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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宣言》导读(四)一树立罪错思辩这第二种思辩方式是一个关键

一,引言
   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秘书李锐,2019年2月16日晨在北京离世,终年101岁。
   德国之声文章《一生坎坷 诤言灼谏 毛泽东秘书李锐去世》写道,“李锐晚年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其中共党史以及毛泽东研究专家的身份。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完成了《庐山会议实录》、、.等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评论其"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曾写道:“李锐的一生是一个奇迹,、、.”(美国之声)
   北京独立历史学者章立凡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李锐先生是中共体制内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对毛泽东和中共体制做出如此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因为他也是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同时他是一个体制的批判者,而且,他的批判的深刻程度,我觉得超过了其他人。”(葫芦:李锐先生辞世)

   象对口相声里的一个逗哏和一个捧哏组成的老搭档那样,在海外民运网站中近多年来也活跃着一对老搭档,一位是反二代(历史反革命的第二代),一位是右二代(大右派的第二代),他们说东说西,评这评那,吸引了无数的观众。但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俩说的对不对呢?
   因为社会上非常多的观点之争,其实都可以归结到各自的近现代历史史观的争斗。他们俩的各自的近现代历史史观又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只能告诉众人,我没有那种兴趣去探讨每一个人的历史史观,同时,他们俩都不是专业的拥有关于中国近现代史有独创性论文著作的历史学家,一个是学哲学的,一个学历史专业的,但没有自己的独创性论文著作,只是写了许多有关其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又平反的回忆之类文章的那么一个人,却为好多有心人捧成的所谓的历史学家。但他们俩分别发表许多文章,自然而然当你一读到他俩文章之时,必然地会连联想到历史反革命和大右派,甚至把他俩当成是历史反革命和大右派的代表呢。
   我在此只是借用胡平和章立凡这两位老搭档对李锐之评议,来敦促这两位朋友能清晰地虑清一下自己的历史史观,特别是胡平应该明确地清晰地向众人公告,对镇压历史反革命这一事件,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第二代的胡平,以前的认识我们可以在现在认识达到了标准的情况下不予追究,现在是怎样认识的,共产党的行动是正确的,是错误的,还是有罪的?章立凡应该明确地清晰地向众人公告,对共产党进行的反右斗争这一事件,一个大右派的第二代的章立凡,现在是怎样认识的,共产党的行动是错误的,还是有罪的?同样的是,对章立凡以前对反右斗争这一事件的认识我们可以在现在认识达到了标准的情况下不予追究。但是,任何人都没有一种无限制耐心的等待,如果他俩还是置若罔闻、充耳不闻、视若无睹、置之不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公布所有的资料,再加上我们新写的评议,我看,若要到那时,就难堪了。因为去年四、五月份已经有过了一次在中文独立笔会的内部通讯上的交锋,敬请胡平不要健忘了。
   二,《二零一八宣言》是对《零八宪章》的本质性的超越。
   上篇《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三)中,我们讲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史观之争斗的核心问题,是中共党史是一部罪恶史。我们要问,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为什么如此多的从事民主运动的精英,象历史反革命的二代的胡平,大右派的二代的章立凡在八九事件都过去了三十年的今天,还是没有认识到,中共党史是一部罪恶史这一点,而仅仅认为,中共党史是一部犯错误的历史。与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所有传世的历史文献相比有一条不同之处,我提出的《二零一八宣言》有个重要和明显特点之一,就是要求,我们大家都应该尽快地树立罪错思辩这第二种思辩方式,去投入到新一轮对共产党的对决中。在这过程中,要求有一部分人,象历史反革命的二代的胡平,大右派的二代的章立凡等这样的精英率先树立起罪错思辩这第二种思辩方式,就是说,努力改变我们的早已习以为常了的思辩方式,即在原先仅有的对错思辩的第一种思辩方式,增加第二种罪错思辩的思辩方式。这就是我在上一小段中所讲的本义,或者说,也是本篇的主旨。故在本篇讲一讲,我,作为一位比胡平和章立凡两位略为年长,但经历却极不相同的一个平常人,是怎样认识到、树立起罪错思辩这第二种思辩方式的,以一种朋友交心的方式谈谈我的体验,供胡平、章立凡,也供大家参考。
   我再重复一遍,我提出的《二零一八宣言》是对刘晓波的《零八宪章》的一种本质性的超越。而这种超越的表现之一,就在于,在中国的舞台上,第一次全面地论证了,中共党史是一部罪恶史(《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三)的内容),要求树立罪错思辩这第二种思辩方式(《二零一八宣言》导读(四)的内容)。
   三,共产党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老百姓都说,共产党是邪恶党、罪恶党,这是七八十年代平反昭雪到反右时为何戛然而止的真正原因。
   大家都知道,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大地上平反昭雪之风盛行,人们从现时开始逆溯往前推,从彭德怀,刘少奇,直到反右,有些人开始提出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土地改革,镇压历史反革命事件等等,此时,实际的平反才走到几个大右派是否应该全部平反时,邓小平突然宣布,几个大右派必须保留,也就是说,反右斗争是正确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为什么会到此就结束呢?民众中自然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说什么因为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主要经办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脸面,故将为了要打击几个大右派,将之扩大到几百倍,几万倍。但没有人深入地思考事物背后的原因,和事物背后之背后的原因。
   真实的原因是,面对平反的洪流,邓小平害怕了,如果不刹车,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再逆溯往前的几个事件(特别是镇压(历史)反革命事件这一严重恶性事件),对于一个略懂一点法律常识或略有一点外国法律常识的人看来,更是荒唐无稽了。而反右斗争中,在开始定右派时,有很多人还觉得,是我本身就是右的嘛,有部电影也描述这同样的情节,象有几个人只是工资降了几级而已。殊不知,问题出在后期,将右派当成了刑法中的一条罪名,之后又逐渐升级,有许多人竟直是不堪启齿,而又有的要强多了,全国又没有一个统一规定。后来,又出了问题,右派又成了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专政对象之一类,子女不得升学等等。因为没有一个别的国家类同的案例可用来加以分析。因此,邓小平决心,自己冲在最前面,挡住平反的洪流,任你骂爹骂娘,在所不惜。所以,我邓小平只是承认有错,但我邓小平决不承认有罪,这就是邓小平的心理。邓小平,如同张飞长坂坡,据水断桥,没人敢逼近之。吓退了众人,也吓退了章立凡。章立凡主动书写的大量回忆,讲什么其父亲由于陈云的帮助获得了平反,又讲了其父亲如何为共产党贡献其最后的人生,就是没有写出一个罪字。
   至于事物背后之背后的原因则是,共产党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老百姓都说,共产党是邪恶党、罪恶党。
   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斗争,我们民运人士应该冷静思考一下,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然后加以深入地研究,制定正确的谋略和策略。经过研究我初步总结几条如下。
   问题的实质是,社会上非常多的观点之争,其实都可以归结到各自的近现代历史史观的争斗,哪一种近现代历史史观相对于另一种近现代历史史观是正确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要看在对决中,也就是,将它们放在各个相同历史事件中加以对比分析,看谁能有更强的串透力,或者说,看谁能有更强的逻辑性,看谁能有更强的说服力,看谁能有更强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取之为胜者。另外还有好多方法。
   制定正确的谋略和策略是,人类研究历史的路径大致有,逆溯往前推的方法,由始往后推的方法,来来回回的方法;人类研究历史的视角大致有,从国际向国内的方法;(从国内向国际的方法,我认为,此方法不适合,故不予采用)人类研究历史的学科视角大致有,对重要人物的思想史的研究角度,个体、群体和社会的心理学研究角度,法哲学的研究角度;并且把重心放在探究能贯通全局的主线条和寻找关键的证据上。
   这几年来,我一直沿着这样的几种方法来苦苦地探索,终于有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可来向大家汇报。
   对照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所有传世的历史文献而言,我提出的《二零一八宣言》有另一个重要和明显特点之一,就是有它自己鲜明的、系统的、逻辑的近现代历史史观(方法、结论)。我的近现代历史史观将在《二零一八宣言》以后的几篇导读中陆续给予公开。
   而在方法论方面中的一项而言,在我所知道的几乎所有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思想史家如何兆武、余英时、袁伟时、应克复等,无论是有意无意跟绝大多数的人一样,都是沿用仅仅唯一的一种旧有的对错思辩来做他们的历史价值判断。
   (在这里有一点说明,我始终是这样地认为,欲要书写中国近现代史的文本来,首先就解决怎样来写才是正确的写法,怎样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方法才是正确的,关键问题在哪里?方法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如果未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像所有的马克思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尚钺郭沐若白寿彝吕思勉等那样,为了迎合共产党真理部意识形态的需要,不惜篡改历史的真相或已经获得公认的历史解释,编织起共产党的中国通史,那只能是部共产党的神话史。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共产党的神话史由于没有能为任何一个中国人提供以任何一点资知而自行走入了坟墓。因此,在本文中,所有的马克思史学家的中国近现代史观无须考虑进入我们的对手的范围。这样可使缩少本文的篇幅。引自于孟泳新《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一部分》)
   实际上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史观上早就存在着对错思辩与罪错思辩这二种不同的思辩方式的,只是罪错思辩这第二种的思辩方式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人将之运用于包括改朝换代及执政年代的一个大时段上。对错思辩,只是讲,谁说话谁做事正确与否,为何说这种思想这种行动正确与否,或者双方争辩的只是,谁对还是谁错。而罪错思辩,只是讲,谁说话谁做事是否有罪的,为何说这种思想这种行动是有罪的,或者双方争辩的只是,谁有罪的、还是仅仅只能讲是有错的。也就是讲,对错思辩,罪错思辩,这是二把不同的尺度。尽管我没有读完何兆武、余英时、袁伟时、应克复等人的全部著作,但我确定了他们全都没有树立起第二种思辩方式,而我却时时刻刻同时使用了两种不同思辩方式时,故我就有足够的底气去评判他们之过失,指出他们的谬误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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