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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 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 (转载文章)

【编者按】本文为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为纪念自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而作。文中从历史宏观脉络起笔,厘清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世界格局中所处位置,并直接回应了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因本文关乎重大公共利益,我们特别设置全文免费阅读,欢迎转发、参与并讨论。
   
   现代早期以还,地中海文明一马当先,大西洋文明继起,再第次扩张至太平洋文明体系,终于将全球裹挟一体,造成了这一叫做「世界体系」的现代秩序框架。其中,仅就「二战」以来全球秩序观察,其之依然未脱雅尔塔体系,缠绕于霸权秩序与条约秩序,说明世界体系一旦形成,非时代根本有变,否则不足言变。凡此秩序体系,历经三、四百年,渐次砥砺成型,全球伸展,遂为典范,伴随着世界性文明大转型而来,框含起现代世界及其政经安排。它不仅意味着一整套现代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特别是全新的政经安排,而且也是一种文明典范,构成了现代世界的义理结构,铺展出文明论意义上的全球景观,从而,形成了具有全球同构性的世界历史发展脉络及其核心治理结构。晚近三、四个世纪里,笼统全球文明走向与政经实践的,其基本框架,其结果形态,即此世界体系也。
   
   中国的三波「改革开放」,绵延一个半世纪,就发生在这一世界体系之中,跌宕逶迤于自大西洋体系向太平洋体系的扩张之际,并煎熬于此刻印太格局雏形初现时节。因而,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及其「改革开放」,必须回到世界体系中去,在全球史中返身回视中国,方能获致完整印象。其间,以「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为主轴的「双元革命」,贯穿始终,蔚为经纬,而以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特别是正在中国上演的最后一役,演绎着「历史不终结」的恢弘壮剧,并必将为此长程历史作最后的收束。

   
   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及其「改革开放」,必须回到世界体系中去,在全球史中返身回视中国,方能获致完整印象。
   
   
   一、八大问题、转型四系与双元革命
   
   
    十六世纪晚期、十七世纪初期以还,伴随着荷兰的现代进程与英国革命,世界不期然间逐步迈入这个叫做「现代」的时代,而有一个现代秩序、现代文明与现代世界的发生论。其间,从地中海向大西洋两岸扩展,再推及全球,递次出现而解决、对于现代世界的创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概莫八大问题,而以八场政治革命的方式完成,启动和迎应的是近代世界性文明大转型,最终形成了上述双元革命格局。两个国家版本,搭伴联袂,前后脚来到人世,演绎出人类群体生活治理体系的两个世代,而二位一体,于提炼国家理性与民族理想之际,弘扬公民理性与公民理想,基本底定了这个叫做现代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由此造成完整的现代秩序和世界体系。这是全球范围内最为宏大的人间景观,蔚为三、四百年来最为重大的地球事件。
   
   凡此八大问题,或者八大案例,依其顺序,概莫「英国问题」、「美国问题」、「法国问题」、「德国问题」、「西班牙问题」、「俄国问题」和「中国问题」。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转型,规模既宏,进程跌宕,自成一脉。其中,「英国革命」开启现代端绪,主要讲述的是古今之变。 「美国革命」以自由人的选择自由和自做主宰的人权,于撕裂甚或摧毁母邦大英帝国之际,而另立新国。 「法国问题」及其「大革命」,源自从路易十六开始的改革,却因旧制度不恪重负,导致最终崩盘。此后德、俄转型,另有跌宕,至为惨烈。除此之外,还有一脉典范,不妨名曰「西班牙问题」,包括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智利,或许还可算上韩国与中国的台岛,乃至于今日的缅甸,所讲述的是独裁者在专政最后时光逆转历史,或者,顺应历史,亲自主导了民主进程,实现和平过渡。像智利的皮诺切特、希腊的帕潘德里欧、西班牙的大独裁者弗朗哥,以及中华民国政体下的蒋二世,都是这号人物,例属这一类型,不妨统称为「西班牙革命」。
   
   上述八大案例,归纳起来,实为四个系列,可谓「转型四系」,或者,「革命四型」。此即英美一系的「英美型」,德意日一系的「德国型」,法俄中一系统归「法国型」,以及「西班牙型」。凡此四系,庶几乎描摹出这个风云跌宕大时代的完整图景。非洲大陆与拉美诸族,超愈一个世纪的变革转型,生聚教训,不出上述四型笼统。
   
   这一、两百年里,中国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中国问题」,一个世界体系背景下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问题」,既是构成此刻这个世界体系和世界历史本身最为核心的元典性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近代大转型最为典型而复杂的案例。在此,近代中国的大转型是中国历史逻辑自身演绎的必然结果,接续策应的则为地中海文明与大西洋文明的历史进程,而汇入并推展为太平洋文明时代的宏大格局,并有望于未来以中国文明的在境性思考为此普世大转型收束,收归于下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役。
   
   「中国问题」统归于「法俄中」一系,就在于其政治革命的狂飙突进,不仅时段延绵,而且惨烈异常,尤以俄中为烈。另一方面,就转型半途跌宕而后「重启改革」而言,则与德日一系分享了历史进程「断而后续」的特殊性。德国于「1871」奠定国家形制,却不幸搅合于两次「大战」,实为歧出,直待「1945」和「1990」,方始接续,重新出发。故而,1945年后的日本是回到明治再出发,德国则回到魏玛、回到俾斯麦,一如「1978」的中国回到「1911」,回到「1945」,甚至于回到「1860 」,采取的都是「向后倒退向前进」这一曲折进路。同时,中国已然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中经辛亥光荣革命,而后内战酷烈,却又类似于英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再者,放眼大中华,则台岛转型启动于独裁者晚年基于无可奈何的自觉,循沿的仿佛是西班牙一系的轨迹。凡此种种,反映了「中国问题」及其大转型的超级复杂性,由此而有下文将要论述的「最后一役」的复合性质。
   
   第四场战役,同样是「文野之别」,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冷战」,发生在左翼极权国家与自由民主联盟两大阵营,以前者的彻底崩溃而告终。图为柏林围墙。摄:Patrick Piel/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二、五场战役
   
   
   在此浩瀚进程中,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哲学逐渐成长,并因其抉发人性,张扬理想,对于「自由在于分享公共权力」这一人类合众群居的根本问题做出了有效体制安排,遂应时顺势,其势汹涌,其力澎湃,历经五场战役,终于塑造出了这个现代人世,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合理而可欲的人间秩序。
   
    第一场战役,「古今之变」,行进于英法革命与美利坚建国进程,抽绎出自由主义的人性观念,提炼出关于惬意人生的基本理念,铺展开来了立宪民主的内政框架,特别是宪政安排的政治技艺,于古今之变中作育新型人世。由此奠立了「民主国家—自由立国」的思想和政治基础,而以其人道意义与政治典范性,引领这个世界走入真正现代。关于「现代中国」的道德憧憬和政治想像,包括已然落地台岛的政制实践,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笼统,均为这一西潮汹涌拍岸的飞溅浪花,也是世界性民主大潮的华夏善果。
   
   第二场战役,「海陆之战」,表现为「一战」的惨烈起落。当其时,英法自由放任式经济体系与普鲁士组织化国家主义短兵相接,势不相容,遂一决高下。某种意义上,就帝国争锋来看,这是发生在陆上容克贵族式帝国主义与海洋霸权国家之间的博弈,蔚为海陆之争,也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殊死较量。就其帝国之战的性质而言,将「一战」称为帝国主义内部的一场混战,而「春秋无义战」,也有道理。但是,战后四大帝国解体,魏玛共和诞生,从而得谓自由主义的胜利,却也是事实。否则,后果更且不堪。不过,自由主义的惨胜,成果有限,而埋下第三、四场战役的隐患。
   
   第三场战役,「文野之别」,以「二战」为主战场,并间歇延宕至1970年代中后期。这场反法西斯与抗击纳粹之战,捍卫的是历经忧患方始建立的自由民主政治,所要超克的是现代性的野蛮性,终于以再度重申人权和自由的至高无上告终,并建立了沿用至今的全球秩序、世界体系及其基本规范。至于1970年代中期西、葡诸国与东亚部分地区相继从右翼极权纷转为立宪民主政体,则为其余脉,于时隔三十年后,轰然回响,而大厦倾矣。若说教训,则「二战」的最大败笔在于,为了击败法西斯和纳粹,乃与苏俄合作,以至于养痈遗患,灭小贼而肥大寇,不得已后来以冷战终结,这才人间晴晚,天道好还。战后差不多半个地球的苦难,数千万人死于左翼极权暴政,远超「二战」本身,皆源于此。
   
   第四场战役,同样是「文野之别」,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冷战」,发生在左翼极权国家与自由民主联盟两大阵营,以前者的彻底崩溃而告终。其所再度撬动的现代世界的文野之争,以自由民主政体的人道对抗全面专政的暴蛮,并终于赢得胜利,再次证明了自由主义所迎应抉发的人性善良之不可凌辱。曾几何时,苏俄式嗜血极权政体,凭借「人为的辩证法」,施行全民人身强制,厉行书报检查,于说明和论证自认铁律的历史辩证法之际,用大墙和铁牢来印证。亿万众生,无名无姓,分纳于敌我阶级的框格之中,随其起舞,成为这出闹剧的缤纷道具和通向虚幻历史愿景长旅上的道道枕木。铁桶之内,不仅「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不行,就连「内心的流亡」也不准,文明遂在一夜之间溃退。因此,冷战结果以共产极权的一夜崩溃结束,不仅是自由保卫战的胜利,也是文明的凯旋,更是人性不屈的颂歌。邓公南巡发生于1992这个时间节点,此为所谓「大环境」的重要因素。而此后以局部让利于民和有限容忍市民生活的方式获得政制回旋余地,乃至于反不学好,却渐次发展成为「大数据极权主义」,同样在于以苏为鉴,取其偏也。近年来左派文人以「学习型」状述其政,说对了一半,就在于只学有利于专政保存之术,而了无皈依人道普世大道的向善之德。若论晚近危害华夏最烈者,莫若苏俄与日寇,如陈寅恪先生当年之预言,证诸青史,不予欺也。
   
   第五场战役,也是最后一役,正发生于此刻的中国,以华夏为舞台,综含上述诸战特质,并叠加上「中西之争」。首先,在内政层面,它是中国近代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指向民主中国与宪政中华,与曾经的「日耳曼-斯拉夫式」野蛮性的对决,已见诸港台民主法治的局部善果,而势亦必铺展为华夏秩序。当下胶着,野蛮性再度发作,遂令举国焦灼。其次,就世界体系来看,它是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与中国式「大数据极权主义」和「威权资本主义」的决战。后者以党国统驭,君临天下,绝对垄断一切权力,对于国民财富进行无度汲取,奉钳口政策为维稳第一要务,造成了「党国一体、党政一体、军政一体、经政一体和君师一体」的窒息局面。而五位一体,笼罩全民,其势愈炽,长此以往,将了无希望。故而,较诸前此四场战役,这场最后一役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合性质。说白了,就是华夏文明不甘曾经的日耳曼-斯拉夫式蛮力,而回归文明传统与普世大道的奋力反抗。若说「惊涛骇浪」,莫此为什,其能阻挡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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