民认同的价值体系,实践与理论严重脱节。饱受匮乏之苦的十几亿人追求丰裕生活的欲望和才能一旦释放出来,产生无比巨大的能量,创造了无比巨大的物质财富,而另一方面精神贫乏,导致拜金主义盛行、腐败丛生、特权横行。在社会矛盾尖锐化时,人们向往平等廉洁的“好时候”,却无新的精神资源,新的途径,只能凭记忆,或传说的神话向后看。正如晚晴以来屡次发生的现象:清醒的、符合常识的、道出真相的言论被封杀,人物被污名化。无数次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为祸国殃民的,从义和团到“文革”式的反理性、反常识、反逻辑的思潮,竟然在21世纪的后工业化时代又有了市场。
   
   ——急功近利,不肯下功夫磨刀之苦果,已在今年多起轰动效应的事件中突显出来,不必赘言。
   
   然而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或称数字经济时代,聪明的中国人也已“迎头赶上”,在某些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结果如一畸形的巨人,一只脚跨入后现代,一部分头还在前现代,形成巨大张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几十年所享受的、历史上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机遇有失去之虞。
   
   所有这一切都呼唤根本性的变革。这是中华民族兴衰所系,是十几亿中国人福祉所在,而不是应付和迎合外部的压力。不过“祸兮福之所倚”,在内部动力不足,或阻力太大时,外部压力也许反过来起助力作用。大门已经自己打开,绝不是像180年前那样被炮舰轰开。一代、两代的中国人是在睁眼看世界中成长,在与国际接轨中前进(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不可能回到闭关锁国。如能认真继承先辈的宝贵遗产,吸取失败的教训,21世纪的中国人无论如何应该比19世纪在思想上有所长进,是所至祷。
   
   谢选骏指出:资中筠《弃旧革新是民族兴衰所系,不是应付或迎合外人》一文呼吁“弃旧革新”,这当然合乎“君子日新其德”的中国精神,但是从其出处,那是一种君子政治——《周易》曰:君子日新其德。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是中国现代所流行的,却是小人政治乃至痞子政治,其要害就是“应付或迎合外人”,远的不说,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如此。毛泽东迎合苏联,邓小平应付美国,都不是真在日新其德。资中筠梦想小人政治、痞子政治发扬君子精神、贵族精神,可能吗?毛泽东、邓小平都已先后拒绝并且作古了。
(君子政治与小人政治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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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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