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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认识的NED

谢选骏:你所不认识的NED
   
   网文《于大海:我所认识的NED(2018-12-11,2010年十月六日版本)报道: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成立于1984年,是美国在世界各地促进民主、人权的一个主要机构。NED的经费由国会核批,再由美国国务院转拨。近年来NED每年从国务院获得的经费,约为一亿三千万美元。

   
   我是1990年开始和NED打交道的。那年余英时、陈一咨发起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简称CMC),陈一咨出任研究中心主席,我担任副主席,主持CMC在纽约的办公室。我代表CMC从NED申请到了第一笔经费。此后我虽然对NED有过意见,却也一直很珍惜NED对民运的支持。可惜的是,最近一年里,我发现NED已异化成了一个凌势欺人、蛮不讲理的团体,背离了里根总统倡导成立NED的初衷。
   
   FHRDC风波
   
   我先讲我对NED的一点“旧怨”。八九民运后,众多海外民运团体都找NED要钱。NED疲于应付,帮助组建了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简称FHRDC),指望通过FHRDC来支持各民运团体。NED的这个做法很不成功,因为这个基金会没有能力公平对待各民运团体,也没有能力管好自己。1991年我和多位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的理事联手,着手处理FHRDC的弊端,并向NED作了通报。NED雇人查FHRDC的帐,但FHRDC的执行长廖大文拒不合作,结果查帐的人只好告诉NED说,FHRDC的帐无从查起。虽然我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被NED当成了“麻烦制造者”,但廖大文对查帐的抗拒,似乎使NED的态度有所改变。1993年初,NED请我们几个主要当事人去谈过一次FHRDC的事。记得NED的项目主管黑格女士当时说,NED不该一下子把几十万美元的经费交给没有管钱经验的人。虽然FHRDC的事后来不了了之,NED能有这一点认错的态度,也算不错了。
   
   NED支持北京之春之始
   
   1993年海外民运发生分裂后,我和胡平、薛伟退出中国之春杂志,另办北京之春。北京之春很快得到来自台湾的支持。为了广开财源,也为了巩固北京之春的地位,我于1993年代表北京之春向NED提出了经费申请。当时有关民联、民阵、民联阵的纠纷方兴未艾。虽然北京之春是新成立的,严格说不是纠纷的一方,但我们几个人都带有强烈的色彩。此时要NED支持北京之春,也是勉为其难。结果如我所预料的,NED没批。1995年我又试了一次。这次我只申请了向大陆寄北京之春简讯的邮费一万多美元,指望由此先开一个头。NED的高宝玲对我说,她会建议NED批准这个申请。但她不久又告诉我说,NED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对1993年民运分裂的两方均不支持。我觉得这个规定不合理,也认为这个规定不适用于分裂之后才成立的北京之春。但我肯定高宝玲的坦率。
   
   1996年我回普林斯顿大学写博士论文,胡平接任北京之春主编。此后十几年里,我一直没多过问杂志的编务。2000年陈水扁上台,台湾政局剧变。来自台湾的对北京之春的支持,也很快面临终结。为了杂志的生存,我再次和NED 联络。我去华盛顿拜访了黑格女士。我对她说,现在北京之春急需NED的支持,希望NED不再坚持不支持北京之春的那个不成文规定。结果NED从2001年年底开始支持北京之春。NED的第一笔经费只有四万美元,但此后几年里不断增加,最高达到近二十万美元。
   
   CMC的改组
   
   2009年夏天,李少民、陈一咨先后和我联系,希望我过问CMC的事。此时陈是CMC董事长,李是董事,他们都对CMC主席程晓农有意见。李是我北大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陈是我八十年代中期就结识了的老朋友,他们找我帮忙,我实在不好袖手旁观。陈、程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这年春天被一个纪录片版权的问题激化了。我给程晓农打电话,想看看能否帮着化解矛盾,但马上发现几乎不可能。到了十月初,程辞去了CMC的所有职务。
   
   NED对CMC的资助,2009至2010年度为二十三万余美元。对为什么NED会给CMC这么多钱,我至今搞不清楚。CMC每年只出四期当代中国研究,其它活动几乎没有。相比之下,北京之春每年出十二期,并且组织许多活动,而NED对北春的支持,却只有十四万多美元。
   
   程晓农辞职前三天,NED的高宝玲通知CMC的主要人员说,鉴于CMC有内部争端,NED停止对CMC拨款。此外,CMC所有与NED经费有关的文件均由“程晓农博士”保管,“非经NED事先许可不得转移给任何人”。
   
   程晓农辞职后,CMC进行了改组,李少民接任主席,我则抵挡不住陈一咨的劝说,同意担任CMC秘书。我们此时都期待NED尽快重新向CMC拨款,并撤回文件由程晓农保管的要求。毕竟,内部争端已不存在,程晓农也已没有任何CMC的职务。
   
   NED的持久沉默
   
   我和李少民很快把CMC改组的事实告诉了高宝玲。但高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对李少民不久后提出的恢复拨款、撤回对文件转移的禁令的请求,高宝玲同样不予回复。
   
   李少民接任主席后不久,就到CMC开户的银行去办手续。他惊讶地发现,程晓农2002年背着主席陈一咨到银行改签字权时,竟谎称他是CMC主席。2005年,程晓农再次对银行谎称他是CMC主席。李少民将此事告诉了高宝玲,但高毫无反应。
   
   2009年12月,程晓农移交了若干CMC文件。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在提交给NED的经费申请里,谎称他“完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计划”("finished his Ph. D. program at Princeton University")。对高宝玲称程晓农为博士,我们以前以为只是口误。这时我们才明白,这是程晓农误导的结果。我们把此事告诉了高宝玲,但她仍然毫无反应。
   
   到了2010年初,我们在检查CMC银行报表时发现,程晓农2007年付了6000余美元给一家车行。我们将此事告诉了高宝玲,但她仍是毫无反应,只是在李少民打电话去时说,程晓农告诉她这笔钱已经还了。实际上,程晓农自己的说明是,因为他为CMC付了其它钱,所以这6000余美元他不用还。他为CMC付的什么钱呢?程晓农对此无所奉告!
   
   我们当时以为她事情多,顾不过来。但后来的发展表明,高宝玲沉默的原因,主要是她对李少民和我有意见。
   
   NED停止支持北京之春
   
   从2001年起,我每年都代表北京之春向NED提出经费申请。2010年一月,我和往年一样提出了申请。NED的一般做法,是由工作人员决定每个项目该给多少钱,然后上报董事会正式批准。董事会每季度开一次会,会期只有几个小时,但每次会都要批几百个项目。因此,工作人员向董事会的建议,实际上是决定性的。前几年NED董事会开会前,高宝玲都打电话告诉我NED工作人员准备向董事会建议批多少钱给北京之春,并请我按她提供的总数重新提交一个预算。2010年的申请递上后,高宝玲一直没和我联系。我以为NED的做法有所变化,并没有很在意。到了三月二十六日NED董事会开会后,NED突然发来通知说,NED这次只批了六万美元,使用时限是六个月(到九月底为止),并且NED以后不大可能再支持北京之春。
   
   我马上想到,这是高宝玲把因CMC的事对我的不满转移到了北京之春上。对高宝玲为什么这么久不回答我和李少民提出的问题和请求,我也一下子明白了。她不是忙,而是对我们有意见!有什么意见呢?最合理的解释是,因为NED的钱是她同意给CMC的,我们揭露程晓农的问题,也就同时暴露了她的工作失误。但我们起初并没有责怪高宝玲的意思。NED一年支持一千余个项目,难免出现工作失误。NED只要愿意纠正失误就可以了。我们通过正常渠道,用很温和的语气向NED反映问题,难道不应该吗?我认为我们没做错事,而高宝玲对我们有意见,才是没道理的。
   
   即使对我们有意见,高宝玲也应该照章办事,恢复应该恢复的对CMC的拨款,撤消应该撤消的关于文件转移的禁令。因为对我们有意见就对CMC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就属于挟怨报复了。如果因对我有意见而停止NED对北京之春的支持,那就更是滥用职权了。
   
   除了高宝玲挟怨报复,我想不出NED停止对北京之春支持的别的理由。这之前的一年里,北京之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2009年三月,北京之春主办了纪念西藏抗暴五十周年的集会。集会的参加者超过五百人。2009年五、六月,北京之春积极组织、参与了十多项“六四”纪念活动。2009年七月的乌鲁木齐骚乱发生后不久,北京之春便邀请了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到纽约演讲。北京之春的编务、网站、财务管理也都运作得井井有条。NED对北京之春的工作没提出意见。实际上,热比娅访问纽约后,高宝玲还特意对北京之春表示了赞赏。
   
   有关还是无关
   
   因为高宝玲是NED的副总裁,我对她有意见,只好向总裁格式曼(Gershman)提。2009年四月,我写信给格式曼,列举了高宝玲在处理CMC问题时的失误,并表示我觉得NED停止对北京之春的支持是高宝玲挟怨报复的结果。经过我几次追问,NED才在两个多月后回复说,NED有关北京之春的决定与我参与CMC的事务无关。
   
   真的无关吗?我看不象。至少有两个对情况相当了解并在事后与高宝玲接触过的人认为,其实是有关的。假如真的有关,我们就该面对两个问题。第一,NED是如何作出“无关”的结论的。是NED没有好好调查研究,还是NED罔顾事实呢?
   
   第二,如果有关,那么我于大海究竟做错了什么?我不过是出于公心,心平气和地向高宝玲反映了程晓农的问题而已。我反映的问题都是证据确凿的。难道向NED反映问题就是大逆不道?!反过来说,如果我于大海没做错事,那么高宝玲因为我反映问题而使NED停止对北京之春的支持,难道不是滥用职权吗?!
   
   有人认为,虽然NED停止支持北京之春与我反映问题有关,我还是不该给格式曼写信,而应该委曲求全,以北京之春得到NED支持为第一考虑。我不能同意这种意见。承认有关,也就是承认高宝玲滥用了职权,就是承认北京之春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此时不去指出高的错误,那么北京之春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我们办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都得到过台湾的支持。但我们和台湾的关系,一直是合作者的关系。我们从来不是台湾的奴才。时至今日,我们也犯不着去做高宝玲或NED的奴才!
   
   我没有本事调查NED。既然NED说无关,我如果还想追究,只有到别处抱怨。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做,一件怪事就出现了。一位朋友告诉我,NED的一个工作人员说,停北春经费的理由是,国内稿费只占预算的百分之八,NED和北京之春讲了多年,但北京之春没有改变。这个工作人员刚来NED不久,她这个“讲了多年”的说法显然是听她的主管高宝玲说的。事实是,NED在决定停止支持北京之春前从来没讲过这个稿费百分比的问题,更没有讲过“多年”。按我的建议,这位朋友请NED将讲了多年的具体情况介绍一下,结果这位工作人员不作声了。我去问NED这个讲了多年的说法是怎么回事,NED同样不予回答。很明显,这个“讲了多年”的说法,是我指责高宝玲挟怨报复的后,高宝玲为了解释自己的行为而编造出来的。这和尼克松为遮掩水门事件扯谎,结果把自己带入泥潭是同一回事。问题是,NED对高宝玲编造历史,怎么可以听之任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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