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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谍报人员如何颠覆中华民国——文化战的范例之一

谢选骏:美国谍报人员如何颠覆中华民国——文化战的范例之一
   
   约翰·斯图尔特·塞维斯,汉名谢伟思(英语:John Stewart Service;1909年8月3日-1999年2月3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美国传教士家庭,是美国外交事务人员,曾随迪克西使团前往延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晚年积极推动“中美友好事业”。
   
   中共的“百度百科”对其介绍如下:

   
   
   “谢伟思”为其自取汉名。193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同年返华,在美国驻昆明、上海等地领事馆任职。1941年起历任驻华大使馆三等和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等职。1944年7月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前往延安,曾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赫尔利使华后受排挤,1945年6月因《亚美》杂志案受审,同年9月被宣告无罪。后任驻日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等职。50年代受到麦卡锡主义严重迫害。著有《亚美论集:中美关系史上若干问题》等。
   
   传教士之子
   谢伟思(1909-1999)的父亲是浸礼会传教士,1905年携妻来到中国成都创办基督教青年会。谢伟思是家中长子,1909年8月出生于成都,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1岁时随父母迁往上海,就读于那里的美国学校。全家返回美国后,谢伟思在国内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青年谢伟思立志从事外交,1933年通过美国国务院的资格考试,1936年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成为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青年才俊,是美国外交界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1938年,谢伟思被调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副领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谢伟思又被调往重庆,任大使馆三等秘书。晚年在与有关研究人员的通信中,谢伟思曾透露:在1942年秋,他已经逐渐意识到,大多数美国人通过官方渠道得到的对中国的看法,过多地集中在国民党和蒋介石家庭身上;而被国民党封锁隔离的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可能在将来的中国发挥重要的作用。
   美国援华抗战期间,解放区军民积极救助美军飞行员。为了将来更大规模对日作战的需要,谢伟思等人提议与控制着广大敌后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一条联系渠道,以保证被救助的美军飞行员能够迅速回到后方。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美国在战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地位,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以便在战时和战后与美国方面进行合作。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阻挠,这一计划迟迟得不到实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对抗战再次转向消极。约瑟夫·史迪威出于尽早击败日本、结束战争、减少美军伤亡的目的,对蒋的表现甚为不满。中共武装对日军的有效抵抗使史迪威有意充分利用这支力量,便提出派人去延安实地考察,但却遭到蒋介石的反对。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访华,在为华莱士访华准备的备忘录中,谢伟思提出,美国应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援助与合作,同时改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他“建议美国政府实行一项把有条件的支持和政治压力结合起来的政策,以扩大中国政府的基础”。在华莱士和高斯、史迪威的努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考察。1944年7月,美军派遣以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新、三等秘书谢伟思等组成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进驻延安。谢伟思被委任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政治顾问”。
   
   迪克西使团
   194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接到董必武发自重庆的电报。电报说:“美观察组头一批九人,定于二十日飞延。成员包括包瑞德武官、医生卡斯伯格、二十航空队的多伦、美军司令部的谢伟思、十四航空队的斯特尔,及四名军事人员。任务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他们主要商量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建设机场问题,了解我实际情况,观察我与苏联的真实关系。人员包括有陆军、航空、电讯、医药等方面的人。”22日,观察组的专机飞抵延安。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后来,包瑞德在写给上司的报告中说:“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谢伟思在延安一住就是近三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多达50余次。毛泽东多次对别人讲,谢伟思等人是他的朋友。他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去延安开会和汇报工作的中共将领,如陈毅、林彪、聂荣臻等。毛泽东在和他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并希冀美国作出积极回应。毛泽东的谈话由谢伟思及时、详尽地报告给美国政府,然而却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被束之高阁,尘封了24年。
   谢伟思根据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在报告中这样写道:“美军观察组人员及迫降的美空军人员几乎访问了华北和华中所有重要的中共控制区。他们的所见所闻证实了中共所声称的对敌占区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迄今,对我们证实这点帮助最大的是从这些地区被护送到安全地带的大批美国空军人员(现有70名)。”“从他们的获救处到达终点,有些飞行员在中共控制区内行进约1000英里(约1600多公里)。他们在抗日军民护送下从山海关附近毗邻满洲的海滩途经北平抵达延安。在苏北着陆的另一些人穿越苏皖两省到达安全地带。还有一批人从与南京隔水相望的江北被送到山西。中共曾在上海、汉口、广州、南京和太原附近(均为日军占领的要地)解救了美国飞行员。他们在离日军机场和碉堡咫尺之遥处安全着陆后,穿越日军控制的铁路线多达百次。不言而喻,要将盎格鲁—萨克逊人在中国偷偷转移是很难的,除非要穿越铁路和离日军近处。然而,事实上,所有的遣送行动都在光天化日下进行且无需遮掩。一路上,庆祝会、欢迎会和演讲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根据地的报纸不断提到这些过路客人,有的飞行员连美国军装都懒得更换。以下结论无疑是正确的:1.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关于他们控制了华北和华中地区广大农村的说法总体上是对的。2.我们过去一向将这些地区统称为‘日占区’的提法要修正。日军只控制了点和线,其余广大地区实为我方势力所控制。”
   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谢伟思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在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多次交谈后,谢伟思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很想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共也想在战争结束后,在经济方面与美国人合作。 同时,延安与重庆的强烈的反差也使他更为厌恶国民党政权。谢伟思的观点在当时在华的美国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费正清后来也回忆说:“在1945年,许多美国人认为,如果当权的政府垮台,中国人还好过些。”
   针对蒋介石和美国国内有些人宣扬中共是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的诬蔑,谢伟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和精辟的分析给予了有力驳斥。他在报告中说:“目前在延安仅有三名俄国人,其中一位是名叫奥洛夫的外科医生。他自己说他不是职业军人,只不过是在1938年应征入伍而已。他于1942年获准离职三年,并在11月乘最后一架俄国飞机抵达延安。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外科医生。他带来了一些新的医疗技术,终日在延安中央医院忙于做手术。另两名俄国人是‘塔斯社’代表,于1942年来接替他们的前任。在延安,没有任何人把他们当成重要人物。他们来时不会讲中国话,现在也说不好。他们身上毫无‘中国通’的特征。他们看上去和中共主要领导人并不熟悉……事实上,除非在重大社交场合,他们很少露面,即便出外活动,也消失在普通人群之中。在中共控制的所有地区内,除了从像天津那样的城市来的白俄难民外,看不到其他俄国人,而这些白俄总是被当作潜在的日本间谍受到特别的怀疑和监视。”
   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达官贵人醉生梦死、夜夜笙歌,等级森严、特务横行的重庆来到延安,谢伟思不禁觉得耳目一新。我们还是引述一下他在报告中对抗日根据地描述的片断:“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长在中国的军官说:‘我觉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国气息。’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另一种气氛。在他们的谈话和行动中看不到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无论官员和平民在对待我们抑或中国人自己彼此相待时均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和友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受到广泛的尊敬。他们平易近人,没有人在他们面前奴颜婢膝。他们经常和大众打成一片。在重庆经常看见的动辄岗哨林立、如临大敌的紧张局面在此一概不见。一眼望去,延安没有警察,也很少看见士兵。没有乞丐,没有极端贫困的迹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非常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种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式的制服。在穿着、生活和娱乐方面看不到奢华和铺张。”关于延安的抗战气氛,谢伟思写道:“这里充满信心。战争是近旁和切实的存在。没有失败主义,而只有信心。没有对战争的厌倦情绪。”
   
   建议与中共合作
   谢伟思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只是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但他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真挚的同情。他心中充满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1944年,赫尔利接替高思任美驻华大使时,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已从“援蒋但不反共”转向表面“中立”,实际上单方面支持蒋介石。谢在此后的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鉴于蒋介石在战后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这样做更有其必要性,这叫做“未雨绸缪”。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谢在1945年2月28日为大使馆起草的有关中国局势给国内的一份电报(当时,赫尔利回国述职。使馆几乎全体外交官在临时代办小艾奇逊的主持下,联名向国务院发回了这份被赫尔利称为“反叛”行为的著名电报)中是如此阐述这样做将会起到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样的政策将会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欢迎(当然,国民党统治阶层除外),并提高美国的威望。孙科本人就曾对一位负责的美国人说:‘如果美国径直通知蒋而非先征求他的意见,说美国决定援助中共和抗日游击力量,则将会迫使蒋和中共达成妥协。’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要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主要在于国民党自身进行改革而非相互作出让步。他们还不无道理地宣称:美国的‘不干涉’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支持中国当前保守的领导人。如果我们采取这种基于接受中国现实的政策,则我们可以指望得到中国各派力量在对日作战中的合作、使中共倾向我们而不至于投向俄国人的怀抱。这样做还能够使国民党明白,他们当前明显在制定的内战计划是不可取的,从而导致产生有利于统一的某种和平局面。也许这种统一眼下不会完整,但却会给未来实现充分的民主制造和平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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