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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 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 (转载文章)

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 : 对话徐贲 采访:河西 受访:徐贲
   
    前言
   
   勿忘历史。

     
   可是我们的记忆是否真实?这里我们所说的记忆包括我们自己的记忆,也包括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是如何被一种政治力量所曲解的?有没有一段真实的历史?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
     
   还有罪责的问题。当汉娜·阿伦特恪守着旁观者与犹太人之间的身份界限,同时又满怀着捍卫正义的幻想和一睹刽子手真面目的夙愿,向“关押在玻璃亭中的刽子手”艾希曼投去好奇的一瞥时,她的内心之海被一次突如其来的涨潮所吞没了。她努力将眼前这个并不粗野的男子与罪恶滔天的艾希曼分离开来,以极度冷静的口吻,她写道:“如何能分清下级实行上级布置下来的命令是否具有犯罪性质的东西?”汉娜·阿伦特触及了国家犯罪最让人感到彷徨无措的痛处。对军人来说,服从是天职这条人所共知的清规戒律不仅意味着军队中森严的等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完成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使军队中的责任归属问题变成了难以把握的理论盲区。要求上级在下达命令的同时也在下放着法律责任,要求下级同时肩负起监督上级的道德倾向、评判命令正确性的职责显然是不现实的。在驱人去死和因违抗军令而获罪之间相隔着的并不是一念之差的距离,而是横亘着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海。当然,以此来为他们洗脱罪责又肯定使人无法接受。阿伦特的质问使整个耶路撒冷对艾希曼的审判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我们在情感上能够判他的罪,但是在法律和哲学的层面上却不行。如果一定要在他的身上树起一座代表着受难者的憎恨的十字架,那也只能是以色列人报复的脏水,而不能代表法律的精神。
     
   面对现代社会庞大的时间机器,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其中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这种大小悬殊的斗争常常让人感到气馁。作为个体的我们还能不能正视纳粹、红色高棉、“文革”以及原子弹的大屠杀?它们都是现代社会必然的产物吗?面对极权主义卵翼之下的艾希曼,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这种平庸的原罪吗?
   
    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
   
    河西:勿忘历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记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还原历史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汉娜·阿伦特注意到,艾希曼在以色列受审的时候,以色列当局就刻意修改历史记忆。总检察官霍斯纳从以色列国家政治的需要考量,力求把艾希曼案与犹太人卡兹纳案区隔开来(卡兹纳是“二战”时匈牙利犹太人领袖,与纳粹合作,对四十万匈牙利犹太人的死亡负有责任),这种历史记忆就显然因为政治原因而受到阉割,其实这种政治原因的阉割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如果推而广之,除了个人亲身经历的过往之外,我们怎么能判断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是真相而不是修改的历史?
   
   徐贲:我写这本书(转载者注:指徐贲著《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针对的是某一种记忆,我们的个人记忆和公共记忆是不同的。个人记忆形式多样,有照相本、私人书信等等,而公共记忆必须有一个公共领域。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还原历史。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历史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历史,可是我们可以通过说故事的方式试着接触它。任何的历史都是通过叙述来接近的,因为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历史究竟是什么。举例来说,有一部很好的电影,黑泽明在20世纪50年代初、“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导演的《罗生门》。它就是讲这个问题。在影片中,这四个讲述故事的人(脚夫、武士、武士的夫人和强盗),每个人都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Halftruth(半真实的),或者纯粹是Lies(谎言),但是即使是最好的记述,它们也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因为我们只知道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可以排斥一些最基本的Lies:他被杀死了,他的妻子受到了强盗的侮辱等等,但我们无法还原所有的事实。
     这部片子能拿到威尼斯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二战”结束之后,大家都在写“二战”的历史,这部电影就变成了一种寓说。大家从这部寓言化的电影中可以看出,我们除非用叙述的方式,否则我们无法试图接近真相。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永远也到不了它的终点。虽然如此,但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去接近真实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价值观。就像“文革”时候那样,我们不可能完全厘清“文革”时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对“文革”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否则的话,我们根本就无从判断什么是我们值得记忆的事实。比如红卫兵对老师的暴力迫害,如果你把这看做一个正义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就无法继续谈论下去了。
     我在美国上课的时候,很多学生会把故事和历史区别开来,觉得故事是Fiction,可能是虚构的,而历史是History,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History并不等于Facts,任何一个History都是被叙述的结果。所以海登·怀特在80年代写的著作中就提出“历史一定是叙述出来的”的论点。
   
   河西: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历史,确实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阿伦特为艾希曼辩护,认为艾希曼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了极权制度的帮凶,但是也有很多反对者批评阿伦特的草率,提出艾希曼根本不是在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将对犹太人造成灭顶之灾的情况下执行希特勒的“最终方案”的。
   
   徐贲:不要说阿伦特和反对者了,就是阿伦特和艾希曼自己,这两个人的叙述就不同。我刚刚特别强调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艾希曼说自己是没有错的,我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情。他可能在还原历史。阿伦特呢?她所叙述的是这样一种历史观:像艾希曼这样的人都是在纳粹机器中起作用的一个部件,你的行为是带有邪恶的意义的,并不是lnnocent(无辜的)。艾希曼是个彬彬有礼的人,他可以在抗辩的时候引述康德,教养非常好。他说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符合法治国家的道德标准,这法律到底是谁定的?这个秩序由谁确立的?这不是我的职责。我只是按照这个法律秩序来工作而已。你看他的解释,他的价值观和阿伦特的价值观不一样,虽然他们在具体的Facts上并没有太多的分歧。比如说,艾希曼做过些什么事情,阿伦特并没有找出什么新的证据来证明他恶贯满盈。我觉得历史最重要的还不是关于Facts。很多Facts现在也不能公开。我前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是张爱萍的儿子写的,说他的父亲在“文革”的时候遭受杨成武等人迫害,而他们则是在某某某的指示下做的。他们所还原的是Facts,但是这些Facts由于涉及敏感问题、某些人,在现在的情况下还不能谈论。
     我到纽约去参加一些关于“文革”、反右、大饥荒之类的学术会议,我和其他学者的观点会有些不同。绝大多数与会者谈的都是Facts,他们谈的是林彪在“文革”中到底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现在为林彪案也是一个学界的热门。但是一牵涉到Facts,就会牵涉许多人物,事件并不太难记忆,可是谈到人物就会牵涉现有的权力体系,现在的人坐上这个位置,很多都是有背景的,这些人就不能谈,这就是问题所在。照道理来说,Facts是很简单的,苏联解体、东西德统一以后,很多档案就公开了。我在外面也看到“文革”的一批材料也公开了,当然这个程度肯定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
     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记忆牵涉各种各样的问题:事件、人物、制度的限制——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不能谈,“文革”中红卫兵殴打老师的事情,肯定还是可以谈,可是一旦涉及当时的政治人物,就不同了。
   
   河西:个人记忆可能还好一些(虽然普鲁斯特也证明了个人记忆的复杂性),可是一旦与公共记忆挂钩,它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徐贲:对,没有错。我的下一本书也会谈到这个问题。我特别强调公共记忆,因为没有公共记忆的话,记忆是没有生命的。个人不管他记性多好,他都会去世,生命都会终止,生命终止,记忆也就不存在了。他死了怎么办?这个记忆怎么传承下去?在西方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经验记忆是没有办法传续的,就是通过故事也没有办法传续。比如你爷爷告诉你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即使你一字不差地记住了这个故事,你也无法亲身体验你爷爷的经验。你爷爷的记忆不是你的记忆。你只是拿到一个引子而已。而公共记忆就不同了。我和米勒的对话中也谈到,“二战”之后这么多年,纳粹德国的亲历者慢慢都死掉了,下面,记忆该怎么传承?因为在德国,这种记忆成为了公共记忆,所以这种记忆就能够抛开个人的载体,而一代代传承下去。就中国来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当世者一旦去世,这种记忆就不存在了。比如昨天我和我妹妹在苏州,在文化宫,突然放起《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这样的“文革”歌曲,我脑子就“嗡”的一声,觉得不可思议,怎么时光倒转了?真是不寒而栗。当然,现在他们是把这种歌曲作为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来处理的,已经没有当年的政治含义,但是像我这样经历过“文革”的人一听,仍然浑身直冒冷汗。他们可能只是作为消遣,和其他任何的Music一样,但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不可怕?主要还是我们没有建立起一种关于“文革”的公共记忆。
     因为我还有个人记忆,我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可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公共记忆,所以很多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我下个星期会在大学里专门来谈“文革”的怀旧问题。美国有一个作家,写了本书叫《红杜鹃》,在美国获得一片好评,很多美国教授都说她写得好得不得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一张长到面具里去的脸》,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你戴上了一副面具,久而久之,这副面具就长到你的脸里面去。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在美国教她女儿“文革”歌,我不是在道德上责备她,但是这是她成长期的记忆,这种做法很值得怀疑。
     我在下一本书里也会提到一个例子。有一个混血的华人,他妈妈是德国人,爸爸是中国人,他妈妈、爸爸和叔叔都反纳粹,他也痛恨纳粹,可是有一次,他在他的教授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哼了一首歌,教授的夫人狠狠瞪了他一眼,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他哼的是纳粹冲锋队队歌。他从小听到这首歌,就记住了。在洛杉矶,他妈妈买到一张唱片,全是纳粹时期的歌曲,纳粹的歌曲是很有鼓动性、非常激动人心的音乐,他说他很能理解他母亲,因为这是她关于青春时代的唯一记忆。就像一些红色歌曲,对我们的意义和对现在年轻人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我有一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作报告,我一开始并不想提“文革”这个敏感话题,可是人大的朋友却一定要我讲。后来我讲了之后,有一个教授站起来对我说:你说的“文革”的灾难记忆是不对的,“文革”要允许多元记忆,对我来说,“文革”是最好的时候,我当时是红小兵,也不要上课,就像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拍的那样。我觉得这问题很大,任何一个国家当中,灾难都不可能发生在所有的人身上,包括纳粹的悲剧也不是发生在所有德国人身上的,但作为一个正义社会,它必须向正义者倾斜,社会中没有受过苦的人,有责任分担受过苦的人的记忆,这样,社会才能从苦难中得到一点教训。如果我们说,反正社会是多元的,所以纳粹德国的时候我们也可能过得很好,我们的记忆没有那么坏,所以纳粹德国也就可以得到原谅,甚至翻案,那么我们的社会永远不会有教训可言。所以记忆不仅仅是一种Past,它还要让我们学到一点教训。这很重要。施米特在谈到记忆的时候,也用了“教训”这个词,如果记忆只是记忆,那它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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