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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政治与小人政治

谢选骏:君子政治与小人政治
   
   《周易》曰:君子日新其德。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资中筠:弃旧革新是民族兴衰所系,不是应付或迎合外人》(2019/02/08转载天则经济研究所)报道:

   
   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或称数字经济时代,聪明的中国人也已“迎头赶上”,在某些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结果如一畸形的巨人,一只脚跨入后现代,一部分头还在前现代,形成巨大张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几十年所享受的、历史上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机遇有失去之虞。
     
   方今“改革开放四十年”是热门话题。在当前形势下,“反思”是关键词。反思什么?为何总是进进退退,道阻且长?前进的步伐不谓不大,而倒退的危险始终存在,甚至一不小心可能前功尽弃,何以故?
   
   这方面论述林林总总,其中不少真知灼见。本人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就几点个人的感受,略述一得之愚。
   
   前人的功绩不可抹杀
   
   首先,中国向着现代化方向的改革开放绝不止40年,应该至少是近180年,常听到的一个说法:中国用了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道路,这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无视前人的努力和贡献,如果扣个帽子,应该算是“历史虚无主义”。
   
   再早的姑且不论,从鸦片战争后一批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算起,至少已经走了近180年。在这期间一大批先行者做出的努力、牺牲和贡献,造成光辉而悲壮的历史,不容抹杀,值得敬畏。前人的成绩是今天继续前进的基础;而原来阻碍前进的因素也顽强地存在,仍然起着阻碍的作用。前人已经解决的、克服的,又不断回潮。中华民族的劣根性积重难返,现代化任重道远。
   
   何谓现代?一般以工业化为分野。工业社会以前的农耕、狩猎、畜牧等等为“前现代”。工业化绝不止于产业革命由手工到机器生产,而包括与之相配的整套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根本性的变革。
   
   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曾经光辉灿烂的文化,农耕文明悠久而成熟、精致,代表着一个高度。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相遇时,已经落后。从何时起落后?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大体上从14-15世纪,也就是欧洲走出中世纪,而中国还在皇朝往复中停滞不前。曾经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正成为阻碍变革的沉重包袱。
   
   因此,现代化与开放分不开,没有国门的打开不可能产生根本的变化。而这个开放,就是向欧美早发达的国家开放。180年前如此,40年前亦复如此。只有在中国的大门打开,面向当时先进的西方之后,现代化进程才得以开启。因此,一百多年来,每一轮的现代化改革都与开放分不开。
   从教科书上学到的,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打了一系列败仗,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以一部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这种概括十分片面,既是对前人的不公平,也不足以客观对待历史,认真吸取经验教训。
   
   姑且不论这些战争是否非打不可,哪些是可以避免的,以及当政者一连串的误国举措。只说客观上所有这些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起的作用就是开放门户,刺激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觉醒,开始有民族国家意识,在不同程度上唤醒了一批知识精英,不但引进现代科技和先进的经营模式,促成了从无到有的初期改革和建树,而且开辟西学东渐,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吹进新风、开启民智,落实到行动上的洋务运动和走向宪政的努力,尽管那些努力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其所起的奠基作用功不可没。
    
   直到世纪之交庚子之乱,清皇朝已经腐朽昏聩到那样的程度,在朝中还有一批有眼光、有担当的高官,认识到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戮力图变、图强。有拼死力谏的京官,有敢于“乱命不从”,保住大片国土免受蹂躏的封疆大吏。在野则新潮汹涌,出现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革新而奔走呼号的志士仁人。在这过程中不论朝野都出现了以命相搏的烈士。在外强逼迫、朝野合力之下,最高掌权者也终于接受变法、立宪。不过已经太晚,革命爆发。
   
   辛亥革命以后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这段时期是中国全面开放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时期。教育、实业、新闻、出版、文化、社会风气,乃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都全面走向现代化。现在有所谓的“黄金十年”(1927-1937)之说,并不确切,这个过程远不是从1927年开始,而是更早,至少早十年,第一次欧战发生之后,列强暂时顾不上东方,也给了中国发展的空隙。
   
   这二三十年中的口号是“XX救国”,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各方面精英人才辈出,奠定了中国各个领域自主自立,繁荣发达的现代化雏型。更宝贵的是思想活跃,当时世界各种思潮都进入中国,一度形成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仅民族工业一项,在短短二十年中日常生活必需的轻纺、日化以及食品工业实现国产化,去掉“洋”字(如“洋火”、“洋布”、“洋蜡”、“洋灰”……等等),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贵的是,这个成就不是靠人为的“抵制洋货”,而是靠以价廉物美的产品占领市场实现的。在社会结构上出现了新兴中产阶级。尽管百年积弱,在内忧外患中屡遭挫折,其为后世造福有深远的影响。(详见《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实业家》,《经观报》2018.月。日)
   
   最近一轮改革开放
   
   在经历了众所周知的曲折弯路以后,最近一轮改革开放从1978年算起。这是经历了一场人为的大浩劫之后的重建,称作“拨乱反正”,实际上是在一切领域回归常识、回归正常生活,恢复正常人性、人伦。
   
   “前三十年”,也不可一概而论,初期亦非毫无建树,“阶级斗争”时紧时松,经济建设一直在日程上,人民生活总的有所改善。到1957年那个特殊的春夏之交之后,国内国际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浪高一浪,建设全面逆转,日益丧失理智,直到1966年之后达到高峰。对外“帝、修、反”一起反,达到彻底孤立,却以世界领袖自居,不是引领现代化,而是倡导“世界革命”,在“自力更生”口号下闭关锁国,经济上脱离世界发展的潮流;在思想文化上“封、资、修”一概否定,“在一切领域实行专政”,文化形成沙漠,经济濒于崩溃。
   
   1976-—1978年是大转折。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同时进行,相辅相成。以后的三十多年中实现了经济腾飞,大面积脱贫成绩显著,其中挫折也是一代人心中之痛,不必详述。仅略述几点促成进步的亮点:
   
   (一)对外战略
   
   1. 对时代的看法:一切对外政策和行动的基础就是决策者对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的看法。简单化地说来,前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之前:延续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灭亡;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就告灭亡,共产主义就实现了。这一理论在中国发展为:“不是革命消灭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最后消灭资本主义”。二战后,特别是到60年代,亚、非民族独立运动兴起,被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所以给予大力支持。之后:逐步转变为“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世界大战可以避免。
   
   这样一个180度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达成的,在高层经过几年的时间慢慢达成共识。要点是:承认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在衰亡,西方国家并非以灭亡中国为目标,世界革命不会马上到来,两种制度可以和平共处,还可以共同繁荣。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才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才能敞开大门,全方位地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个效果我们已经看到了。
   
   2. 对谁开放?对西方,主要是美国。
   
   以前并不是完全没有开放过,在“一边倒”,与苏联尚未反目之前,可算“半开放”。后来又划分“三个世界”,以不发达国家和革命组织为友。所以真正的开放,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
   
   尼克松访华,中美解冻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没有这个开头,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要改变可能阻力要大得多。毛与斯诺谈话在全国一直传达到基层,这个大逆转只有作为“最高指示”在当时“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的气氛下才不会遇到对抗。不过当时联美是为了反苏,有策略性质。并没有改变对战争的看法,还继续“深挖洞、广积粮”,只不过把最危险的战争来源由美国变为苏联,根据集中对付一个敌人的原则而有此决策,更重要是美国正在考虑转变对华政策,是双向的。
   
   “改开”以后对美是作为大战略,不是策略,坚定不移,并与国内改革紧密结合。证据之一:有一次清华张光斗教授在与共青团的讲话中仍根据老调子,说对美是策略,反帝原则不变。邓小平借一次接见外宾之机,重申与美国的关系是大战略,点名说那位教授的讲话是“胡说八道”。事实上,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整个对外关系的一盘棋就活了。日本、加拿大以及其他与美关系密切的国家都争先恐后,先于美国与中国建交,联合国席位问题也先于尼克松访华而解决。
   
   反霸条款”的意义
   
   现在一般人不太注意的是奠定中美关系的《上海公报》中的“反霸条款”: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其具体所指在美方是收缩战线,陆续减少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例如停止越南战争、撤出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减少在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军事基地(包括把冲绳归还日本);在中方则是停止输出革命,亦即不再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反政府武装斗争,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在这一地区称霸的野心(此后中国也真的实行了)。“其他国家”显然主要是指苏联。这一条款非常重要。因为美国原来对华的“围堵”政策的依据就是防止中共的革命蔓延到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这样,一个造成两国敌对关系的关键性的现实因素就排除了。以后与美国的《建交公报》和关于售台武器的《八、一七公报》以及1978年与日本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都重申了这一原则。
   
   (二)解放思想:真理标准的讨论。
   
   核心在取消“两个凡是”。也就是任何人的思想言论都不代表真理,都应以实践来衡量。反对个人崇拜,把人造的神从神坛上拉下来,还原为人。既是人,就可能犯错,不必言听计从,可以揭露、批判。这一思想解放在当时产生的实际效应,一是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受迫害的幸存者得以恢复正常生活;二是以实践为标准,崇尚务实,打破了诸多阻碍经济改革的教条迷信。更重要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说真话的权利,使人们从谎言中清醒过来。这里用了“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制词,因为这一权利始终没有完全恢复,以至于“真话不能全说,至少不说假话”成为名人名言。不论如何,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真话率大大提高,文字狱显著减少,有人比之于一次“再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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